“诗圣”与文士性格的塑造

宋代学者称杜甫为“圣于诗者”，这主要是指杜甫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把他视为“集大成”者，是位无体不工、无美不备的诗人。到了后世把杜甫简称为“诗圣”，突出了其道德含义（郭沫若在为杜甫写的对联中称杜甫为“诗中圣哲”也是此意），当然这也符合杜诗中的儒学内涵。

“诗圣”的名号，使得杜诗所确立的“忧国忧民”精神逐渐成为了主流理论。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否赞成，但都不能不承认诗歌写作应该反映现实和关注国家与人民的命运。南宋诗人就说：“忧时本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这是赞成诗人应该忧国忧民的；也有不赞成的，明代的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提倡个性解放，不同意诗人应有“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他在《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中说“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仔细咀嚼诗意，可见袁氏虽然不赞成此说，但还是把“忧君爱国”看作当时诗歌创作中大多数诗人所遵循的原则。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杜甫对后世士人影响之深。

诗歌创作乃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日常功课之一，如钱锺书先生所说，是“社交活动的必需品，贺喜庆吊丧，送往迎来，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见《宋诗选注·王安石》）。要学诗，必须读诗，古代学子读完“三百千”三本小书后，就要学诗了。除了一些初级作品（如《千家诗》）外，他们平常接触最多的当属杜诗。因为杜诗中规矩井然，学有规范。如应酬中大量运用的律体诗，如五律七律，当以杜甫写得最好，很少率意之作；

科举考试中用的试帖诗可以模仿杜集中的“五排”，（杜甫以后，很少再有诗人写出像杜甫这样多的高质量的“五排”了）。对杜诗的广泛的模仿从宋代就开始了。书商为了满足这个社会需求，还把杜诗分类编排，给模仿者以便利（杜诗的“分门集注本”一直流传到现在，民国期间，商务印书馆曾影印，编入“四部丛刊”）。这样，杜诗中的思想感情必然会从阅读的渠道渗入到士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去。因此，说杜诗对后世文人士大夫性格的塑造产生影响绝不是夸诞之词。正是由于这种需求，历代的文人学者也热衷编纂、校订、注解、选编杜诗（在诗人个人选注中占第一位传世与存目近千种），坊间也乐于刊刻，可见它是畅销书。从这些都可以看出杜诗在古代社会中普及程度。

中国人普遍缺少宗教信仰，更少宗教感，蔡元培先生倡导用美育代替宗教。中国优美的文学传统、特别是古典诗词对读者思想情感的陶冶力量是很难估量的。杜甫诗发扬了儒家思想中富于伦理价值的思想，于陶冶之外还有教化作用，对古代读书人有很大影响；施之于今日的教育之中，也当有积极意义。

（选自《博览群书》）

严东生：道是无机却有情

许琦敏

2016年9月18日，我国著名的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中科院院士严东生先生在上海去世，享年98岁。

上世纪50年代，他研究各类金属材料的耐腐蚀、抗氧化无机涂层和无机高温材料的制备等，使我国飞机发动机的寿命成倍提高；60年代，他研制新型扩散涂层材料，为我国各类卫星的姿态控制开发了关键材料和部件；70年代，他倾心发展特种无机复合材料，为远程导弹突破再入热障难题、发展洲际导弹提供材料基础；80年代，他不断完善学科布局，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从材料科学角度出发的研究网；90年代，他预见到纳米级无机材料的研究，将成为一个重要领域，又朝着这个方面开拓。

80年代初，科学的春天刚刚到来，为重新建立一套适合国民经济发展的科研管理制度，作为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在细致调研的基础上，他领导建立了一套依靠科学家的评审制度，坚持公平、客观、择优支持的原则，明确规定不得有任何行政干预，这为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工作体制的建立、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1978年，严东生参加中科院访英、瑞典代表团，访问期间签订了中科院与英国皇家学会的合作协议，以及与瑞典皇家科学院及皇家工程科学院的合作协议。1979年严东生推荐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第一位赴英国剑桥大学的访问学者，此后又陆续派出多名去联邦德国、美国、日本等国的访问学者，这些人回国后大都成为新一代的学术骨干。

1983年，严东生了解到，西欧核子研究中心L3组的丁肇中教授由于建造L3探测器中高分辨率电磁量能器的需要，要生产一万多根23厘米长的BGO晶体。当时，国内外尚无人能生产出这种无缺陷、大尺寸的晶体。但严东生决定接受丁肇中教授的要求。他大胆改变该晶体的生产方案，经过三年的努力，完成了从实验室成果到大尺寸晶体批量生产的开发工作，保证批量晶体的质量与成品率，使上海硅酸盐所成为世界上BGO产出规模最大、质量可靠、享有信誉的单位。这个合作成了我国科学史上通过国际间科技合作促进我国科技研发能力的一个经典案例，在此后的20多年中，不断推动着我国在闪烁晶体领域的进步，并形成了一个几乎是独占性的产业。

两年多前，严东生在爱妻孙璧媃的追悼会上，颤抖而坚定地轻声说道：“璧媃，你先安心去吧，在那边等着我！”在严东生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怀着与爱妻重新相聚的念想。

孙璧媃与严东生同窗，是燕京大学化学系的才女，在光电化学领域颇有建树，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应用化学系的教授和第一任系主任。当年，严东生与孙璧媃同时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为了照顾儿女、老人，孙璧媃不得不放弃学业和事业发展的机会留在国内。严东生回国后，由于科研事业的需要，经常东奔西走，孙璧媃总是用温情和毅力，支撑着家庭，让丈夫可以放心施展才华。谁又想到，她还是严东生学术上的“充电器”。平时，孙璧媃读书的时间比严东生多。严东生回家后，除了日常生活外，在专业理论，尤其是物理化学方面，常找夫人作顾问，相互切磋，相互“充电”。

（选自2016年9月26日《北京青年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1946年，严东生获得了留美奖学金，先去了纽约大学，后转入伊利诺大学。3年后，新中国成立，严东生放下了一切，回到了祖国。

（骆新《两院院士严东生：人生辛苦半九十》）

②“璧媃也是研究化学的，退休前是上海交大的化学系主任。我们早过了‘钻石婚’啦，这么多年的共同生活让我感到，一个和谐的家庭，对人的状态有积极的影响。”

（《严东生采访录》）

丝绸之路艺术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资源

赵玉敏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正在改变亚欧和东非地区的经济格局，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与以往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有所不同，“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有地缘优势，而且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丝绸之路，既是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商业贸易路线，也是东西方之间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有交流就会有碰撞、有融合、有创造，丝路艺术就是在碰撞、融合、创造中产生的极其宝贵的人类精神财富。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暴露出创意缺乏文化底蕴“拔不了高”和设计不懂国际语言“走不出去”的问题，难以满足产业持续发展的需要。丝路艺术是因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艺术交流而逐渐形成的艺术形式，具有与世界相融合、与商品相结合的特点。在信息技术变革带来人们消费习惯变化，文化不断融入社会生产生活各个环节，艺术作品与消费产品边界日趋模糊的条件下，有着深厚背景和丰富积淀的丝路艺术将为我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丰富的资源。

丝路艺术是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运用了东西方的艺术语言，融汇了东西方艺术的精华，是国际化的艺术形式。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与商品贸易同时进行的还有艺术交流。古代印度、希腊、罗马、波斯甚至是埃及的艺术都曾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丝绸之路上与中国艺术相遇，其间有过矛盾与冲突，也有妥协与取舍，最终形成了能够为各方所接受的艺术形式。

丝路艺术很早就实现了艺术与商品的结合，艺术随着商品实现了传播，又提升了商品的市场价值，是产业化的艺术形式。考古发现证明，早期中原地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铜镜等“奢侈品”，输入的商品多是青金石、和田玉等珠宝玉石和珍贵的皮毛、香料。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东西方贸易日渐繁荣，商品流通量激增。出于拓展海外市场的需求，在保持传统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在外销商品上开始出现了具有异域风情的艺术装饰，并逐渐传递到日常的应用当中。以东南沿海地区的“外销瓷”为例，从唐代开始，在专为外销而制作的瓷器中，就出现了为满足国外客户要求设计的独特造型和图案纹饰。这些融合了中外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的造型与纹饰，不仅使外销瓷深为各国人民喜爱和追捧，也影响了此后宋元明清时期制瓷艺术的发展，推动我国瓷器艺术不断攀上新的高峰。

开发利用丝路艺术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应该尊重市场规律，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道路。丝路艺术吸收了东西方艺术的精华，它的艺术语言具有跨文化的特征，又与商品贸易有着紧密的联系，恰好弥补了我国现阶段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短板，开发利用价值高，市场前景较为乐观。但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要注意，既不能盲目复制，也不能简单仿制，修修补补出不了受当代消费者欢迎的商品，因为它毕竟与当代社会有着历史的重重阻隔。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审美观念和生活需求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该从丝路艺术中汲取的是融汇了东西方精华的艺术元素和与日用商品紧密联系的设计思想。

当前，信息技术的兴起为艺术与产品的结合带来了新的可能，在越来越重视设计的时代，如果能够把丝路艺术的某些图形元素和造型元素运用在产品设计上，无疑会迅速而有效地提升“中国设计”的国际化水平，使“中国设计”更快捷、更广泛地融入世界商品贸易市场。

当然，单纯地提升设计水平，并不意味着市场份额会随之自动增长，要赢得市场还需要品牌的支撑和制造的支撑。几十年来我们在制造业方面积累了全球领先优势，但还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把历史留给我们的艺术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设计制造优势，推动文化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2015年5月31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