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丘纬屏受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理论启发，提出“词达而后工”的词学观。诗穷，而后工，是欧阳修论梅尧臣诗时提出的著名诗论，意味诗人必处人生困顿偃蹇，方可写出感人心魂、至工至胜的诗歌。而词章大多数所写的是花前月下和闺妇离愁之类的内容，与诗歌关乎社会穷愁、关乎人生进退的诗旨有所不同。

为什么词学创作与诗学不同呢？或许与二者承担的社会功能和主题情调不同密切相关。苏轼以后所谓以诗为词，词的诗化得到加强，诗词基本除了形式的差异，在表情达意的主题上几无二致。在宋代前中期，词与诗的差别却是明显的。自从中唐以后诗歌的可歌性和音乐性基本转移到了词章。这个时期的词学创作对象集中于民间歌者或一般文人雅士，它的主要任务是“以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赵崇祚《共间集序》），即是用来演唱倾听的。宋前期词体的功能依然没有改变这种“娱宾遣兴”和“聊佐清欢”的娱乐消费性。

不可否认，宋初的五十年，文人的写作意识里已经藏着诗词一体的想法，而此后的晏殊、欧阳修等人在词的创作上尤增添了文人抒情言志的成分，然而总体上还是没有改变词体的传统功用和地位。对于真正关于国计民生或有关风教之类的命题，诗歌与散文才是他们的首选，所谓“诗余乃长短句谑浪游戏耳”就是他们自己的一般看法。这时词作的生态场因为主要集中于酒宴歌舞中，能够出入于此的人群当然也绝非一般的平民百姓，诸如晏殊、欧阳修之类的文学之士，又是朝廷股肱之臣，才极有可能是这些场合的常客。他们既是词体的主要创作者，同时也是主要的消费者、传播者。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产生于兹的词体，其所关注的主要命题当然是歌儿舞女的悲欢离合及其士大夫自身的某些生活感悟，表现出来的特色自然也是以婉的缠绵、细腻深闳的情词见长。当大部分人还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时，这些仕途非一般的达官文人已经开始懂得用词体来抒写、寄托他们的种种精神需求和人生感受，而且创作出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和佳句。

所以，从此角度言，“词达而后工”是与“诗穷而后工”一样，在诗词发展的进程中都包含一定的认识道理，然而也不是固定的、僵化的规律或欣赏准则。正如丘氏自言甚喜欢的晏殊、欧阳修、寇准之人的词，可谓“达者而后工”之作，而对于有些人的词作却不能如此判定。像秦观、辛弃疾之类的词体创作基本可以用认为“词穷而后工”。因为这个时期的词人词作几乎与“诗穷而后工”一致，作者个人的处世遭遇和词体抒发的忧时愤切之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且他们的最终成名也来自词体，所以在他们心中，词体和诗体一样，尤其是辛弃疾，长短句成了他宣泄愤懑不平和个体穷愁遭遇的载体和管道，也成就一代词作领袖的辉煌。所以，明人词话还是认为“世终以为词之最工者，盖亦自怨生”。

（摘编自顾宝林《明词话视城中的宋词批评与接受》）

材料一

服务机器人是庞大机器人家族中的一个年轻成员，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根据其用途不同，可以划分为保洁机器人、教育机器人、医疗机器人、家用机器人、服务型机器人及娱乐机器人，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图表1：服务机器人应用范围（单位：%）

从全球角度看，以智能服务机器人为主的机器人产业在不断发展，产业规模及市场空间持续扩张。目前全世界至少有48个国家在发展机器人，其中25个国家已涉足服务机器人开发，掀起一波服务机器人研发热潮。

（摘自2018年3月12日光明网）

材料二：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服务机器人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指出，未来全球服务机器人市场的主要增量会在中国，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消费群体广大。中国凭借强大的市场消费力，将成为智能服务机器人蓬勃发展的前沿阵地。据统计，2916年，中国服务机器入市场规模已经达到72.9亿元；2017年这一数字已达到98亿元左右。前瞻预测，未来几年，中国服务机器人的市场规模还会持续上升，在2020年有望接近200亿元。

（摘自2018年3月27日搜狐网）

材料三

服务机器人是一种基于多种技术融合和实现的产品，其中关键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语音识别与合成技术、语义解析及交互技术、导航及定位技术、运动控制技术、调度管理技术、电机及舵机技术、多传感技术、通信技术等。其中，人工智能和语音识别技术相比其余几项技术，发展时间较晚，沉淀还不够深厚。加之核心技术研发投入大、周期长，导致部分国内服务机器人企业不愿过多下功夫在技术研究上，反而是看重产品的宣传推广。

由于中国服务机器人市场广阔，不少人看中了其中巨大的商机，加上至今为止中国服务机器人行业对于产品标准仍缺乏统一规范要求，因此很多企业只是想利用相关的政策扶持，来实现自己的资本运作。这就导致了市场上很多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同质化现象严重，严重影响了国内整个市场的行业水平。普通百姓可能到现在为止，对于机器人都还不是很了解，或许在他们的认知中，只有长得像人，才是机器人。再加上服务机器人细分领域非常多，从保洁机器人到娱乐机器人皆有，因此如何进行大范围有效推广，一直是企业面对的难题。

成本也是服务机器人难以进入千家万户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论是机器人软件技术还是硬件技术，其开发和维护都需要大量资金维持。加上这是一门综合了多项关键技术的综合性产品，所以本身的生产成本就决定了其吊贵的价格。因此，大多数能进入家庭的服务机器人，主要还是以扫地机器人为主，真正用作护理、陪伴的机器人数量极少。而商用服务型机器人更是只能被各大型商业服务机构所使用。

（摘自2018年4月21日参考消息）

中国的官印为何由方变圆？

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圆形官印出现之前，方形印章是不二之选。但是，方形印章在当代中国却有了不同命运，仅存的硕果是人民币背面的“行长之章”和“副行长章”，而圆形公章已通行于世。

中国最早的印章出现于春秋时期，当时文字写在竹简上，印章主要是用来钤印封泥，起到保密作用。《周礼•地官•司市》有“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的记录，当时公私印章都可以称为“玺”。秦始皇规定玺为天子专用，臣民印章只能称为“印”。

中国印章图案最初完全由文字组成，字形的形体美对印章布局之美起决定作用，最常见的是篆书，宋元以后隶书、楷书和各种宋体书也开始出现在印章中。由于汉字本身结构，无论采用何种文字入印，汉字整体形状都呈方块状，为体现对称之美，从秦代到明清，皇帝、王侯、官署的正式印章都是方形的。

《大明会典》和《大清会典》对印章的规格和尺寸做了规定。皇帝、皇后、太后、太子、亲王的玺印称为“宝”或“玺”，用玉和金制作，印钮为龙或龟。正一品至九品官员的印章用银或铜铸造，印的边长从三寸四分到一寸九分、厚度从一寸到二分二厘不等。文官的印钮均为直钮，只有御史的印钮上面有穿孔，而总督、将军等高级武官的印钮为虎钮。

古代玺印中青玉地位高于白玉。明初六玺中，等级高的天子之宝、信宝、行宝是青玉制，次一级的皇帝之宝、信宝、行宝是白玉制。金玺再低一级，主要是皇后、太后、太子用。这些宝玺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比如祭天时用“皇帝奉天之宝”，颁发诏书用“皇帝之宝”，祭享百神用“天子之宝”，调兵征伐用“皇帝信宝”，调发番兵用“天子信宝”，册赏赐劳用“皇帝行宝”，册封藩邦用“天子行宝”等。

《大明会典》中记载的明朝传国宝玺有二十四方。清朝的传国玺在乾隆时期最终完备，大体上仿照明朝，但增加了一颗“大清嗣天子宝”•变为二十五方宝玺。此外，乾隆帝传位嘉庆后，又用青玉制作了一方“太上皇帝之宝”，但这方宝玺只使用了一代。

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制作了五方印玺。1927年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后，着手制作五方新国玺，其设计尺寸均大于袁世凯时期的旧玺。1949年以前中国普遍使用方形公章，例外情况:一是圆形的邮政印章（邮戳），一是中国海关日戳。目前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应当可以算作中国最早的圆形官印。它与传统中国印章最大的区别是将图徽符号加入印章，打破了以往中国印章只有文字而无图徽符号的结构，为追求对称以及必须将镰刀锤子图案置于中央，只能选择圆形。

实际上在50年代前半期，新政权各级机关和地方政府所使用的印章都是方印，但是到1955年之后统一改成了圆形公章。等级最高的是国印，直径七公分，中央为国徽，国徽外刊印“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字，使用时由国务院报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