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

在我看来，历史上的好作品，大都是既在潮流之中，又与潮流保持了一定距离。情况往往是，社会意识尖锐的作品轰动易而持久难，富于情趣、意蕴，侧重文体追求的作品，轰动小而耐读性久长。此真所谓鱼与熊掌难以得兼，只有少数大作家能臻此境。我一直在想，对每个作家而言，对每一具体创作过程而言，倘若真正做到了既重视写什么，同时高度重视怎么写，既能敏锐感应时代思潮，又能在文体上独出机杼，让思想与艺术如一健硕的新生儿般一体化地诞生，那么，我们时代的文学创作质量庶几会有大幅度的提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们似乎一直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轮流突出的循环圈中打转，一个时期写什么的问题占上风，一个时期怎么写的问题又热热闹闹。总起来看，还是偏重于强调写什么，而相对忽视怎么写，时至今日此风尤甚。为此，我以为文体问题大有重新提起重视之必要。

短篇小说是一种技巧性很强的文体，但在今人眼中，短篇小说似已日渐沦为小术矣。殊不知一个名作家穷毕生之才情，也未必能弄出几个优异的短篇。作为小说家一面的鲁迅先生，支撑其创造大厦的，主要是人们熟知的一批经典性短篇，没有它们也就没有了小说家的鲁迅。杰出的短篇大师照样是大师。契诃夫、莫泊桑、海明威、茨威格们的声望并不因短篇小说而减损分毫。人们津津乐道的沈从文、张爱玲、张天翼、废名、孙犁、汪曾祺、王蒙等人作为文体家的一面，不也都是从短篇创作中体现出来的吗?短篇最能显现出一个作家的语感、才思、情调、气质、想象力之水准，有些硬伤和重要缺陷，用长篇或可遮盖过去，一写短篇，便裸露无遗矣。对一个作家艺术表现力的训练，短篇是最严酷的和最有效的。可叹的是，当今之世，不少人以为只要会编个好故事，敢触及社会政治时事的大问题，无论叙述多么平庸，语言多么寡淡，行文多么直露，也敢以大作家自居。文学之日益与新闻、故事、报告、电视剧混为同伦而不能自拔，实属文学之大不幸。

在充分肯定传统的经典价值的同时，不能不看到，短篇的文体是越来越多样了。既要看到万变不离其宗，又要看到飓风既息，田园已非，变是绝对的。起先，我们讨论短篇可不可以不写故事，可不可以不着重刻画人物性格，可不可以不断转换人称，可不可以侧重抒情化、散文化、诗化，这些问题不久便以创作实践的方式解决了。当我们的眼界更为开阔时，发现除了现实主义，还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因其哲学基础和艺术思维的不同，使包括短篇在内的文体发生着变异。苏联社会问题小说的人道主义情怀，罗布·格里耶等人的新小说的冷漠叙述，海明威式的硬涩和简洁，福克纳既传统又现代的小说技法，以及荒诞、魔幻、黑色幽默等等，无不给我们今天的短篇创作打上新的烙印。由于现在的时尚是长篇风靡，投入短篇的才力受到限制，短篇的发展也放缓了脚步，但它毕竟在探索中前行。

无论中国的小说史还是西方的小说史，在叙事文学方面，短篇小说都是基础性的，以后小说的建构不管多么庞大复杂，广阔纷纭，要是沿波讨源，短篇小说还是基本单元。因而着眼于短篇的营构也是最实际的努力。事实证明，强化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对于整个小说创作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能产生优秀短篇小说的国度和民族不大可能凭空产生惊世的长篇杰作。

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它们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而是一种态度和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反倒是韩非子的“侠以武犯禁”更为直接。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他们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痛快”。而《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把“江湖”这个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

陈寅恪先生轶事

1925年，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仅36岁。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相比，陈寅恪既没有显赭的声望，又没有镇服人心的学位。无著作、无文凭的陈寅恪受梁启超（一说吴宓）举荐为导师时，一度为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所拒绝。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令人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都来听他的课。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留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曰，许地山逝世，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 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

陈寅恪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中科院拟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曰的 《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学习政治。” 第二条：“请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 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老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 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藉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 ”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中国近 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陈寅恪逝世后，因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寅恪先生的遗骨。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直到2003年才与夫人合葬于江西穿山植物园。墓碑旁一大石上由著名画家黄永玉制陈寅恪终生恪守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