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动能”之一，共享经济有光明的前景。共享单车、共享停车、共享租屋等就是已走近普通大众的共享产品。“共享+”百花齐放，这是好事。然而，也有一些所谓的“共享”，因为缺少有效的管理手段和盈利模式，不仅浪费社会资源，也透支了“共享”的公信力，成了“伪共享”。

比如，有人把“共享雨伞”投放到地铁口、公交站台等交通节点，结果半个月后悉数消失；有人在城市街头投放“共享马扎”，但管理跟不上，最终被市政部门清理搬走； 有人推出“共享睡眠舱”，但安全、消防、卫生都不过关，最终被管理部门叫停……

共享经济指在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权利人对使用权进行临时性转移，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权利人也能从中获益。其本质是整合闲散资源，盘活存量经济，减少浪费，避免新的资源开掘。“伪共享”之所以没市场，就在于它们并未真正从消费者需求出发来解决生产与生活的痛点，却因制造“虚假需求”，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成了“非共享、不经济”。

“共享项目”只有摆脱资本热捧与营销炒作，走向理性、合规、审慎，在分享平台上做深做透，才能找到真正清晰的发展焦点和盈利路径。有人预测，未来几年中国共享经济还将保持40%的高速增长。

（摘编自《“共享经济”越是被看好，越不能滥用》，201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

中国的共享服务正在向汽车领域扩大。预计到2020年，中国共享汽车的市场规模将从2016年的4亿元扩大至93亿元。在中国，共享单车等服务迅速普及，但共享汽车面临诸多课题。大型汽车厂商由于担心汽车销量下滑，对共享汽车持谨慎姿态。但中国本土汽车厂商可能在共享汽车领域加强攻势。中国约3亿人有驾照，而私家车保有量约1．5 亿辆，单纯计算有1．5亿人有驾照但没车。有问卷调查显示，77%的受访者“愿意尝试共享汽车服务”

（摘编自《中国共享汽车服务业快马加鞭》，2017年12月20日日本经济新闻网）

五种出行方式对比图

近日，摩拜单车宣布与日本最大移动社交网络公司LINE达成战略协作。LINE领投摩拜单车在日本子公司的A轮融资，认购股份不超过20%，并派遣董事。业内人士表示，拥有更低成本、更大规模运营的经验和更多数据的摩拜，有了日本最大移动社交网络公司LINE千万量级用户的加持，将有力促进日本共享单车市场成长。

（摘编自《日本LⅠNE希望中国共享单车助力2020年东京奥运会》，2017年12月22日环球网）

对诗歌多义性的深入研究，是20世纪以后随着语义学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语义学是符号学的三个分支之一，主要研究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有人用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诗歌，把诗歌也看作是一种符号，叫“复符号”。这种“复符号”所投射出来的语意，只是它所包含的意义的一部分。这就涉及诗歌多义性的问题了。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艺术，无疑是一条途径。但是，决不能用语义分析代替对于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英国的恩普逊在其《意义暧昧的七种类型》一书中，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里的暧昧语、含糊语，固然有其价值，但这并不等于诗歌艺术的研究。所谓多义并不是暧昧和含糊，而是丰富和含蓄。

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多义性有相通的地方，诗歌可以借助词的多义性以取得多义的效果，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按照词汇学的解释，由于语言中词的数量有很，不可能一对一地表示复杂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义词。然而，不管一个词有多少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确定的，而且这些意义都是为社会所公认的。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这种多义性不同。诗人不仅要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来抒情状物，还要艺术地驱使词语以构成意象和意境，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想象和联想，激起种种感情的波澜。诗人写诗的时候往往运用艺术的手法，部分地强调着或改变着词语的意义，赋予它们诗的情趣，使一个本来具有公认的、确定的意义的词语，带上复杂的意味和诗人主观的色彩。而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想象、联想和情感，以及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因时而有所差异。生活经验、思想境界、心理气质和文艺修养互不相同的读者，对同一句诗或一句诗中同一词语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体会也不完全一样。可见，诗歌的多义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另外，词汇学里讲词的多义性，是把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意义加以总结，指出它的本义和引申义。如果孤立地看，一个多义词固然有多种意义，但在具体运用的时候，一般说来，一次却只用其一种意义，歧义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语言时需要特别避免的毛病。

但是在诗歌里，恰恰要避免词义的单一化，总是尽可能地使词语带上多种意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取得多义的效果。中国古典诗歌的耐人寻味，就在于这种复合的作用，“诗无达诂”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这句话自然是错误的，如果从诗歌的多义性上理解，这句话倒也不无道理。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读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蔚为壮观的中国史诗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朱光潜先生曾就“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这一问题发表过看法，认为以西方史诗源于神话来看，中国由于过于早慧，早早脱离神话时代，过上成人生活，孔子所说的“不语怪力乱神”是普遍社会心理，所以史诗不发达就不难理解了。但仁钦道尔吉和郎樱合著的这部《中国史诗》以丰富的资料向我们呈现了蔚为壮观的中国史诗的版图，不仅说明了中国有着种类繁多的史诗,而且表明中国的史诗有别于西方的史诗，形成了自身的传统。

全书勾勒出了中国史诗的“诗群”现象，如蒙古史诗群、突厥史诗群及南方英雄史诗群。这些诗群的存在，凸显了不同民族对历史演进过程中族群命运的理解，对族群事业的关切。对此，著者进行了类型学的研究，早期的如创世史诗、抢婚型史诗、考验姆型英雄史诗、勇士与多头恶魔斗争型英雄史诗等，中小型英雄史诗如婚事加征战型英雄史诗、家庭斗争型英雄史诗、狩猎型史诗……从这些类型中我们可以窥见不同民族曾经的困境以及对困境的超越，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精神的特质。

由于各个民族、不同部落的具体生活遭际不同，他们的史诗中即使是对同一个主题，也形成了差异性的表达。譬如，“英雄与马”是北方英雄史诗中永恒的主题，但在具体的史诗中表现却各有不同，像在《艾尔托西吐克》中马是英雄的守护神，而在《库尔曼别克》里，马则是英雄的生命，最特别的是《阔布兰德》中，英雄的妻子用最好的乳汁喂养马、亲自调教马，凝聚了母亲般的爱意。正是这样的富有差异的想象和表达，构成了中国史诗整体上的个性分明、丰富多样和绚丽多彩。

这些不同的形象特质在根本上联系着不同民族的文化想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过一个著名的定义：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我们可以说，中国史诗中凝结着的各种精神象征，蕴涵着的各种叙事母题，构成了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想象，也成为民族共同体的想象的丰富资源。就此而言，《中国史诗》对中国各民族史诗的讲述，对理解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多样态文化资源的构成和文化融合，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资料。

书中还特别强调，中国史诗是以口头产生、发展并流传至今的活态史诗，这一生存状态是中国史诗与印欧史诗的主要区别。正因此，书中对每一种史诗的介绍，都尽量吸收了许多民俗学研究和田野考察的成果，涉及对口传方式、说唱艺人、传唱仪式的描述。如对各个地区不同的《江格尔》演唱习俗、禁忌的描述，对“玛纳斯奇”（玛纳斯的演唱者）家族谱系的介绍。小说家马原在他的名篇《冈底斯的诱惑》中，写到沉默寡言的青年藏民顿珠，一次外出放牧，遭遇种种神奇之事后，突然想唱歌，开口就是格萨尔的传奇，仿佛他原就从师多年学唱这部恢弘的民族史诗。《中国史诗》让我们看到，马原的这一“虚构”实际上来源于史诗传唱艺人的普遍情况。如著者介绍巴扎8岁时昏睡七天，梦中受托，醒来顿悟，能够生动、流畅地说唱《格萨尔》。这种情形出现于多种史诗传唱艺人那里，被著者概括为“神授说”。这些虽带有传奇色彩，却共同说明了艺人们惊人的记忆力，也表明史诗的传唱自古以来口口相传，成为民族生活的有机部分，为民族身份的认同和民族文化的延续提供不绝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