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机材料大师严东升：生而为国

2016年9月18日早上5点56分，世界著名材料科学家、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奠基人、两院院士严东升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8岁。严东升去世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官网首页用1/4版块推出醒目的“沉痛悼念严东升先生”专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严东升欣喜若狂，迫不及待想要回到祖国，以了“矢志科学，许身报国”的心愿，1950年2月，他中断了博士后研究历经周折回到祖国。

严东升先生是中国当代无机材料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七十多年来，他始终将自己的科技实践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无机材料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发展设计着蓝图并积极实践。

刚一回国，严东升就马不停蹄赶往开滦化工研究所着手耐火材料的研究，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亟须重工业的崛起。1954年，严东升被委以重任，解决包头钢铁厂原料——包头铁矿石含氟量高给高炉炼铁带来的严重问题。其间，大到宏观组织调控队伍，小到研究数据的精确统计，从车间到实验室、办公室，严东升都亲力亲为，巨细无遗，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严东升参与创建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这里，他把科研方向从传统硅酸盐材料研究调整为先进无机材料科学指导下的新材料研究，主持研究的陶瓷基复合材料，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严东升先生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个科技规划《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工作。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主持开展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严东升一生简朴，“不管在哪儿，你都能看到严先生西装革履，穿戴整洁，但你绝对看不到他穿名牌，都是非常普通的衣物”。但他对青年学子和科研教育的出手却“阔绰大方”。严东升的第一个博士生高濂在悼念恩师时说：“1996年，严先生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领完奖回所后到我办公室，拿出奖金支票和一沓银行的定期存单，有到期的，也有未到期的，有严先生名下的，也有师母名下的，看得出来是拼凑的。他对我说，这里一共20万元，交给所里，作为创立‘严东升奖学金’的款项，帮助贫困生。”

他一生关心和提携后进，乐于、善于发现和支持富有创见的年轻人。他鼓励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优秀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在如今的材料科学领域里，活跃着一批他培养和指导的学生及科研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严东升留给后人的，除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摘编自龚新叶《环球人物》)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1989年毕业那年很多人都选择出国，严东升反复同他讲，国内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国内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留学期间严东升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严东升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董纯蕾《人生辛苦半九十：追忆“双料”资深院士“完美大家”严东升》)

禁指

斯继东

好像是北京奥运会之后吧，来看曾先生的人忽然多了起来。除了弹琴的弄音乐的，还有搞书画的，自称作家的，报社电视台的，后来甚至还来了当官做生意的。

各种回绝。曾先生有点烦。你看他们是真心喜欢琴吗？一个个穿戴得今不今古不古，三不像六样生。曾先生说。

还有，我什么时候变成大师了？一夜之间我怎么就生出这么多的徒子徒孙啊？还不是拉虎皮扯大旗，行坑蒙拐骗之实？曾先生说。

一只手明明有五个指头，为什么要立一个禁指，他们知道吗？曾先生说。

禁指就是小手指，曾先生从来不让它碰琴弦。

《说文》上讲，琴者，禁也。立一禁指，就是告诫世人，要有所为，更要有所不为。曾先生说。

生气归生气，人来了，曾先生照例还是客客气气。这其中，小余于曾先生是个例外。曾先生在上海时，读大学的小余是琴听得最多的一个。曾先生一人一琴回乡后，俩人便断了音讯。某一天，小余忽然寻到了桃源村，问他说是辞掉银行工作回会稽开了家琴行。之后小余就成了常客。每年中秋过年两节必到，平时来也从不空手。小余来曾先生都留饭，我得加一荤一素，曾先生也会多喝一汤碗黄酒。老一小端着酒碗，不聊别的，就聊琴。

讲得最多的是《文王操》。

曾先生这些年翻来覆去在打的古谱就是《文王操》。据曾先生讲，古籍中就有周文王渭水之滨访吕尚而作《文王操》和孔子向师襄学弹此曲的记载，之后历朝历代文士琴人的诗作琴论中每有提及。重奏此三百多年前的绝响，一直是近世琴人的梦想。但《文王操》有据可考的曲谱有十多种，各种版本曲名不一、段数不同、曲调相异、或有辞或无辞。这中间的甄别、择选和揉合，远非简单的打谱所能一言道尽。面对这块无处下嘴的硬骨头，诸多琴人不是望而却步便是半道折返。这抱憾的琴人中，就有曾先生时时念叨的师傅张先生，是他把晦庵古琴传给了曾先生。曾先生总说自己是在混吃等死，要说有什么心事未了，那大概就是《文王操》了。

曾先生终于把《文王操》打好了。曾先生抚《文王操》，收声后曾先生问我好听不好听，我说好听。

可我说好听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弹琴。

曾先生笑笑，说，会弹勿会弹不要紧，琴是弹给会听的人听的。

同一年的秋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些事体。

我陪曾先生去体检，曾先生说一带两便，让我也做做。过几天去拿体检结论，曾先生没事，倒是我查出了问题。曾先生拿了我的化验单去问主任医生，问了很长时间。出来曾先生只说有几个指标不太好。

小医院靠不住，我们去上海看看。曾先生说。

我不答应。

我带你去嬉嬉外滩，看看东方明珠塔。曾先生说，顺便查一查，放心些。

曾先生平时不太用手机。这次找出电话本打了不少电话。

小余开的车。送到医院，一切就都由不得我了。曾先生托了熟人，住院部住下来后，请了上海最好的医生做手术。临了大事，曾先生照旧泰悠悠，不慌不张。我要给我儿子打电话，曾先生拦我。手术前后，曾先生一步勿脱守在床边，怕不周到，还请了个陪护。虽然请了陪护，事情曾先生还是抢着做。

原来曾先生也不是只会弹弹琴。

“这么久没摸琴，你都屈煞了吧？”我问曾先生。

曾先生呆得呆，说：“还好还好。”

前前后后住了一个多月院。曾先生没食言，出院后当真带我去嬉了外滩，爬了东方明珠塔。在塔前，我俩还合了个影，是曾先生提议的。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曾先生也是第一次爬东方明珠塔。

归到家的那个晚上，曾先生破例没有弹琴。

第二日一早扫尘时我才发现，琴不见了。

我慌急慌忙喊曾先生。曾先生无事似的答了句：“你住院期间，我托小余把‘晦庵’卖了。”

什么？我杵在那里。

“秀琴啊，”曾先生喊我一声，“人也好，琴也好，总有一天是要脱手的。”

我的眼泪水又一次不争气地汆了出来。

那天早晨，曾先生又跟我提起了张先生。他说张先生惜物却又不恋物，“文革”初期，前明陈圆圆琵琶被砸，“虎啸龙吟”被盗，张先生淡然一笑：“这天下都今天你明天他的，一张琵琶一床琴又算什么？”曾先生说，张先生的书房里挂有马一浮先生的一幅字，其中有两句他近年总会时不时想起。

我问哪两句。曾先生破例用普通话吟了出来：“他日移居山溪里，取琴为我召阳春”。

之后，一直到过背，曾先生的手指再也没有碰过琴弦。

（选文有删节）

复旦大学在建校110周年的校庆日当天发布了新版形象宣传片《To My Light》后，被眼尖的网友指出抄袭了日本东京大学2014年的宣传片《Explorer》（探索者），被截取的类似视频一经传出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谴责复旦的不地道。

复旦大学作为中国的名牌高校，在建校11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其学校宣传片竟然抄袭日本宣传片的创意，这让中国人情何以堪？难道连复旦大学这样的名校也只会靠抄袭别人来凸显自己吗？对此很多人不禁要问：我们中国人只是擅长抄袭吗？我们的诚信在哪里？

说到诚信，最近关于中国在美留学生的两则新闻，更让我们难堪，也更让我们反思：中国的教育为什么没有教会我们诚信？一则新闻是美国检方5月28日对15名中国学生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等考试中采用欺诈手段，收买枪手替考。如果被控罪名成立，这些中国学生可能面临几十年监禁和几十万美元的罚金。

另一则新闻是BBC中文网5月28日的报道，文中称2014年有大约8000名中国留学生被美国学校开除，其中不乏在常春藤名校就读的学生。而被开除的原因，该报告称学术不诚实的比例占到22．98%。由这两则新闻再看看复旦大学涉嫌抄袭的宣传片，我们是否能从中找到一些因果关系？中国学生不诚实，中国的教育机构应该承担很大的责任。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学生敢在美国造假？原因很简单，因为造假对中国学生来说真的很平常。想想我们自己在中国受教育的经历，我们会发现很多造假的事情：为应付上级的检查，学校会要求学生造假；为了学校之间的考试比赛，老师会安排学生相互抄袭；在学生之间内部相互抄袭、找替考更是经常发生的事。要么是学校让学生造假，要么是学生自己造假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在这种教育环境中，中国学生很自然的将“造假”当成了家常便饭。

教书育人的教育机构竟然教唆、支持学生造假，这是多么可悲的事!中国学生将在中国养成的习惯带到美国，所以上面两则新闻的悲剧也就发生了。其实不止学生，中国整个社会都在面临诚信缺失的问题，因此造成的社会矛盾数不胜数；这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正常运转，让中国人的生活烦躁不安。

诚信问题应该到了重视、解决的时候了。我们看到，中国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明礼、诚信”的价值宣导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里都能看到，这当然是好事；但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要从学校坚守诚信开始，只有学校真的变成了“明礼、诚信”的典范，学生们才能在学校的耳濡目染中养成诚信的习惯，形成诚信的品格，并将这种品格带到全社会。

由此，我们再看复旦大学宣传片抄袭事件，不得不说这对宣导诚信的中国来说是一种严重的伤害，对广大的中国学子来说这也是一种极其不好的示范。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希望复旦大学以此次事件为警醒，沉痛反思自己的行为；在以后的作为中，坚守教书育人的职责，树立起“诚信”育人的典范，将诚信的价值观传导给一代代的学子，也为全社会带来“诚信”的正能量。

选自《中国教育为什么没教会我们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