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车辆的平均载人数量为1.5人，车辆座位资源利用率低下。而拼车是提升车辆座位资源利用率的有效手段。在不增加城市基础运力负荷的前提下，拼车能通过提高车辆的使用率极大地增加汽车运力供给，提高出行效率。

来自滴滴平台的数据还显示，滴滴快车拼车可帮助司机平均提升24%的车辆利用率。在车辆利用率大幅提升、司机收入增加的同时，城市环境也得到了改善。近年来，我国汽车共享出行快速发展，尤其是其中网约车这一创新业态有效缓解了中国目前迫切的出行供需矛盾，显露出巨大的经济及社会价值。汽车共享出行催生的移动互联技术革新，亦可以为中国带来关联行业升级更新、整体移动出行市场腾飞等多重附加值。

(摘编自2016年10月全景网)

早晨打开手机查看天气，出门开车打开手机地图进行导航，中午用手机订外卖享用美食，晚上回到家通过健身软件跟着健身教练进行锻炼。滴滴出行和摩拜单车等通过手机应用软件颠覆了用户的出行方式和理念；丁香园、春雨医生等医疗应用软件提供了在线医疗方式……这些都是“互联网＋”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是新型的“指尖”文化。

“互联网＋”给生活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电子商务，此外，交通、金融支付，甚至在受教育、娱乐、思维方式等方面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便利性、互动性、分享性是“互联网＋”最明显的特点。

对于这样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和潮流，张鸿认为，“实体和网络不可互相替代，它们只是人们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或者是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的变化。我们应该两者兼顾，让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摘编自2017年1月光明网《“互联网＋”渗入生活细分领域　国人乐享“指尖”生活》)

人类有了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之后——情况就变得完全不一样。我们想一想，互联网对生产力有直接的提升作用吗？间接的作用可以有，比如可以把制造出来的商品卖到世界不同角落，这对产量和价格都有所推动。

互联网更重要的还是对人本身的改变。尤其是我们熟悉的QQ和微信。在不同的地点，我们总可以保持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互联网并不一定直接提升生产力，但是对于人的生活内容和体验来说，互联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互联网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转型是根本性的，让我们从原来只关注生产，到不仅可以关注物质生产，更可以关注那些非物质的体验和享受。这其中也包括了知识的分享和传播：原来可能只有耶鲁、北大、清华的学生才可以学到的知识，有了互联网之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互联网使得金融不再是贵族俱乐部，而是为千千万的普通人、老百姓，特别是千千万的小微企业，通过互联网金融提供直接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原来金融体系主要是为国企，为大的已经成功的民企服务的，但是互联网金融与其说是对大企业——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还不如说是为广大的老百姓、千千万的小微企业提供直接的金融服务。

不管是屌丝出身，还是富有的家庭出身，我们都能够享受到现在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和机会。

(摘编自金融界资讯《互联网到底改变了什么？》)

薛宝钗虽然常以“女子无才便是德”来开导别人，思想上并不赞成女子读书作诗，但她自己却既善写诗又善论诗。她论诗时，常提出很多独特的艺术见解，读来令人耳目一新，甚至常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大观园里结诗社，青年男女共赋海棠诗。迎春提出疑问：“都还未赏，先倒做诗。”这时宝钗说道：“不过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见了才作。古人的诗赋，也不过都是寄兴写情耳。若都是等见了作，如今也没有这些诗了。”这里宝钗提出一个“寄兴写情”的观点。脂砚斋对此评曰：“真诗人语！”批得非常好。薛宝钗的那首咏白海棠诗，正是她这个创作主张的最好实践，诗不拘泥于赋白海棠之形，而是重在传达出白海棠之神，重在比兴寄托，于是有了“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彻魂”的传神之笔，有了“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的寄兴之意，因而这首诗也成了宝钗性格的一个形象写照，人们由这首诗便会很容易地想象出她那特有的端庄稳重、敦厚温柔的品格，乃至她的气敛神藏、内蕴外朴的以退为进的处世哲学。特别是“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二句，深蕴哲理，更能引人遐想。有人说宝钗倡导“寄兴写情”，而此诗却并非以“情”、“兴”见长，未取法唐诗，而是效法宋诗。此说不免有些欠妥，显然是把“寄兴写情”看得面太窄了。

宝钗不主张因作诗限韵而束缚人的做法。史湘云问咏菊诗“该限何韵？”宝钗答道：“我平生最不善限韵，分明有好诗，何苦为韵所缚。咱们别学那小家派，只出题不限韵。原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乐，并不为此而难人。”于是湘云听后说：“这话很是。”这表明，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上，宝钗更重视内容，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在当时能有这样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

薛宝钗还认为作诗不能因袭步拟古人，而要勇于翻出新意来，这才可能写出好诗。在第六十四回中，宝钗曾指出：“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是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叔有‘耳目所闻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从中可以看出，宝钗对中国古代诗歌熟记于胸中，并且能够显示出她那目光四射、烛照深微的识见。薛宝钗在理论上主张诗要立意新奇，善翻古人之意，在实践上也是这样做的。薛宝钗的《临江仙》一词就很好地体现了她的这一主张，特别是“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二句，唱出了古今柳絮诗词的最高音，也让人们透过词句看到了宝钗在贾府中因深得众人喜欢而踌躇满志的得意心态。

第四十九回中，薛宝钗因香菱作诗入魔，史湘云整日大谈写诗，曾对湘云开玩笑说：“我实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个女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一个香菱没闹清，偏又添了你这么个话口袋子，满嘴里说的是什么：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放着两个现成的诗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做什么！”完全可以看出她对中国古代的一些大诗人的艺术风格还是熟滥于心，了如指掌的，也表明了她的诗歌素养。

（摘编自张庆善、刘永良《漫说红楼》）

大国气质指的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他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庸”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范畴。《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衷。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天人共有的规律，只有因循于此，才能有天地万物的和谐生成。所以，有序性的发展趋向是与和谐性的价值理想相协调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大国气质隐含着中国人鲜明的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义，志以天下为芬”；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失信不立”“一诺千金”；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这对中国的大国气质形成都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在中国的大国气质中。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这在当代中国外交内政的政策与行为中能够看得非常清晰。和为贵，是中国外交的首要特质；稳为上，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目标；顺势而变是中国治理转型的重要特征。把握中国的大国气质，对于理解中国外交内政是很有帮助的。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