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传播过程要求至少有两个人。他们结成信息分享关系，共享一套信息符号。结成传播关系的目的是寻求信息、劝说、传授、娱乐或其他。目的不同，参与者的角色也不同。比如，追求娱乐的人愿意“悬置怀疑”；预料对方会劝说的人将加强防范。然而，无论扮演什么角色，参与者总是要根据自己的认知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传播技能，编制信息代码，将他编制的符号发送给对方。我们将这样的传播行为称为A类传播行为。白纸黑字的符号可以长期保存，手势或面部表情或讲出来的话则稍纵即逝。无论时间长短，在传播过程的某个时刻，这些符号都独立存在，脱离了参与传播的双方。

接受讯息的参与者，将根据自己的认知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传播技能，决定是否接受对方发出的符号。如果接受，他就按照自己的认知地图对这些符号进行加工。我们将这种行动称为B类传播行为。第二个参与者也可能要进行编码，这些编码多半是非正式的、无意的，可能是面部表情，也可能是其他信号，表示有没有兴趣、是否相信、是否理解等的信号；第一个参与者对第二个参与者的信号进行解码，将其当作反馈。如果情况需要，第二个参与者还可能进行正式的编码，发出这些符号，转而进行A类传播行为；反过来，第二个参与者的A类传播行为又可能引起第一个参与者的B类传播行为，如此等等，循环往复。

换言之，任何讯息都不能直接引起一望而知的外显行为。如上所述，讯息不像电流，电能沿电线流动，抵达灯泡，灯泡随即发亮。诚然，有些反应嵌入本能，近乎自动；例如，一听见汽车喇叭声，一听见“失火了”的呼喊，我们很快就做出反应。然而，即使这些快速反应也要经过一些中间步骤。首先我们要听到那样的声音，然后我们要对它进行解释：“他是在对我鸣喇叭吗？”“哪里着火啦？”外在符号影响行为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改变形势在他心中的印象。外来符号到达时，如果接受者决定利用其中的讯息，他首先要加工这一讯息，加工的根据是他储存的形象；一般地说，产生的结果可能有几种：证实既存的构想，稍许修正原有的界定，或澄清原来不清楚的地方。就像改变信仰一样，彻底改变原有观念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然而，改变信仰的现象的确时有发生；同样，感觉突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听说自己的房子着火时，脑海里对情况的感觉就会突变，迅速的反应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宇宙现在是这样，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只要一想起宇宙，我们就难以平静——我们心情激动，感叹不已，如同回忆起许久以前的一次悬崖失足那样令人晕眩颤栗。我们知道我们在探索最深奥的秘密。

宇宙的大小和年龄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我们的小小行星只不过是无限永恒的时空中的一个有限世界。从宏观来看，人类所关心的大多教问题都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人类朝气蓬勃，勇敢好学，前途无量。几千年来，我们对宇宙及我们在宇宙中所处的地位做出了最惊人的和出乎意料的发现。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回想起来是很令人兴奋的。这些探索活动提醒我们：好奇是人类的天性，理解是一种乐趣，知识是生存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在这个宇宙中只不过是晨空中飞扬的一粒尘埃，所以，我们认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对这个宇宙的了解程度。

我们探索宇宙的时候，既要勇于怀疑，又要富于想象。想象经常能够把我们带领到薪新的境界，没有想象，我们就到处碰壁怀疑可以使我们摆脱幻想，还可以检验我们的推测。宇宙神秘非常，它有典雅的事实，错综的关系，微妙的机制。

地球的表面就是宇宙汪洋之滨.我们现有的知识大部分是从地球上获得的，近来我们已经开始向大海涉足，当然，海水才刚刚没及我们的脚趾，充其量也只不过溅湿我们的踝节。海水是迷人的，大海在向我们召唤，本能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这个大海里诞生的我们还乡心切，虽然我们的夙望可能会冒犯“天神”,但我相信我们并不是在做无讲的；因为宇宙辽阔无垠，所以那些我们所熟悉的适用于地球的量度单位——米、英里已经没有意义。我们用光速来量度距离，一束光在一年之内约穿过10万亿公里的空间，这个长度单位称为1光年。光年不是度量时间的单位，而是度量距离的极大单位。

地球是宇宙中的一个地方，但决不是唯一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地方行星、恒星或星系都不可能是典型的，因为宇宙中的大部分是空的。唯一典型的地方在广袤、寒冷的宇宙真空之中，在星际空间永恒的黑夜里。那是一个奇特而荒芜的地方。相比之下，行星、恒星和星系就显得特别稀罕而珍贵。假如我们被随意搁置在宇宙之中，我们附着或旁落在一个行星上的机会只有10³³分之一（10³³，在1之后接33个0)，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机会是“令人羡慕”，可见天体是多么宝贵。

（摘编自《宇宙的边疆》）

蔡元培的富贵

余世存

蔡元培可谓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人，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人。

说蔡先生之传统，有很多角度，其中之一是蔡元培一生没有置备私产。他亲历清朝、北洋、民国，为国家社会服务多年，地位不可谓不高，为家为私的机会多多，但他没有谋私谋家，一生搬家多次，只是租居而已。这样的国士，确实有着传统中国文化中士大夫的品德——以国事天下事为念，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念兹在兹。

蔡先生病逝，国民政府给蔡元培先生发布了褒扬令，“道德文章，夙孚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蔡元培的做官机会太多，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富贵于他是可望可即之事。但蔡先生跟一般寒酸文人不同，生性豪放，不拘小节，爱花钱，爱请客。据说妻子为此非常不满，两人经常吵架。儿子证实，父亲置业并不困难，后来不仅没有置业而且没有积蓄的原因是，收入多，支出也多，主要支出除购买中外图书典籍外，还用来捐助公益事业接济困难亲友、学生。

一生受惠于蔡元培的人太多了。随便即能想到陈独秀、鲁迅、胡适、梁漱溟等人，还有众多学生、看门人，都得益于蔡先生。到他晚年，仍然如此。有人回忆先生晚年，旅居香港，极端拮据，仍不忘周济他人。当时有一位广东籍诗人廖平子，恬淡高洁，不屑钻营，家无隔夜之粮。廖常将诗作呈予蔡先生，先生知其生活清贫，即赠其法币拾元，每月皆然，数年不断。

一般的官吏极易为官场习气所染，习惯了当官做吏，再难回归平实，难以自食其力。这方面，蔡元培的自信自足是中国人中少有的。1907年40岁的蔡元培放弃国内身份地位，在驻德公使孙宝琦帮助下赴德，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后公派留学机会搁浅，但蔡元培没有放弃，决定自费。当时还需要抚养妻儿四口，孙宝琦答应每月资助银子30两，让他在驻德使馆中做兼职，但使馆只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薪金。为此，蔡元培给当时在德学习的唐绍仪侄子唐宝书、唐宝潮做家庭教师，讲授国学，每月报酬100马克。他还通过同乡同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为该馆著文编译，每月稿酬100元，如此保证留学所需维持国内妻儿生活。

他自称“好好先生”，但实则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他终生都涉足官场，然辞职之烦扰于他却是家常便饭。

1898年蔡元培时任翰林院编修。传统中国社会，中进士点翰林就意味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更意味着身系国之重望参与写史之列。但戊戌政变后，蔡元培却选择了辞职。1912年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7月2日，为抵制袁世凯独裁，向袁当面请辞。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7月3日，因抗议张勋复辟，向黎元洪提出辞职，后复任校长。1919年北京市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工要求政府以现金发薪而罢课，教育部未能及时应对，蔡元培与其他各大专院校校长联名辞职。1920年1月8日，蔡元培再度辞职，直至教育部及北京政府对教职工所提要求完全承认才复职。1928．1929 那两年，蔡元培几乎月月在写辞职信：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请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请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请辞国民政府委员……有人统计，蔡元培一生辞职有24次之多，其中为北大辞职7次。

我们由蔡元培的生计及态度可以试图接近这位圣贤的心地。著名哲学家杜威曾说：“拿各国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等，其中在某些学科上卓有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校长身份，领导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蔡元培的贡献可谓大哉。恩格斯曾称赞但丁：“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我们看蔡元培在传统与现代中国转折中的位置，庶几近之。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