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后现代写作的叙事实验越来越难以走出小众化的怪圈时，回到中国小说传统的声音不时响起。

中国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常常使用对话来表现人物，通过语言使人物的个性鲜活生动、跃然纸上，甚至用对话用来表现故事。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观察到，中国的主流文学，“言”往往重于“事”，“事”常常被“非事”打断。也就是说，西方文学更重“事”，小说注重描写事件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小说，往往对人物的语言投入更大的关注。我们对中国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使他成为一个活灵活现、神情毕肖的个人，所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金圣叹评《水浒传》的好处，认为“《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老舍称赞曹雪芹，也说他笔下的人物，都说地道的北京话，却极具个性，“凭空给世界创造出许多不朽的人物”。

现代文学的不少优秀之作保留了中国小说传统的影响，重视小说人物的“声口”，注意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从而塑造了很多典型的人物。老舍就受传统小说影响很深。他的小说结构，“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而借鉴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西方小说；但他笔下人物的语言，却是极生动活泼的口语。虎妞的语言，刻画出一个既波辣能干，又“像老嫂子疼爱小叔子”一样爱祥子的女性典型，而祥子嘴里蹦出来的每个字都对塑造这个闷头闷脑、淳朴、老实的车夫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老舍特别擅长用简明浅白的口语塑造生动有力的人物形象，正是受到了中国小说高度重视人物“声口”的叙事传统的影响。

整体而言，随着各种叙事技巧的花样翻新，当代小说家普遍放弃了以“声口”塑造人物的方法。他们更注重“叙事”，而非通过贴合人物个性的语言来塑造人物。在众多拖沓冗长的小说中，我们不能发现个性鲜明、生动形象的人物语言，很难对某个人物产生深刻的印象对于认真探索小说艺术的写作者们来说，西方的小说技巧固然值得借鉴，但写好人物语言、仔细揣摩人物“声口”，或许也是我们不该放弃的并未远去的小说传统。

评论家周明全认为，尽管必须开眼看世界，但必须摆脱对西方经验的被动依赖，返回到中国经验的“原乡”。他提出“好的中国小说”应该具有故事好、人物典型、个性突出、语言优美有力等要素，具有历史感、经典性、诗性美、朴拙美、浑然美等美学特征。这是对中国小说传统在当下创新与转化的理论探索。

（摘编自王晶晶《将中国小说的传统重新擦亮》）

经典，是在当世仍有典范意义与价值的优秀文化遗产。20世纪50年代以前，经典的地位稳固如泰山，如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所说：“文学经典已经被牢固地确定下来，远远地超出怀疑者所容许的程度。贬低莎士比亚的企图，即便它是来自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经典作家也是成功不了的。”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人怀疑传统经典的合法性，在欧美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维护经典和批评经典的“文化战争”。此种思潮90年代传入中国，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发了谁是现代经典作家之争。不管是欧美学术界，还是中国学术界，关于经典的讨论，其出发点并非从根本上撼动经典的地位，无非是哪些作家作品应该进入经典，哪些不应该进入经典，但前提它必须是经典。

卡尔维诺用十四条理由说明为什么读经典，其中几条都与耐读性有关。经典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凡可以称为经典的书，一定是值得我们不断阅读的精神产品。经典的耐读性反映在三个方面。

首先，经典必然是独创的，是独一无二的。《红楼梦》面世之后，续书很多，但没有一部成为经典，原因很简单，《红楼梦》只能是一部，不能有第二部，第二部就非独创。鲁迅被看作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为什么鲁迅是经典作家？读《阿Q正传》就可知道。鲁迅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人物形象：阿Q，并用阿Q这个形象来凝缩中国人的国民性——阿Q精神胜利法。他的自轻自贱，他的妄自为大，他的自我安慰之道，都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息息相关。鲁迅当时就看穿了当代人的这些把戏。

其次，经典的耐读，来自其丰厚的内涵。王蒙曾说：“我喜欢一次又一次地琢磨《红楼梦》，每读一次都有新发现，每读一次都有新体会新解读。”这是讲经典对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无尽的宝藏。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是讲经典对不同读者而言，会有不同的发现。但如果《红楼梦》里面没有这样的内涵的话，读者也是无法看出来的。

再有，经典的耐读，在于思想的深刻性。儒家思想来自“四书五经”，道家的思想来自《老子》《庄子》。人类的轴心时代恰恰是经典的爆发期，也是人类思想的爆发期。

《三国演义》写中国人的政治观，讲天时地利人和。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三国演义》里面蕴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谁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谁就是合法政权。这就是一种全新的政权观。当然这种历史观来自孟子的思想：“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仁政就是以民为本。获得百姓的支持，方能得到天下。由此孟子提出一个万世不泯的结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摘编自詹福瑞《经典的魅力》）

黄旭华是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核潜艇之父”——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前不久，老人还荣获了2017年度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2014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给黄旭华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

时代到处是惊涛骇浪，你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一穷二白的年代，你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你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1988年，在完成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深潜试验和水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后，黄旭华把这个使命般的接力棒传给了第二代核潜艇研制人员。此后的20多年里，黄旭华与核潜艇的不解之缘还在延续。这位9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每天8点半走到办公室，整理几十年工作中积累下的几堆1米多高的资料，希望把它们留给年轻一代。

黄旭华少年时期曾在聿怀中学读书。2017年9月29日，聿怀中学举办建校14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黄院士携夫人精神矍铄地回到母校出席活动，寄望同学们立自强之志，迈坚实步伐，成为新一代国家栋梁。

（摘编自《汕头日报》）

1958年，中国的核动力潜艇完全白手起家。核潜艇技术复杂，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其中，核动力装置、艇体结构及艇型等7项难题号称“七朵金花”。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艇型是“水滴型”，美国为实现水滴型构造，谨慎走了三步。中国该怎么办？黄旭华大胆提出，“必须三步并作一步走”。既然国外已成功地将水滴型艇和核动力结合，就说明这条路切实可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国国力薄弱，核潜艇研制时间紧迫，只能少走弯路……”

纸上得来终觉浅。要使想法变成现实，除了大胆，还要苦干。通过大量的计算和反复论证，黄旭华带领同事仅用3个月就提出5个弹道导弹核潜艇艇型方案。方案一出，黄旭华又一头扎进上海交大的试验室。

黄旭华至今还珍藏着一把“前进”牌算盘。在没有计算机之前，研制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就是从这把算盘上跳出来的。黄旭华说，为了保证数据准确，常常是两拨人一起算，结果一致还好，不一致两边都要重新算。

除此之外，黄旭华还用最“土”的办法解决了许多尖端技术问题。核潜艇体积狭窄，而装艇设备和管线数以万计，如何知道艇体和设备的精确重量、确保重心稳定？黄旭华要求，所有设备都要过秤。在之后数年的建造过程中，大小设备件件如此、天天如此。“斤斤计较”使得排水量达4000多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完全吻合。

为了艇上千万台件设备，上百公里长的电缆、管道，他要“网络”全国24个省市的2000多家科研单位，工程复杂，牵涉面广，难度可想而知。那时没有计算机，他和同事们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送走了一个个不眠之夜……终于，中国的核潜艇搞出来了。

（摘编自《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曾拿着算盘算数据》）

下潜的深度，决定了核潜艇能否躲过对手的监视而成功攻击目标。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长尾鲨号核潜艇就是在深潜试验中葬身大海，艇上100多人全部遇难。

1988年初，核潜艇按设计极限也要做深潜试验。试验之前，艇员心理包袱很重，为了稳定军心，黄旭华在和潜艇的官兵们开会时，大胆提出了要一同下水的决定。时年62岁的黄旭华随着核潜艇下潜至水下300米，在这一深度，一张扑克牌大小的核潜艇艇壳要承受1．5吨的压力，黄旭华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有关数据，并获得成功，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摘编自臧江江、吴夏曦《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人间蒸发30年成就赫赫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