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王世襄

马未都

我和王先生认识是因为明式家具，那时王先生还住在北京东城区芳嘉园胡同一座深宅大院内。可惜此院今已不存，拆光盖了高楼，要不然可以建个名人故居，让喜欢明式家具的人有个凭吊之处，看看大家当年的生活状态。

那座大院是王家的祖产，从中可以隐约看出王家当年的风光。我第一次踏进王家大院时是一个晚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摸黑如同盲人。王先生住在内院尽东头的两间，其他房间均已为外人所占，他住的这两间，房矮屋深，潮湿阴冷。

今天已入藏上海博物馆的那批王先生收藏的著名明式家具，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参观欣赏，殊不知当年这些宝贝在王先生家的窘状。一腿三牙的黄花梨方桌用于切菜揉面，王先生在上面为自己也为客人做过多少次菜，无人可知。我清楚地记得王先生为我们炒菜起锅时的情形，叮当作响，菜未入口就涎水横溢。王先生是美食家，名副其实，不仅会吃还会亲自下厨，并能撰文评比美食的优劣。最逗的是有一次，一家美国大公司在王府饭店宴请王先生，他老人家自己在家先炒一菜，装入广口罐头瓶内，拎着去赴宴，并一路上对我说：“王府饭店的厨子不行，让他们尝尝我的手艺。”那天在餐桌上，当王先生将自己炒的肉丝菠菜装入盘中时，满桌嘉宾鼓掌，啧啧称赞。我觉得客人只是出于礼貌，尤其美国人本来就爱赞美人，王先生却认真地说：“刚出锅时比这还好，这会儿塌秧了。”

王先生的脾气不显山水，其实挺拧的。我们去的那个村叫后郭，家家户户都以倒腾古董为生，不必敲门，推门就是客人。记得有一家大门紧闭，犬吠如雷，王先生非要进去看看。我说不行，实际上一怕咬了王先生，二怕咬了我自己。可王先生从小养狗，一丁点儿也不怕，非要进门瞅瞅，拉都拉不住。他对我说：“过去有坐狗的，就不怕这类瞎叫的狗。”我当时还纳闷什么叫“坐狗的”，后来才知道就是偷狗为生的人。

王先生满嘴净是土词，北京土话按说我也知道不少，但他老人家的土话都是土话加行话，多少有点儿行业黑话的意思。提笼架鸟，养个鸣虫什么的百姓的乐儿，正是他最大的乐儿。有一次我去王先生家里，正值冬天，天黑风紧，屋里虽有炉火，仍得穿棉衣棉裤。看得出来，王先生见下一代人很亲，尤其能聊点儿嘎杂子事的，他都喜欢。聊着聊着忽然听见他屋中有蟋蟀串鸣，透着一股野趣的亲切。循声望去，炉边一窝两排穿着棉衣的葫芦，煞为有趣。虽已夜深人静，王先生依旧兴致勃勃地将所养鸣虫一一展示，这叫油葫芦，那是蛐蛐，叫起来高低尖团，睡觉不寂寞，完全一副孩童模样。

王先生的字写得很好，功底很深。我带过几个朋友求过他的字，他都欣然提笔，我却没好意思要，原因是求字显得生分。王先生的大作《明式家具研究》出版后，我求王先生帮我题字留念，王先生提笔写下：未都先生有道雅鉴。行文亲切，毫无学者的架子，我当时惶恐至极，今日睹之，心中仍感慨无限。

我早年与王先生熟，从未想过能拥有他的藏品，他的许多藏品我都在他家不止一次地欣赏过，记得“犀皮漆”这一专业术语就是听他老人家讲的。王先生有一个明代犀皮漆圆盒，他每次拿出让我看时都是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当时我连摸的勇气都没有。王先生告诉我，这个圆盒收入到《中国古代漆器》《中国美术全集》等著作中了，非常难得一见，一副炫耀的表情。

睹物思人，王世襄先生已经作古，留给大众的是他等身的著作和他散落在博物馆和私人手中的藏品。我再一次感到，在文物面前，我们都是匆匆过客，只能拥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宝物总是聚聚散散的。古人说：“水浮万物，玉石留止。”水就是时间，我们算是漂浮其上的万物；那玉石就是文物了，有着人类不具备的沉稳，有着人类羡慕的光泽。

(有删改)

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市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5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前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的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生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一生 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美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串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是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摘编自韩石山《揭秘徐志摩的另一面》、孙晓娅《读懂徐志摩》等）

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

（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

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地受到了忽视。特别是50年代以后，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

（选自谢冕《云游》，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