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魂

一

倘若你生长在故乡，那份乡情乡恋牵肠挂肚自不必说；倘若你出生在异地他乡，你对它的印象与情感都是从长辈那里间接获得的，对故乡，你又是怎样一种感觉？

数年前，我应邀与几位作家南下访游，依主人安排，途经宁波一日。车子一入宁波，大家还在嘻哈交谈，我却默然不语，脸贴车窗，使劲向外张望着，好像急于想抓住什么，好跟心里的故乡勾挂一起。此时我才发现心里的故乡原是空空的。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面对祖父与父亲的出生地，为何毫无感应？

啊，故乡原本只是我的一个符号——籍贯！

我不是“回”故乡，而是“来”故乡，第一次。我渴望与故乡拥抱和共鸣，但我不知道与故乡的情感怎样接通。好似一张琴闲在那儿，谁来弹响？怎么弹响？

二

下车在街上走走，来往行人的宁波话一入耳，意外地有种亲切感，透入心怀，驱散了令我茫然的陌生感。

我很笨，一直没从祖父和父亲那里学会宁波话。但这特有的乡音仿佛是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家乡的民歌，伴着我的童年、少年。那时，来串门看望祖父的爷爷奶奶们，大都用这种话与祖父交谈。父亲平时讲普通话，逢到此时便也用这种怪腔怪调插言谈话，好像故意不叫我听懂，气得我噘起小嘴抗议。那些老爷爷老奶奶们便逗我，哄我，依然还说那种难懂的宁波话……这曾经让我又气又恨的宁波话，为什么此刻有如施魔法时的咒语，一下子把依稀的往事、把不曾泯灭的旧情、把对祖父与父亲那些活生生的感觉，全都召唤回来，逼真地如画一般地复活了？

在天童寺，一位老法师为我们讲述这座古寺的经历。他地道的宁波口音，使我如听外语，全然不懂。我便仔细去端详这法师的仪容，竟然发现他与祖父模样很像：布衣布袜，清瘦身躯，慈眉善眼，尤其是光光的头顶中央有个微微隆起的尖儿。北方大汉剃了光头，见棱见角，或圆或平；宁波人歇顶后，头顶正中央便显露出这个尖儿来，青亮青亮，仿佛透着此地山水那种聪秀灵气。我觑起眼睛再感觉一下，简直就是祖父坐在那里说话！

祖父喜欢用薄胎细瓷的小碟小碗吃饭。他晚年患糖尿病，吃米都必须先用铁锅炒过。他从不叫我吃他的饭，因为炒过的米少了养分。宁波临海，这里的人吃起海鲜精熟老到。祖父吃清蒸江螺那一手真叫空前绝后，满满一勺入口，只在嘴里翻几翻，伴随着吱吱的吸吮声，再吐出来便都是玲珑精巧的空壳了。每次吃江螺，不用我邀请，祖父总会令人惊叹又神气十足地表演一番。然而，祖父，如今你在哪儿呢？我心头情感一涌，忽然张开眼睛，想对老法师大喊一声：爷爷！

奇怪，祖父是在我十岁那年去世的，三十年过去了，什么缘故使我隔着岁月烟尘，如此动情地呼叫他呢？

是我走到故乡来了，还是故乡已悄然走进我的心中？

三

前两年，我去新加坡参加一个会议。忽有十几位上了年纪的华侨同胞到宾馆来访，见面先送我一本刊物，封面上大大地写一个“冯”字。原来是此地冯氏宗亲会的成员。华人在海外，组织各种同乡同族会，彼此守望相助，可剖肝胆。每每同乡同族人有了难题，便一齐合力解助；若同乡同族人有了成就，也同喜同贺。一位冯姓长者对我说：“你是咱冯家的骄傲啊！”

我看见坐在侧面的一位老者，清瘦，文弱，似曾相识，心有所动，问道：“您家乡在哪儿？”

“宁波。”他一开口，便带着很重的乡音。

我听了，随即说：“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我老家也在宁波。”

他马上叫起来：“现在就是一家，我们好近呀！”随即急渴渴向我打听故乡的情形。

多亏我头年途经故乡，有点见闻，才不致窘于回答。他一边听我讲，一边忽而大发感慨：“全都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忽而冲动地站起来，手一指叫着：“那是我去捉过鱼的地方！”然后逼我讲出更多细节，仿佛直要讲得往事重现才肯作罢。

这老乡情不自禁把座椅挪到我身前，面对面拼命问，使劲听。可惜我只在故乡停了一天，说不出更多见闻。但我发现，我随便扯些街道的名称、旧楼的式样、蔬菜的种类，他也都视如天国珍闻，引发他一串串的问题、感叹或惊叫。他脱口吟道：“______。”我感到故乡伟大而神奇的力量，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牢牢吸住一切属于它的人们，不管背离它多久多远。

我怕冷落了他人，才要转换话题，那些人却笑眯眯摆手说：“不碍事，你再给他多讲讲吧……”

此时我多么像在家人中间，张张陌生的面孔埋藏着遥远的亲切。我想象着在哪里曾与他们相关相连，唐宋还是秦汉？我想起在黄河边望着它烟云迷漫、波光闪耀的来处，幻想着它万里之外那充满魅力的源头。同种同族，同乡同姓，有一种血脉相通的源头感。

有着共同源头的人，身上必定潜在着一个共同的生命密码，神秘地相牵。

（取材于冯骥才的同名散文）

翻浆

毕淑敏

那年，我五一放假回家，搭了一辆运送旧轮胎的货车，夜幕降临才进入离家百来里的戈壁。正是春天，道路翻浆。突然一根土柱，遮挡了银色的车灯。

“你找死吗?”司机大喊。我这才看清是个青年，穿着黄色旧大衣，拎着一个系着鬃绳的袋子。“我要搭车。”“不搭!哪有地方!”司机愤愤地说。“我蹲大厢板就行。”司机还是说：“不搭!想冻死啊!”说着，准备闪过他往前开。

那个人抱住车灯说：“就在那儿……我母亲病了，我到场部好不容易借到点小米……我母亲想吃……”“让他上车吧!”我有些同情地说。

他立即抱着口袋往车厢上爬。

夜风在车窗外凄厉地呜叫。司机说：“我觉得他好像要干什么。”我借着司机身后小窗的一个小洞，屏住气向里窥探。朦胧的月色中，那个青年如一团肮脏的雾，龟缩在起伏的轮胎里。每一次颠簸，他都像遗弃的篮球，被橡胶轮胎击打得嘭嘭作响。忽然，我看到青年手脚麻利地搬动着我的提包。那里装着我带给父母的礼物。“哎呀，他偷我东西呢！”

司机很冷静地说：“别担心。”只见他狠踩一脚油门，车就像被横刺了一刀的烈马，疯狂地弹射出去。我顺着小洞看去，那人仿佛被冻僵了，弓着腰抱着头，企图凭借冰冷的橡胶御寒。我的提包虽已被挪了地方，但依旧完整。 司机笑说：“车速这么快，他偷了东西也不敢跳车了。”

路面变得更加难走，车速减慢了。

我紧张地盯着那个小洞，青年也不失时机地站起身，重新搬动了我的提包。我痛苦得几乎大叫。就在这时，司机趁着车的趔趄，索性加大了摇晃的频率，车窗几乎吻到路旁的沙砾。

再看看青年，扑倒在地，像一团被人践踏的草。虚弱但仍不失张牙舞爪的姿势，贪婪地守护着我的提包——他的猎物。司机继续做着高难动作。我又去看看青年，他像夏日里一条疲倦的狗，无助地躺在了轮胎中央。

道路毫无先兆地平滑起来，翻浆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司机说：“扶好你的脑袋。”就在他狠踩刹车之前，我双腿紧紧抵地，双腕死撑面前的铁板……不用看我也知道，那个贼娃子可能要被卸成零件，我心里安宁了许多。“看他还有劲偷别人的东西?”司机踌躇满志地说。

只见那个青年不时地用手抹一下脸，把一种我看不清颜色的液体弹开……他把我的提包紧紧地抱在怀里，往手上哈着气，摆弄着拉锁上的提梁。这时，他扎在小米口袋上的骆驼黄的绳子已经解开，就等着把我的提包里的东西搬进去呢……

“师傅，他就要把我的东西拿走了……”我惊恐万状地说。师傅反倒不慌不忙地说：“不会出什么事了，到了。”我们到了一个兵站，也是离那个贼娃子住的不通车的村子最近的公路，他至少还要走10公里……

那个青年挽着他的口袋，像个木偶似地往下爬，狼狈地踩着轱辘跌下来，跪坐在地上。

他脸上除了原有的土黄之外，还平添了青光，额上还有蜿蜒的血迹。

他的舌头冻僵了，把“谢”说成“学”：“学学，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在赶路，学学……”

他抹一把下颌，擦掉的不知是眼泪、鼻涕还是血。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们。

看着他蹒跚的身影，我不由自主地喝了一声：“你停下!我要查查我的东西少了没有。”司机赞许地冲我眨眨眼睛。

青年迷惑地面对我们，脖子柔软地耷拉下来。我敏捷地爬上大厢板，不放心地摸索着我的提包，每一环拉锁都像小兽的牙齿般细密结实。突然触到鬃毛样的粗糙，我意识到这正是搭车人袋子上那截失踪的鬃绳。它把我的提包牢牢地固定在厢的木条上，像焊住一般结实。

我的心像凌空遭遇寒流，冻得皱缩起来。

我的提包原是用一根旧绷带捆在车上的。经过长途跋涉，绷带磨断了，搭车人发现了这个隐患，他解下了扎米口袋的绳子，想把我的提包重新固定。在寒冷与颠簸之中，他操作了一路……

（文章有删改）

被遮蔽的巴金

祝勇

2005年10月17日，巴金走完了他101年的人生之路，不仅他的生命长度在中国作家中颇为罕见，他的精神阅历也绝无仅有。对巴金的评价常常存在着某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被推崇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另一方面，他的文学地位不断受到质疑。许多人认为，无论《家》、《春》、《秋》、《寒夜》、《第四病室》，还是他晚年引起关注的《随想录》，都无法代表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所以，将巴金推向神坛，反而遮蔽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真实价值。

实际上，巴金自身同样处于遮蔽之中。这种遮蔽，使我们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认识巴金。当然，这种遮蔽，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诸如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等，在很长时期内，被彻底排除在主流言说体系之外，而巴金，似乎比他们幸运，他的作品几乎没有停止过传播。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被传播的巴金，是经过主流意识形态编辑和修饰的巴金，而在被修饰的巴金和真实的巴金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小的距离。这个距离，首先来自对他思想者身份的忽略。正如我们不能单以小说的成就来衡量鲁迅的文化价值一样，巴金首先是作为一个思想者存在的。自从十五岁时读过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之后，巴金就开始了对人类幸福世界的幻想，安那其主义（又称“无政府主义”）也因此成为他一生坚持的基本主张。在从事小说创作之前，巴金就已经写下了大量文章，如《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等，对政府、私有制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安那其主义的出发点。

当我们从思想史的视角观察巴金，巴金的文本便会发生奇特变化，它们不再是像某些人指责的那样纯属党派政治宣传品、是对阶级斗争的简单图解，而是始终包含着对人类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探寻，而这种探寻，自始至终都是从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而不是服从他人的意志。他对作家职业的选择，也归因于安那其主义者相信在社会革命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教育将个人从强权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类本能的社会性。从这里出发，，巴金的文学道路才变得易于理解。而他笔下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是巴金思想体系的一个局部，单从文本意义上考察，把他们从巴金的思想体系中剥离出来，它们的价值当然会大打折扣。

此外，被传播的巴金，对于巴金而言，只是冰山一角。即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六卷本的《巴金全集》，也是遗漏颇多。这些“遗漏”，除了史料搜集的难度外，自然也有人为的成分。比如他的理论专著《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就未能收入全集。对巴金的思想背景讳莫如深，为解读其文本制造了困难。

巴金的文学活动，一以贯之地坚持着安那其主义立场，以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作为轴心，来关注被压抑的人们，并构建他理想中的社会图景。如果说有所中断，便是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这段时期，这成为晚年巴金痛悔不已的不洁史和他撰写《随想录》的主要动机。他的晚年巨著《随想录》，与其说是一次道德忏悔，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在历经改造之后重新进行的自我发现，是与五四相衔接的一次解放过程。与“文革”中的非人性的社会现实相对照，是他对自己的一生主动进行的思想总结，也是他的思想遗嘱。

（有删改）

【相关链接】

巴金的《随想录》不仅仅是在讲真话，而且是通过几十年的感受，让人们明白“文革”的破坏性，其中有反思，也有批判，巴金的《随想录》起到了社会良知的作用。巴金连续8年书写《随想录》的过程，就是一个进行思想解放的普及过程。巴金通过这些散文一篇一篇地展开话题，阐述思想解放的立场。（复旦大学陈思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