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认为，认识含有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要素。感性是接受印象的能力，知性是规则的能力，理性是原理的能力，它们一起构成人类认识的完整结构。康德的这一划分，揭示了认识的基本层次，确立了理性的至高地位。西方的哲学思维方式本质上是理性主义，而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却与其迥然而异：它无疑也含有理性主义的因素，但并不归结为理性主义；它较注重悟性、直觉和体验，但又不归结为非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它在本质上更具有“悟性”的色彩，是“悟性主义”。。

儒家的“格物致知”，通俗地说，就是用既有的思维尺度、框架去衡量、测度对象。只是这种把握绝非理性主义，它更具有“豁然贯通”的悟性特色。“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由此可见，在孔子看来，如若过多地理性思考，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往往反致迷惑。老子的“玄览”，概括了道家的根本思维方式。“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从最超验的层次对事物的一种整体性的观照和透察。超验即要排除一切感性经验、语言概念和欲望，保持内心的清静和安宁。只有如此，才能做到“常无欲，以观其妙”。

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是中印文化融合的产物，又吸收了儒家特别是道家的要素，凝聚了中国乃至东方悟性思维的精华。在佛家看来，“开悟”是修行之目的，而“菩提”为所悟之智，“涅”为所悟之理，佛及阿罗汉则为所开悟者。佛教义理对“悟”或“了悟”有甚为精密、详尽的研究和解说。依所悟之程度，将悟分为“小悟”和“大悟”；依所悟之迟速，将悟分为“渐悟”和“顿悟”；依所悟之途径，将悟分为“解悟”和“证悟”（由理解真理而知者为解悟，由实践修行而体得真理者为证悟）；依所悟之主体，将悟分为“悟自”和“悟他”，更为重要的是，佛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一整套系统而完备的了悟的方法，堪称无数佛教大师和佛教徒通过世代刻苦修行实践所取得的丰富的悟性体验的结晶。这种悟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特质尤其在中国禅宗中得到典型的充分的呈示。

中国传统哲学的悟性主义思维方式在儒家、道家和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悟性理论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和鲜明。总体上说，以儒道释特别是中国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悟性思维方式，完全超出了康德所划定的“感性、知性、悟性”的认识框架，超出了康德将理性视为认识的最高形式的观点，从而也超出了西方意义上的“哲学”范畴本身。因此，感性、理性、悟性应是人类认识所固有的要素，它们都不可缺少。

（摘编自侯才《论悟性——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和特质的一种审视》）

党的十九大提出“城乡融合”的新方向，为乡村振兴的“质变”吹响了有力号角。城乡融合，绝不只是图纸上将城与乡圈在一起，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要素的双向流动。当那些曾经让城市繁荣起来的要素能以比较低廉的成本顺利进入农村发展进程，乡村振兴就不会是一件难事。在江苏，去昆山朱浜村游玩的人，总会为那里的转型升级叫好。多年前，那里还满是砖瓦窑；改造后，古窑变成了有咖啡馆、文创市集、乡村书屋的公共文化空间。水乡风貌仍在，但发展的基因变了，文化、、人才、商业、创意，借千年水道进入，汇聚起新的发展动能。

去年，江苏在全国率先启动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全面推进城乡融合。这是对江苏改革开放以来以工补农、以工带农一体化发展经验的再提升，与中央提出的城乡“全面融合”要求高度一致。在3万个村庄中找试点，请设计师团队深入乡村开展田野调查，让要素回流乡村，让乡村提升内生活力，这条“回乡之路”体现着城市的回馈，回应着时代的呼声。

也许有人会反驳，苏南水乡能够迅速发展起来，离不开“天生丽质”。其实，发展或因条件差异存在先后，但促进城乡间要素均衡流动、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是共通的。农村精英不回乡、城市资源不下乡，一直是农村发展的难题。人从哪里来？怎么留得下？钱从哪里来？如何用在刀刃上？回答好这些问题，乡村振兴之路就走通了大半。比如，今天城乡发展最大的落差在公共基础设施上，公共财政不妨多投向社会资本不愿投或覆盖不到的角落；从资金来源上看，也可尝试改变，把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出让收益的蛋糕多切一些给农民、多留一些在农村。

城乡的二元发展曾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周期，这也注定城乡融合发展不是眼前工程、应急工程，而是长期的历史性任务。所以，对于各地的具体探索不妨多点耐心和包容。反过来说，经历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城市病，我们有必要也有能力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作出更具前瞻性的思考。江苏推进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就非常注重乡村的形神兼备。既要留住乡村的“形”，全力恢复乡村历史质感、保护乡村原有风貌，更注重留住乡村的“魂”，留住乡村的非物质文化传统。

乡村振兴，最终旨归是“人”。农民如何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最大受益者？具体的规划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是不是真正“融”好了？需要时刻注意和校验。换句话说，绝不能用建设城市的思路来建设农村，用发展工业的思路发展农村，而应该因村制宜，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乡村的个性。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2月26日《融合发展，重塑城乡关系》，有删改）

爱好和平，反对战争,是全人类的共同心声，但打仗的事却是经常发生的，歌舞升平的年代与战火纷飞的岁月相比非常短暂，弥足珍贵。可以说，人类是伴随着战争成长起来的，从原始社会人类为争夺猎物引发的部落火拼，到现代社会为争夺利益发生的局部冲突，战争从来就没停止过。氏族部落也好，国家城邦也好，其所以能生存，离不开人口、地盘和资源，其所以能壮大，则须占有更大的地盘、更多的人口、更充沛的资源。占有的手段无非是侵吞与兼并，侵吞与兼并的冲突加剧，战争则不可避免。不论西方文明史还是东方文明史，都是血与火书写的，都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大部分时间里历史的车轮是被战争驱动的。

回看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最典型的战争画卷当属春秋战国。孟子说“春秋无义战”，由此引出战争的性质问题：义与非义。儒家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才是合乎义的，而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没有合乎义的战争。可古代战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交战双方并非都是以义与非义影响历史进程的，义与非义推定的是战争动因和过程的性质，很难臧否战争结局的性质。事实是：野蛮摧毁了文明，文明又同化了野蛮。

战国七雄中，秦国地处边陲，开化较晚，直到公元前770年周室东迁时，秦襄公派兵护送有功，才被封为诸侯。那些以仁治国、以德治民的诸侯一个个都灭亡了，唯独拥有“虎狼之师”的秦国，不喜“王道”，热衷“霸道”，奖励军功，变法图强，最终一统天下。秦王扫六合之举，又如何给定义与非义？

春秋时期的鲁国，是周公之后姬姓的“宗邦”。周室衰微、被迫东迁之后，鲁国成为周礼的典藏者和实施者，是周朝文献典章最完备的诸侯国，时人称“周礼尽在鲁矣”。但鲁国却经常遭受欺侮，不仅左邻右舍侵扰它，就是远在荆蛮之地的楚国，也不把它放在眼里。楚王召集附属于楚国的诸侯会盟，并指定鲁君为他驾车。最终鲁国被楚国灭了。

野蛮部落灭掉了文明族群，虎狼之国吞并了礼仪之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并非个案。强盛的罗马帝国灭亡于野蛮的汪达尔人入侵；光芒四射的希腊诸城邦亡于马其顿人等等，均属游牧、半游牧文明战胜农耕文明的典型例证。在中国，宋、明两个王朝也都是被北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灭亡的。偏安玉朝因没落而退出历史舞台，化外族群因雄起而登上历史舞台，继而改变正统走向。尽管前朝志士顽强抵制和反抗，但当尘埃落定，河山重整，世人别无选择，只能像杜牧慨叹的那样“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再者，中土边地同为华夏版图，金元清皆属龙的传人，铁血铸就的历史无法改写。

            （摘自王兆贵《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古代战争的基本逻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