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中人”谭元寿：江河不择细流

2014年12月20日，纪念叶盛兰诞生100周年演唱会，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三代谭派传人同台演绎经典剧目《定军山》。那应该是谭元寿最近一次登台，那一年他已经86岁，孙子谭正岩35岁。

直到2017年春节，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角儿来了之百年谭派》节目中，更多的谭迷才再一次见到谭元寿，听到他的声音。

“父亲总想把最好的形象留在观众心里。"谭元寿的儿子谭立曾悄悄对我们说。

真正的艺术家难免爱惜羽毛。尽管谭元寿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京剧大师，但他一辈子都反对别人称呼他为“艺术家”。他常挂在嘴边的是，“我只是一名普通演员”。20多年前，谭元寿在上海电视台录制节目，现场有青年演员问他，何时成的名？他的回答是，“我一辈子也没有成名”。那是先生的谦虚，却有着“梨园世家”的自信与旷达。

作为京剧创始人之一谭鑫培的玄孙、“四大须生”之一谭富英的儿子，谭元寿的降生给这个家族带来一份重重的期待。谭元寿在幼年时就经常看京剧大师杨小楼的表演。每次见面，杨小楼都会把他高高举起，放在肩上，逗着说，快长大，把戏唱，成好角，名天下。“杨小楼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崇拜者。”谭元寿说。

童年时，谭元寿就常随父亲去余叔岩家里学戏，看余叔岩先生向他父亲传授余派唱腔。听着听着，他就在余老夫人的怀抱里睡着了，睡梦里都是余派唱腔。所以，“直到现在，我最喜欢的还是余派唱腔。”

后来，谭小培仿照当年谭鑫培将谭富英送到富连成坐科，把谭元寿送到富连成第六科“元”字科。入富连成科班学艺的第一天，肖长华先生给他取名元寿，从此戏班里就有了个谭元寿，在富连成学了7年，谭元寿学演了近百出戏。60多年后，谭元寿回忆起这难忘的7年，总结了富连成的“三件法宝”：一是严格教学，不分亲疏；二是注重舞台实践，全年只休息两天，没有一天不上课，没有一天不练功，没有一天不演出；三是教学中“文武昆乱”并重，“文武昆乱”兼学。

谭先生讲的一件事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出科之后，他崇拜李少春，想拜李少春为师。父亲谭富英不仅十分支持，还对他说：江河不择细流，泰山不弃细壤。谭派哪里来的？就是吸取各家之长才形成的。“我的曾祖、祖父、父亲和我的儿孙六代人，都是科班或者戏校坐科才出道的。没有一个是全靠家学，每一代人都拜有好多老师，这就是转益多师。”

京剧成为国剧的初期，谭鑫培创下了“无腔不学谭”的历史，这一方面源于谭派的声腔之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谭派没有门户之见，能够采众家之长，后学们也饮水思源，以艺为大。

一个家族，七代人从事同一门艺术。即便放在全世界，也是鲜见而宝贵的，在京剧自身的魅力之外，一定有一条强韧的精神纽带将他们联结在一起。我们去求证，谭先生笑笑说： “父亲谭富英的人品对我一生影响最大。他总教育我做人要忠厚，唱戏要高调门，做人要低调门。要学会吃亏、让人。对别人厚才有自己的道，才有后代子孙的道。”

家族的巨大声望，戏曲界乃至国家的厚望，在谭元寿的人生里是一种无形的推动力。创业难，守业更难。作为谭派第五代的谭元寿，全面继承谭派表演艺术，守本纳新，拓宽戏路，“做了谭派艺术忠诚而富有成效的守护者”。

因为这样的梨园人生，谭元寿才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京剧，关心京剧的未来。

他常说，“艺术家是唱出来的，不是任何人可以馈赠的”。尽管他唱过演过的戏有二百多出，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数字，但他一直强调自己与前辈的差距。他几乎能唱各种老生戏与武生戏，他说程砚秋先生花旦、刀马旦、泼辣旦、昆腔戏什么都唱，所以希望人们不要狭隘地理解流派艺术，希望青年演员在继承流派的同时，一定要多学、多演、多看，不断拓宽自己的戏路。

他说，京剧这门艺术就是口传心授，看录像谁都能看明白，但里面的内涵是看不会的，很多诀窍必须口传心授，“京剧都是这么传下来的”。所以，他从来没有门户观念，一直对登门请教的戏曲界人士敞开大门，年届九十还亲手指导中国戏曲学院的研究生。他最担心的也是京剧，“最怕走样了，失传了。梅先生有句话富有哲理，'移步不换形’。我们要跟着时代，但不能为了追时代就丢了本来的样子。”

人们说，有人才有戏，有戏才有派。因为一代代戏曲人的砥砺前行，才有京剧两百年的辉煌。无数个体的追求最会塑造出时代的模样。但如果我们都习惯了追随时尚，在新奇芜杂的各种话语中摇摆不定，而无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我们时代文化的准星和标尺又在哪里？

（有删改）

谭鑫培是我国著名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其创建的谭派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京剧艺术流派。他亲手培育了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三位京剧大师。此外，他还主演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北京青年报》）

怀念吕凤子先生
张　霖

我与吕凤子先生同是江苏丹阳人。他早在1910年就在上海创办“神洲美术社”，是我国兴办现代美术教育的第一人。

1949年10月，我与吕凤子先生同时被选为苏南地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同吃同住同学习，讨论国家大事，吕凤子先生时年63岁，而我只是20多岁初出茅庐的小青年，平时他不外出，我将他如父辈一样尊敬和侍奉，潜心学习，聆听教诲。我向他展示我的一幅梅花，请求指教。他赞扬我的画趣味性强，但又指出作画要“立意”、“为象”、“写形”、“貌色”、“置阵布势”通盘考虑成熟，方可动笔而一气呵成。谆谆教导之余，吕凤子先生即兴展纸，略加思索，泼墨挥毫，纵横挥洒，立成迎雪怒放艳丽多姿的一幅梅花，题词是“香自苦寒来”。我把这幅画视为珍宝收藏，但不幸在“文革”中被劫失，至今未找回，致成终身遗憾。

吕凤子先生爱用长锋羊毫悬腕作画，且腕力过人。他笔下的线条，厚实有力，雄浑朴茂，轻逸妙深，极具草篆的独特韵味。他的这种表现技法，达到出神入化之妙，在画坛上独树一帜。

徐悲鸿是在上海跟吕凤子先生学习素描的学生，后来留学法国。回国后吕凤子先生又推荐他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那时候的艺术系分两组，一组为中国画，一组为西洋画。当时，徐悲鸿认为自己的中国画水平不及西洋画，何不乘机向吕凤子先生学习水墨画和书法，以求绘画艺术的全面发展？于是对吕凤子先生说：“以前您教过我素描，现在我再向您学习中国画。”吕凤子先生抱拳答曰：“你是西洋画大师，怎敢收你为弟子？”徐悲鸿坦诚地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能者为师嘛，不必推辞。”吕凤子先生执意不肯，徐悲鸿转个弯说：“那就做一个亦师亦友的好同道吧！”吕凤子先生这才答应，而后徐悲鸿中国画的画艺大进，他笔下的奔马、人物、花卉，都受到吕凤子先生用笔的影响。

还有一次，徐悲鸿对吕凤子先生说：“不久，在法国巴黎将举办世界博览会美术展览，十个国家的顶级艺术大师参展，您应该寄点作品去试试。”吕凤子先生谦虚地说：“不行，不行，水平还达不到世界展呢。”徐悲鸿说：“先生承历史之传统，开当代之新风，三百年来第一人，非先生莫属。”吕凤子先生连忙插话说：“三百年来第一人之说，实在不妥、不妥，清代乾隆年间的扬州八怪还没有超过二百年哩，我岂敢列其前？”眼看说不服吕凤子先生，徐悲鸿便擅自瞒着他，悄悄地把教授休息室内的《庐山之云》卸下来寄往巴黎，代他报名参展。评奖时，果然一致投票评中国画《庐山之云》为一等奖。数月后徐悲鸿对吕凤子先生说明《庐山之云》出国参展获奖经过，并将一枚圆形奖章面交吕凤子先生留作纪念。门生为老师当伯乐，在师生中传为佳话美谈。

吕凤子先生桃李满天下。徐悲鸿、李可染等都是画坛名流、各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但见到吕凤子先生，皆鞠躬称“先生”，恭谨侍坐，从不大声言笑。

旅居美国的温新榆先生是吕凤子先生的外甥。一次宴会上，有一位知名度很高的画家得知温先生是江苏丹阳人，便问道：“有位吕凤子先生你知道吗？”温先生答道：“他就是我的大舅父。”他听了，很高兴地对温先生说：“原来吕凤子先生是你舅父，我和他当年在上海的时候熟得很！他的才艺之高，当代无人可与其匹。但他生性却很淡泊，简直可以说已到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要是他稍微重视名利，他的名气就会大得不得了啦！”人们告诉温先生，这位大画家就是张大千。

吕凤子先生一生追求真理，能与时俱进。抗战后期，我国著名教育家和民主人士黄齐生先生被当局迫害逃到重庆，吕凤子先生毅然用高薪聘请他到正则艺专任文史教授。1944年冬黄齐生赴延安时，正则师生送延安书画百幅，以表达对抗战圣地的慰问之情。其中有吕凤子先生的罗汉两幅，一题“寿者像”专赠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特地写信向吕凤子先生致谢，还请黄齐生先生带一条毛毯回赠吕凤子先生。

吕凤子先生德艺双馨。他的人生和学术思想永远为我们崇敬和学习。他对国画艺术做出的贡献，不仅是我们艺术界的骄傲，也是所有华夏儿女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