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正如学者所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固然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而是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摘自2014年01月06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杨绛：带着有香气的灵魂回家

崔滢

“聪明年轻的一代，只图消费享受；而曾为灵性良心奋斗的人，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灰心绝望，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空虚。上帝已不在其位，财神爷当道了。人世间只是争权夺利、争名夺位的‘名利场’，或者干脆就称‘战场’吧。”

这是杨绛先生鲐背之年写下的句子，她把现代很多人为之挣扎的地方叫做名利场。而她自己则早已从中跳出，那里发生的一切在这位大家面前都是浮云，仿如看戏。

“我想，只有修得了大自在的人，才能把名利二字看得如此透彻，摆脱得如此干净。”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说，“文明的社会既需要斗士，也需要智者。而实际情况是做斗士易，做智者难。”

①命运给了她105岁的寿数，却没有对她心慈手软。即便如此，这位有着轻柔南方口音的女先生将这些痛苦当作了修炼。

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三反运动”中，一场突如其来的批斗曾落在杨先生头上。正值中年的她思考了很多：“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遭受一场意外的打击，杨先生却将之看作很好的磨练，又让自己的修养上升一个境界。她曾说：“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杨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灵魂的香气仍存在于她的著作中，毕竟，她被命运磨练得不少，也收获了不少。

20世纪给了杨先生太多悲欢。既与所爱之人共度一生，被钱先生称为“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又把女儿钱瑗培养成了“生平杰作”。然而，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两个人在两年内先后去世，“我们仨”走散了。

在杨先生80多岁时，曾经幸福的家只剩她一人，但杨先生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投入全部身心翻译柏拉图对话集中的《斐多》，并在2000年出版。

该书中，苏格拉底说：“灵魂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除了自身的修养，什么都带不走。”不灭的灵魂是杨先生所相信的，也是她的读者们愿意相信的，她在另一本书中说：“痛苦的意义只能是对不灭灵魂的修炼，否则生活就是没有意义的。”

原来这一切悲苦，都是对灵魂的修炼，让它能带着足够修养“回家”。但如果灵魂被腐蚀，兴许会散发臭味而不自知。如杨先生所说：“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顾及其他。也许到临终回光返照的时候，才感到惭愧，心有遗憾，可是已追悔莫及，只好饮恨吞声而死。”

百年修炼，杨先生保持了内心的自由和平静。她深居简出，悉心整理钱先生的手稿，并最终出齐皇皇72巨册的《钱锺书手稿集》。在104岁时，她还在写“杂忆与杂写的补遗”，并对自己的小友说，“还是要东想西想才好玩”。

在德国教授莫律祺看来，杨先生是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的结合，她有积极的世界观。他与妻子莫宜佳（《围城》的德语翻译者）对杨先生有个生动的总结：“先一个跟头翻到九霄云外再回归现实，再次启程前往新岸，②在堂吉诃德和桑丘、在美猴王和猪八戒之间来来往往。”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先生的处世态度，也是真实生活的写照，即使到生命的最后，她跟死神也不争--她嘱咐，如发生意外，医生不要抢救。于是，今年5月25日凌晨1时30分，那带着香气的灵魂平静地出窍，“回家”了。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最近《南方都市报》记者只花了700元就买到了同事包括名下资产、乘坐航班记录、网吧上网记录等个人信息。如果说这是当前个人信息泄露状况的极端展现的话，那么日常生活里，信息泄露使人们因处于这种“信息裸奔”之中而变得麻木。

这种“麻木”事出有因。南都记者曾向誉方求助，警方也难以给出直接的解决方案——治理个人信息贩卖的薄弱可见一斑。除了个别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恶性案例，多数时候个人信息保护处于一种低效的窘境。

个人信息保护的缺失给整个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带来了诸多隐患。有关专家在谈及国家应尽早启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时就提出，如果没有隐私保护，人们可能就不愿意上网，也不愿意推动“互联网+”进入各行各业，这对于国家推动“互联网+”战略不利。就此而官，避免“信息裸奔”理应成为实施“互联网+”的基础。

（摘编自《个人信息裸奔的互联网社会难以走远》，2016年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2015-2016网站漏洞可致人信息泄露情况对比

2016年网站漏洞可能致泄露个人信息规模各月分布

（源自补天平台《2016年网站泄露个人信息形势分析报告》）

2016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将对许多网上行为设立实名认证，旨在给网络营造一片安全、诚信的“清爽”空间。

近年来，随着网络乱象频频出现，实名制已成大势所趋，微信、微博、支付宝、铁路12306等软件目前均已设立实名制门槛。此次网络安全法的实施，无疑意味着实名制的全面到来。匿名环境下，有的网友会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而不担心承担后果，导致谣言、诈骗以及各种语言暴力横行。实名制提供了基本的追溯机制，使得网络空间的行为不因技术的虚拟性而陷入无法追踪、无法追责的混沌状态。此外，实名制也能让种种违法违规和不诚信行为付出应有代价。

（摘编自新华社《网络实名制全面到来，如何保障我们的虚拟空间更“清爽”》，有删改）

要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网络实名制的纲领性规定进一步制订和完善相应的实施细则。针对网络侵权案件可能遭遇的执行难困境，可组建和利用专项民间基金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补救。当前，“身份证号码查询系统”是各领域在认证身份信息时普遍应用的系统，因此，要努力提高网络运营者的技术水平，实现“身份认证系统”与网站后台数据库的有效衔接。目前，《网络安全法》以及其他针对实名制的管理法规中，主要是对网络运营者的责任作出规定。在责任承担主体方面，应既包括网络运营者，也包括没有实名认证的人；在责任的追究方面，既要让网络运营者承担有限责任，又要以具体情形为根据，追究违反网络实名制的网民的责任。

（摘编自贾登勋、杜一冉《我国网络实名制的困境与出路》，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