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学会联合开展了青年创业者调查。调查显示，受访的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80．8%），他们从最终的全日制学校毕业时多为21-25岁（60%）。在这一群体中，仅有9%选择了在校期间创业或者一毕业就创业，且这些在校创业者多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值得关注的是，接近一半（46．8%）的创业者在毕业4～9年后才进行首次创业。超过半数（55%）的创业者把创业动机归于发现了适合的商机，比如有好的创业项目或有好的政策机遇，另有22%左右的创业者创业是想自己当老板或想出来闯荡一番。

受访者普遍认为，创业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创业前还应有一些相关工作经验，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应先就业后创业；对创业者来说，在名校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特别是高学历或理工科的创业者，非常认可专业知识对创业的推动作用；在创业后如果不继续学习，创业者比普通上班族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摘编自2017年4月1日《光明日报》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进一步鼓励以及工商注册等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全国高校毕业生创办私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而缺乏启动资金是高校毕业生创业面对的首要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蓉华针对一些学生落入信贷陷阱的现象，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增强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并普及信贷知识，保护大学生远离非法网络借贷平台。她建议将大学生使用网络金融借贷纳入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从校园开始培养大学生增强诚信意识。

（摘编自中国工商报网《完善信用体系 助力创业创新》，2017年3月20日）

中国青年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您认为政策效果会如何？

杨德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以休学创业来说，学生在创办、经营企业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回到学校，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对学生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种保护。我曾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进行过一项研究，在对多种因素进行控制后发现，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的制度，会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更愿意去创业，创业效果也会更好。允许休学创业等许多新政策就属于这类性质的制度，肯定能够鼓励一部分人去创业。当然，在具体落实上，会有一个磨合和调整的阶段。

（摘自2017年4月6日《中国青年报》）

陈博群是安徽师范大学2013级空乘专业的大四学生，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鼓励高校设立专业化众创空间”，这令他振奋。他在校期间经历了数次创业。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陈博群仍面临着很多挑战。大二那年，他创办了服务合肥市大学城师生的送餐网络平台“点小二”，但不久就以失败告终。

陈博群此前的不少创业伙伴在毕业后选择就业。他们发现，自己找工作比同龄人要得心应手，实习期也表现得更好。

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已经通过创业获得成长。从报税到企业运营，从和人打交道到发掘市场需求，他们都已在创业期间实践过了。

（摘编自新华网《大学生创业，过程比结果更重要》，2017年3月16日）

材料一：

《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乃是一种倡议，而不是一种战略，它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构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通俗地说，从责任层面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要像家庭成员那样，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尽自己的义务，精诚合作、有序合作，而不是没有伦理、没有高下、没有大小的无序竞争；从利益层面看，各国各地区的基础设施、经济、贸易、资金等是互联互通的；如果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形成如上所说的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那么，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是命运共同体了。

（摘编自《“一带一路”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材料二：

从中国国内地区看，2017 年，东部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约为 1.15 万亿美元，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79.8。而东北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增速最快，较上年同期增长22.0。其次为西部地区的 15.6。

从具体省份看，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上海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排名前五，贸易额比重合计达到67.8，其中山东省首次进入前五。从贸易方式上看，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比近6成，一般贸易与边境小额贸易进口增幅显著。

报告显示，与“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贸易的主体中，民营企业成为主力军，国有企业增幅显著。

2017年，中国民营企业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为6199.8亿美元，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的 43.0，其他依次为外商投资企业占比为 36.6、国有企业19.4、其他企业的1.0。就进出口增速而言，国有企业进出口总额增速最快，2017年，国有企业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达到 2795.9亿美元，较2016 年增长24.5，其他依次为民营企业的 12.1、外商投资企业的10.2、其他企业的1.2。

（摘编自《深度解析<“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

材料三：

“一带一路”建设下，中小微企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共存。占中国企业总数99.7的中小微企业始终是中国最大的企业群体和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据统计，我国小微企业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大约分别占中国经济总量的 60、57和 40，并提供了 75的城镇就业机会。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中国企业发展带来了机遇。众多企业纷纷渴望搭乘“一带一路”建设的“快车”发展壮大。对于中小微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拥有哪些发展机会？冠群驰骋京哈大区总监袁伟表示：“一带一路”中沿线国家大多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不少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矿产等自然资源。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将在工程基建、建筑建材、交通运输、旅游餐饮、跨境电商等领域，带动对沿线国家的产品、设备和劳务输出。这不仅会有效实现我国产能的向外投放，也会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刺激中小微企业壮大。中小微企业项目开发周期短、创新见效快，在细分市场有明显优势，这为中小微企业接入“一带一路”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同时，融资难、融资贵、经营成本高、销售渠道窄等问题始终阻碍着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信息不对称、中介服务不健全、资金供给不足。中小微企业由于不具备大型企业的超强抗风险能力和充裕资金流，传统金融机构出于成本和盈利考虑，往往将有限资源投向高端客户，而忽视了数量庞大的长尾群体。袁伟表示：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状是全球性问题，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三个“单一”，首先是中小企业内部产品结构单一、导致综合竞争力薄弱。其次是中小微企业资本结构单一，股权结构不够明晰，盲目扩张容易导致资金断裂，使企业陷入危机。最后是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单一无法满足各行各业中小微企业的发展需求。

（摘编自《发力“一带一路”，中小微企业“融资”与“融智”并重》）

材料-：

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首次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万元)，优化调整了税率结构等，首次增加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6个专项附加扣除。此次个税制度改革走出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向综合征收转换的关键一步，有助于解决分类征税方式下不同所得项目之间税负不平衡的问题；将大幅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更好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现从普惠制改革定点减负的转变，财政部部长刘昆说，个税起征标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

同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办法》是在广泛听取民意、集中民智和充分凝聚各方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公开征求意见到《办法》公布后各方面的反映看，社会各界对《办法》的评价是积极的、正面的，普遍认为专项附加扣除力度之大，超出预期，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减负政策。”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说，财政部将会同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要做好信息系统优化和数据共享工作，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交换，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使纳税人能够充分、便捷地享受到扣除政策。

(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经济日报》)

材料二：

表一：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后不同收入水平的减税情况(单位：元)

表二：赡养老人和子女教育扣除情况测算

(摘自田志伟、田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

【注】扣除款：指按照《办法》规定从享有该专项扣除政策的纳税人的应税收入中减除的款项。如王某扣除五险一金每月实发工资8000元，减除5000元免税额，其应税收入为3000元，现在其享有子女教育专项扣除每月再扣除2000元，那么这2000元即扣除款。

材料三：

依据《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夫妻双方只能在负责自己的父母养老时获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若夫妻双方仅有一方具有工作收入，实际上承担着夫妻双方父母共同的养老，但法律却只允许其在缴纳个税时抵扣自己父母的养老费用支出，不允许抵扣对方父母的养老费用支出，这不仅不合理，而且可能引发家庭内部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摘自田志伟、田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