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一株小草造福世界，中国之蒿举世瞩目。在屠呦呦手中，青蒿素这一抗疟药物，成功治愈了无数疟疾患者。但青蒿素的发现，并不意味人类对付疟疾可以一劳永逸。在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的新闻发布会上，屠呦呦不无担忧地说，疟原虫一旦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就需要再花十年时间研究新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8年世界疟疾报告》也指出，全球疟疾防治进展陷入停滞，疟疾仍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致死病因之一。

2019年4月25日，国际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屠呦呦团队的研究成果。短时间内，很难研制出药效、安全性、抗药风险及药品价格等方面优于青蒿素的下一代抗疟药。目前青蒿素抗药性仅表现为寄生虫清除延迟，而没有完全抗药的证据。所以屠呦呦团队提出了新的用药方案：一是适当延长用药时间，二是更换青蒿素联合疗法中已产生抗药性的辅助药物。

（摘编自王君平《与病毒赛跑，科研不能减速》，《人民日报》2019年6月20日）

材料二：迄今为止，青蒿素类药物在临床上大量的抗疟治疗中未见明显的严重不良反应，具有非常高的安全性。常见的一般不良反应包括头疼、恶心、呕吐和腹泻等。如有报道称，当采用直肠给予青蒿琥酯栓剂的时候，有约6%的患者出现里急后重，但粒细胞减少等中等或严重的不良反应罕见。但是，对免疫炎性疾病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患者长时间的服用药物，因此对药物长期使用的安全性需要更加的关注。

在现有的大部分研究中青蒿素类药物在治疗期间在患者肝肾功能、血液常规中均未观察到明显的影响。尽管既往有研究指出青蒿素类药物可能具有明显的神经毒性，表现为听力损伤、共济失调和震颤，但后来Ramos等总结了的大量研究结果，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缺乏青蒿素类药物具有神经安全性风险的高质量的证据；这意味着青蒿素类药物具有神经毒性的结论尚不能确认。而血液毒性方面，部分报道显示青蒿素类药物可以导致患者网织红细胞减少，但这是可逆的过程：在一个开放的一期研究中发现在青蒿琥酯治疗转移性乳腺癌患者身上看到尽管在较长时间治疗时患者网织红细胞的减少，在停药2周后网织红细胞数量又恢复了正常。此外，对于青蒿素类药物的妊娠毒性，通过总结大量研究发现仍然不能得出结论。

（摘编自蒋为薇、钱妍《青蒿素类药物的抗炎免疫作用机制及其安全性研究进展》，免疫学杂志，2019（07））

材料三：研究显示，疟疾可能早在50万年前就存在于早期人类当中。法国科学家在非洲的研究确切表明，至少2万年前，现代智人在撒哈拉以南的祖先就已经产生疟疾抗体。考虑到智人的历史也不过两三万年，可以说，从一开始，疟疾就与人类文明如影随形。

古希腊将疟疾称为“沼泽热”，因为多在沼泽水源密集之处发病；罗马帝国时期疟疾也曾多次流行，特别是公元前1世纪的疟疾大流行对罗马帝国国力造成沉重打击。2011年，西方考古学家从一处古罗马坟墓发掘出来的婴儿骸骨中，发现了曾遭疟疾感染的基因证据，这显示罗马帝国可能因疟疾猖獗而衰败。

同一时期的中国，在殷商时代也已出现对疟疾的记载，甲骨文中已有“疟”字的存在。在东汉时期成书的中国现存首部字典《说文解字》中，对“疟”是这样解释的：疟，热寒休作。可见“疟”这个字是专门为疟疾所发明的。中国古代气候较为炎热，长江以南地区丛林和水网密集，疟疾多发，特别是岭南和云贵地区尤为严重。当时的医疗条件不足，疟疾长期无法得到有效遏制，致使对长江以南地区的开发也迟迟无法起步。直到东晋时期，由于南北朝的对立，军事和经济压力的存在，南方各王朝才不得不顶着疟疾的威胁，对长江以南进行大规模开发。饶是如此，岭南地区的开发也要迟到宋代了，而云贵地区直到明清才得到有效的开发，疟疾可谓“功不可没”。

（摘编自宋海博《疟疾，人类50万年的敌人》，环球时报，2019年6月27日）

狗与乡土

李汉荣

狗是大地上的古典主义者，骨子里最喜欢古老的乡土。喜欢白墙青瓦、桃红柳绿、鸡鸣鸟叫的村庄，喜欢传统农业，喜欢四季分明的农事，它虽然不解农事，但它一直试图理解并想加入农事，我们经常看到农人后面跟着一只或数只狗，它们或走在田埂，或卧于地畔，总是用尊敬、羡慕、求教的目光观察农人的耕作，虽然它的研究自古迄今似乎没有多少进展，但这至少透露了狗对土地、农业和农人的宗教般的崇拜。被一些浅薄人、势利眼一向瞧不起的朴素勤劳的农人，在狗的眼里却是真正的唯一值得崇拜的神灵:他们为什么就那样千年如一日地不辞劳苦呢? 他们为什么就那样能干呢? 硬是无中生有地在土地里发明出那么多好看的好闻的好吃的好喝的?它怎么花了千万年时间也看不懂学不会一点点呢? 农人不是神谁还能是神呢? 可以想象，狗的内心里一定汹涌着对农人的原教旨主义般的狂热崇拜。

狗不仅是坚定、虔诚的乡村古典主义者，也是热情、积极的浪漫主义者。它喜欢率性散漫、自由自在，喜欢通俗的狂欢，只要发现哪里有什么动静，它都会赶去凑凑热闹，并发表几句未必准确却也并非全然凌空蹈虚、不着边际的议论，在乡村的任何一个节日、聚会，以及婚嫁丧娶的仪式上，都少不了狗的身影，狗其实早已是乡土文化的一部分，是民俗风情里的一个鲜活诙谐意象和经典符号，天然地带着哲学和喜剧色彩。在许多场合，若没有狗的参加，就少了许多情趣、气氛和意味。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往事，值得一说。多年前深秋的一天，我和亲人住故乡坡地上安葬故去的父亲，当时云暗天低，我悲凄的心里也笼罩着无边的灰暗与虚无，觉得人活一世真是徒然，父亲埋了祖父，我埋了父亲，我的孩子以后又理我。世世代代就这样活下去也埋下去，最终把地球埋成一座万古大坟包，这就叫生命的意义? 这么想着，心就坠到一个深不见底的黑窟窿里了，那个叫作“死”的东西正在将我平日里用文字和诗句极力捕捉和显现的所谓生的意义全部捉拿走了，只剩下了存在的虚无和生存的徒劳……在这时，我看见了跟随出殡人群赶上山来的邻居家的那只名叫“黑黑”的黑狗，它从附近苞谷地里奔跑出来，在我们身边刚成型的坟头转了一圈，低着头好像记起了什么，不时瞅瞅我们显然比往日阴沉得多的脸，然后，走到离坟不远的坡梁，蹲下来，很沉默的样子，忽然，它汪汪叫了几声，又似乎意识到有什么不妥而很快静下来。我于是开始留意它，心绪也渐渐从那个无底黑窟窿里往上浮出。我首先看见了它那同情的目光，我同时看见了它身后那层层叠叠的大巴山的峰峦，而在峰峦的上方，是云雾散去后渐渐亮开的无尽苍穹。苍穹之上，有一些鸟飞过去，又有一些鸟飞过来，像在天上开运动会，或举办以云彩为主题的诗歌朗诵会，而在乌影的右上空，一弯白昼的月亮现出淡银色的括弧状轮廓。月亮此时仍在为天空值班，那么，月的后面，毫无疑问还排列着无数的星星和星河，等待着出场，或者它们无须出场，它们一直都在现场，在它们的车间、田野、广场和书房里，一直都在那里注视和沉思，一直在分担着什么，分担宇宙安排给它们的工作，也分享在分担中所体验的一切快乐和不快乐，以及生荣死哀。想到这里，我竟然泪流满面了，啊，此时，我面对的这一切，这忧伤的狗、无言的远山、月儿出示的括弧(括弧暗示着什么? 或等待填进去什么?)，以及那暂时隐逸于白昼后面的无尽星群、无穷时间和无限空间，这一切，都在分担着它们自身命运的同时，也在分担着我的命运，分担着属于我的生的压力和死的哀伤。 是的，此时呈现的天地万物和苍穹宇宙，都在笼罩和帮助着小小的人间，都在帮助我减轻灵魂的负袒! 想到这里，我流着泪的心里，竟有了一种细微然而却来得很深的温暖，有了一种比死的背景更广阔的生的慰藉，有了一种比所谓的诗意更广阔深邃的难以名状的宇宙意识和生命况味。

是那只忧伤的狗，及时向我提醒了，在父亲新坟不远的地方，在我们头顶，还存在着值得感念的这一切，这辽阔、永恒的一切……

   (摘自《散文》2017年第6期)

一钩新月天如水

（1）桐乡石门镇，缘缘堂。

（2）一个初冬的上午，我将手肘支在方桌上，将身体舒展成他穿棉袍时的闲适样子，望见 了江南初冬依然绿影婆娑的院子，绿影婆娑的时光深处慢慢出现了 一些声音和画面——春 天里两株开满花的树下，跑过几只小鸡，有燕子呢喃；夏日午后门外传来货郎的叫卖声，傍晚 的芭蕉树下，摆起了客人小酌的桌子；花坛边洋瓷面盆里游着一群蝌蚪；秋夜各个房内亮着 夜读的灯；冬天炭炉上的普洱茶，廊下的一堆芋头，屋角的两瓮新米酒，火炉上烘着的年糕， 都散发着袅袅香气……我听见他的笑声混在孩子们的笑声里，如同大提琴混在童声合唱里。 忽然，笑声听起来有点吃力，是他在太阳底下吃冬舂米饭出汗解了衣裳，正从秋千上抱下老 三或老四，说，在面盆里，小蝌蚪永远不会长成青蛙的，来，我们送它们回家！

（3）这些场景，是缘缘堂的主人——丰子恺先生漫画里的场景，也是他《缘缘堂随笔》里真实的生活场景。而缘缘堂则是他曾经的现实家园和精神乐园。

（4）我将目光收回，落到了桌面隐隐发亮的木纹理上，肘关节与桌面接触的一小片肌肤上，有一丝隐隐的温暖。这是错觉，错觉还牵引着我闻到了他略带烟味的呼吸，一个眼神睿智、端庄平和的白发长者立在了我的眼前。寒风中他身穿黑棉长袍，头戴黑棉帽，棉帽上队趴着一只黑白色小猫。

（5）民国大师无数，而丰子恺是难得的一位德才兼备的艺术家、教育家。沿着他一生的脉络探寻，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在爱与慈悲里成长的幸运儿。丰子恺出生于一个有染坊、有良田的大户人家。阳光雨露没有宠坏那个叫“丰仁”的孩子，反使他成长为知书达理、谦恭好学的少年。入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正式更名为丰子恺，也遇到了生命里十分重要的两位大先生——李叔同（弘一法师〉、夏丐尊。他们之间长达一生、直抵灵魂的情缘，给了他深远的影响。他的婚姻虽是媒妁之言，夫妻竟一生恩爱，生死相随，育有七个子女。这一切因缘，造就了他“风光霁月”般的人格。

（6）在与他同时代挚友们的记忆里，曾有过这样的评价：

（7）巴金说他是“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叶圣陶说 “子恺的画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有非凡的能力把瞬间的感受抓住”。郑振铎说自己为丰子恺所“征服”。第一次见面，“他的面貌清秀而恳挚，他的态度很谦恭，却不会说什么客套 话”。朱光潜在《丰子恺的人品和画品》里说：“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 和气的风度……而事情都不比旁人做得少”，“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

（8）丰子恺的画，重于身边平凡事，如姐姐缝衣，弟弟上学，大人醉酒，娃娃捉迷藏，燕子做 窝，蚂蚁搬家，孩童用两个蒲扇当自行车骑，也有描绘将一个个孩子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针砭时弊的题材。人间万物，在他的笔下是小可爱、小情趣，又是大悲悯、大气象，深得人心。

（9）他的代表作《人散后，一钓新月天如水》仿佛就是他人画合一的写照：简沽，平和，澄静，深邃，阔远。

（10）1927年初秋，二十九岁留日归来在上海教书的丰子恺恳请李叔同为寓所起名。李 叔同让他在纸上写上许多他喜欢而又能互相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 供桌上抓阄。奇妙的是，丰子恺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便取名“缘缘堂”。后来无论迁居哪 里，他都把李叔同写的“缘缘堂”匾额挂在家里，“犹是形影相随，至于八年之久”。1933年春 天，在母亲的心心念念下，丰子恺用稿费在故乡的梅纱弄里，自家老屋后建好了一幢三开间 砖木结构的高楼，加之前后两个小院，一个极具深沉朴素之美的“缘缘堂”诞生了。

（11）搬家那天，热闹如戏场。丰子恺充满深情地写道——“我们住新房子的欢喜与幸 福，其实以此为极！” “民国二十二年春日落成，以至二十六年残冬被毁，我们在缘缘堂的怀 抱里的日子约有五年。现在回想这五年间的生活，处处足使我憧憬”。除了偶尔往返于沪杭 等地，他大部分时间都与全家老小住在缘缘堂，完成了近二十部著作。神奇的小院见证了天 真如孩童、深邃如老者的一代大师生命里最幸福的时光。让人痛心疾首的是，短短五年后， 幸福和缘缘堂一起，在日寇的炮火中化为乌有。

（12）颠沛流离、九死一生，是抗战时期丰子恺一家辗转逃难于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 川等地的写照，而一个个噩耗追随着他的脚步接踵而至——1938年1月，他在江西逃难时， “缘缘堂”被炮火夷为平地；1942年他在重庆避难时，“慈父”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战争结束 的次年，战乱中一直与他通信在精神上支撑着他的夏丐尊辞世，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13）“文革”中，他因散文《阿咪》获罪，一家人住的日月楼被安置进了四五家人，丰子恺只 得睡在连接阳台的走廊上，用棕绷搭个小床，棕绷太短，便在脚那头放个凳子，蜷缩着睡。小 床边摆一张小方桌，就是他的书桌。无数个不眠之夜，唯有一钩新月静静陪伴二由蜷缩的身 影。如此境地，他却说“天于我，相当厚”。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对苍生的大爱，他完成了 弘一法师的遗愿、师生间灵魂的相约——《护生画集》。

（14）“我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 了。成人们大都热衷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孩子们呢 ……弄得像机器人一样。长此以往，中国恐将全是大人而没有孩子，连婴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

（15）时光隧道里传来了他的话，振聋发聩。

（选自苏沧桑同名散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