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家与戏剧性

①一出戏演完了，当你随着人流涌出剧场的时候，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声 :“不错，真有戏!”或者是:“我都要睡着了，没戏!”“有戏”或“没戏”是观众评价一出戏的常用标准。可是，究竟什么是“戏”呢? 我们通常所说的“戏剧性”究竟涉及一些什么问题? 剧作者该如何对待“戏剧性”呢?

②美国戏剧理论家贝克首经对“戏剧性”一词进行了探讨，他说。“在日常用语中，‘戏剧性’这个词的意思有三个:(1)戏剧的材料;(2)能产生感情反应的；(3)在剧场条件下完全可以上演的……只有第一、二两个定义才合乎‘戏剧性’，而第三个则应该是“剧场性’。同时，第一个定义太抽象，可以不用。那么‘戏剧性的'就只专用于‘能产生感情反应’，那么各种混淆也就一扫而清了。”可是，如果我们认真探讨这个结论，就会由此生发出一系列新的问题:

剧作家究竟靠什么“产生感情反应”? 为了得到观众的“感情反应，剧作家应该注意那些问题呢？剧作家同小说家，抒情诗人都要使读者，观众“产生感情反应”，他们的工作又有什么区别呢?

③英国的威廉.阿契尔在《剧作法》一书中指出:“关于戏剧性的唯一真正确切的定义是: 任何能够使聚集在剧场中的普通观众感到兴趣的虚构人物的表演。”他认为:“任何进一步限制‘戏剧性’一词含义的企图，都只不过是表现了这样一种看法-一某些表演形式将不会使观众感到兴趣，而这种看法常常会被实践所否定。”如果我们正视创作实践存在的复杂情况，就不能不承认阿契尔这种看法的合理性。假如有人认为一个剧本的某种处理方式是具有戏剧性的，就匆忙做出结论: 不这样处理就不会产生戏剧性。这种论断，十有八九要被新的创作实践所推翻，

④由此可见，对“戏剧性”一词下的定义大都过于笼统:再进一步限制这个词的含义，又难免失于武断。我们的剧作家们在这里遇到了困难。尽管如此，人们却在广泛地使用这个概念。在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事，它充满了巧合，出人意料，就会有人说:“这真是戏剧性的！.”

人们在街头观看一场争吵，有人逐渐失去了兴味，又会说:“走吧，没戏了!" 甚至人们在读

小说、看电影时，如果感到枯燥无味，也会失望地说:“没戏!”至于在文学评论、电影评论

中使用“戏剧性”这一概念，把它作为评价作品的标准，更是不乏其例。

⑤有人说，剧作家并不是先要从理论上搞清什么是“戏剧性”才去写戏。这也许是对的。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过: 他在写小说之前，曾经看了不少短篇小说，却没有读过一部‘小说作法”之类的东西。他是反对这类东西的。在戏剧领域中，成文或不成文的法规自古有之，但这类法规，对剧作家的创作实践未必有多少用处。法国著名的剧作家博马舍在为“严肃戏剧”(即“正剧”)辩护时，曾经激动地质问那些“规则”的制造者们:“规则在哪个部门的艺术里曾经产生过杰作?”戏剧历史表明，真正有成就的剧作家都是敢于突破成规、勇于创新的。

⑥但是，这也绝不是说剧作家就不需要认真研究戏剧创作的特性，不需要去掌握有关戏剧创作特殊规律的基本原则。袁枚曾经说过:“变尧舜者汤武也;然学尧舜者莫善于汤武”、“变唐诗者宋元也，然学唐诗者莫善于宋元”。学和变是辩证的统一。不学，就谈不到变;不变，就难免流于食古不化。

⑦艺术的特性包含的内容往往是具体的。小说家、电影家、戏剧家以及诗人、画家等等，都要竭力使读者、观众对自己的作品“发生兴趣”、“产生感情反应”。他们要获得这样的效果，就需要深刻地理解不同艺术样式的特殊表现手段。所谓“小说味”、“电影味”、“诗味”、“戏剧性”，就是由不同艺术特有的表现手段形成的。因此，要搞清“戏剧性”一词的具体含义，首先就要弄清:戏剧艺术的特殊表现手段是什么?

那一片幸存的原始林

梁衡

①像一场战争突然结束，2014年林区宣布了禁伐令，喧闹的伐木场顿时门前冷落车马稀。在打扫“战场”时，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片原始林。2016年盛夏时分我有缘造访了这最后的一片原始林。

②虽然天正降大雨，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向林地进发，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茫茫林海中。

③正走着，忽然听见右边不远处有哗哗的流水声。踩着朽木、草墩，钻过横七竖八的灌木。忽然眼前一亮，一条溪流从山上奔腾而下。眼前这条溪流无法与我见过的任何一条流水相比较，因为它没有留下一丝人类活动的痕迹。仰望山顶只见远远近近的山、层层叠叠的树、朦朦胧胧的雨，半山一道歪歪斜斜的激流，跌跌撞撞地碰着那些大大小小、圆圆滚滚的石头，或炸起雪白的浪花，或绕行成一条飘飘的哈达。

④我们退回老林，雨时停时下，云忽开忽合，大家就举着手机、相机抓紧时间照相采景。

⑤人类虽然早已进入现代文明，但是总忘不了找寻原始。这是因为它，一是大自然的原点，可由此研究自然界的进化，包括人类自己；二是人类走出蛮荒的出发的起点，是生命的源头，我们有必要回望一下走过的来路。判断一个地方是不是够原始，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看有没有人的痕迹。从纯自然的角度来说，人的创造是对自然的种种干扰和玷污。所以探险家总是去寻找那些还没有人文污染过的地方。没有人来过，无路；奇景第一次示人，无名；前人没有留下诗词，无文。今天我们进入的正是这种“三无”之境，只有你与自然在悄悄地私语。

⑥虽是来看原始森林，但先要说一说这里的石头。国内很有名的一处石景便是云南的石林，那是一片秀气的石柱。还有贵州天星桥，那是喀斯特地貌特有的精巧。而这里的石头一律是巨大坚硬的花岗岩，浑圆沉稳，高大挺拔，无不迸放着野性。石的分布无一定规则，或独立威坐，或双门对峙，或三五相聚，或隔岸呼唤，各具其态。

⑦现在要说一说在乱石间争荣竞秀的苔藓了。这是整个林区的大地毯，是森林里所有生命湿润的温床。它生在地上、树上、石上，绿染着整个世界，不留一点空白。最让人感动的是它的慈祥，它小心地包裹着每一根已失去生命的枯木。那些直立的、斜依的、平躺于地的大小树干，虽然内里已经空朽，你轻轻一碰就是一个洞，但经它一打扮，都仍保持着生命尊严。绿苔与枯树正在悄然作着生命的转换。

⑧老林子中最美的还是大树，特别是那些与石共生的大树。有一棵树，我叫它“一木穿石”，我们平常说“水滴石穿”，可是有谁真的见过一滴水穿透了一块石头？现在，我却见到了一棵树，一棵活着的树，硬是生插在一块整石之上，霸气十足。它的须根向四周摸索，拳握住一点点沙尘，然后蛰伏在石面的稍凹之处，聚积水分，酝酿能量。松树的根能分泌一种酸液，一点一点地润湿和软化石块。成语“相濡以沫”是说两条鱼，以沫相濡，求生命的延续。而这棵红松种子却是以它生命的汁液，去濡润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终于感动了顽石，让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它赶紧扎下一条须根，然后继续濡石、挖洞、找缝，周而复始，终于在顽石上树起了一面生命的大纛。

⑨如果说刚才的那棵树有男性的阳刚之烈，下面这棵便有女性的阴柔之美。它生在一根窄长的条石上，两条主根只能紧抓着条石的边缘向左右延伸，然后托起中间的树身，全树就成了一个丁字形，一个标准的体操“一字马”。那两条主根是她修长的双腿，树干是她曼妙的身躯，挺胸拔背，平视前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棵树的根与身子长得一般的粗细，一样的匀称，一样的美丽。好一个“幽谷美人”！

⑩我们就这样在绿色的时间隧道里穿行，见证了大自然怎样在一片顽石上诞生了生命。它先以苔草、蕨类铺床，以灌木蓄水遮风，孵化出高大的乔木林，就成了动物直至我们人类的摇篮。这时再回看那艘石头巨舰，是泰坦尼克号？是哥伦布的船？是郑和下西洋时的遗物？都不是。它沉静地停在这里，是特别要告诉我们，假如没有人的干扰地球是什么样子，大自然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的家是什么样子。当年我们屈从了这片原始林，现在它给我们友好的回报，留下了一面大镜子，照出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朝代之兴替；以这片原始林为镜，可知生命、人类和地球的兴替。

⑪我下山时，看见沿途正在修复早年林区运木材的小火车路，不为伐木，是准备开展原始森林游。

樊锦诗：敦煌的女儿

雷媛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第一次到敦煌，这位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女大学生受到了大震撼。莫高窟太美，壁画雕塑，无不精美，学考古的她深知它的珍贵。

她与彭金章在毕业分配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武汉，两人成家。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太震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的打算。自此，两人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直到1986年，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在结婚21年后，他们一家终子在敦煌团聚了。

1979年，敦煌对外开放。世界各地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莫高窟的名气越来越大。但到了旅游旺季，因游客超载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湿气等对洞窟壁画造成的损害难以估量。樊锦诗的心抽紧了，“真担心有一天从梦里醒来，莫高窟不见了。”

20世纪80年代，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已经从50年代的看守式保护和抢救式保护阶段进入了科学保护的新时期。到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如何破解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成为她日夜思考的问题。

2003年，樊锦诗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为什么要提？她的回答很明确：“游客越来越多，直觉就是高得不得了。不让看不行，看坏了也不行，当时院里正在搞数字化，这给了我一个启发，能不能让游客在洞外面看？后来明白了，以当时的技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数字敦煌”的概念一提出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质疑声不绝于耳。“那时候我真的很孤立。”为了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樊锦诗逢人就说“数字敦煌”，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

对计算机并不熟悉的樊锦诗，开始着手大量资料的查阅。樊锦诗抓住一切机会向同行请教，哪怕一个数字、一个细节也会刨根问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的积累与眼界的开阔，更加坚定了她“让科技引领和支撑莫高窟保护”的理念。

“数字敦煌”的进度是慢工出细活，一幅壁画要用轨道固定相机拍摄，一面墙可能要几千张照片才能拼起来，一个洞窟要做一份档案，492个洞窟就要做492份档案。事实上每个洞窟的档案照片，最少要保证有窟形、窟顶和四壁各一张，才能算得上一个洞窟最起码的照片全面记录。如此算来，莫高窟最少要有3000张洞窟档案照片。

在樊锦诗的积极努力和支持下，《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曙光天演Power PC工作站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等数字化项目相继完成，敦煌壁画数字化存贮与再现技术水平持续提高，取得了良好的成果。2003年，在她的策划与提议下，建设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建议，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2014年8月1日，敦煌莫高富前的金色建筑像流动的沙丘在大漠戈壁上缓缓隆起——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研究院，“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不复存在。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敢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等论文。这些敦煌石窟分期排年的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而且为敦煌石窟的各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主持的《敦煌石窟考古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将敦煌石窟考古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著名国学大师、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称此报告“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