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我国思想家已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观点。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也倡导以人为本，但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更多强调以个人为本；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不主张以个人为本，而是强调以群体为本，强调群体在价值上高于个人。

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看来，个体不能离群索居，一定要在群体之中生存生活，其道德修为也要在社群生活中增进。超出个体的最基本社群单位是家庭，扩大而为家族、社区以及各级行政范畴，如乡、县、府、省，直至国家。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特别重视家庭价值，而家庭是个体向社会发展的第一个社群层级。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个人价值不能高于社群价值，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交融、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强调社群整体利益的重要性。我国古代思想家没有抽象地讨论社群，而是用“家”“国”社稷”“天下”等概念具体表达社群的意义和价值；“能群”“保家”“报国”等众多提法都明确体现社群安宁、和谐、繁荣的重要性，凸显个人对社群和社会的义务，强调社群和社会对个人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在表现形式上，对社群和社会优先的强调还通过“公一私”的对立而得以体现：个人是私，家庭是公；家庭是私，国家是公；社群的公、国家社稷的公是更大的公，最大的公是天下的公道、公平、公益，故说“天下为公”。

总之，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是在一个向社群开放的、连续的同心圆结构中展现的，即个人一家庭一国家一世界一自然，从内向外不断拓展，从而包含多个向度，确认个体对不同层级的社群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提出“以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基本关系，则我国古人早就把家的概念、家的关系扩大、扩充了。

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道德的中心原则是个人权利优先，主张人人有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从事活动，认为以一种共同的善的观念要求所有公民是违背基本个人自由的。而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社会共同的善、社会责任、有助于公益的美德。社群与个人、责任与权利是不同的伦理学概念，反映不同的伦理学立场，适用于不同的价值领域。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坚持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以社群和责任为中心的立场，在赞同自由、人权的同时，毫不含糊地申明不赞成个人优先的立场。

（摘编自陈来《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有删改）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让创新成为走向未来的不竭动力。

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其重要特点是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加快。同以往历次科技革命相比，这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面对重大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努力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我国科技创新已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根本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瞄准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消费升级的方向、供给侧的短板、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统筹部署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

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一是激活“企业实验室”的创新功能。弘扬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二是促进传统企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传统企业要积极同互联网接轨，以数字经济、智慧经济引领企业转型发展。三是推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互补创新。国有企业具有科研人员集中、研发能力较强等特点，应发挥国有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充分发挥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市场嗅觉敏锐的优势，努力形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分工合作、协力发展的互补创新格局。

奏好政府职能“退、放、进”三部曲。通过“退”，减少政府部门对创新资源的直直接分配、对市场导向明确的创新活动的干预；注重“放”，凡是市场机制能够实现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的服务功能，政府部门都可以放手，大力发展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创新服务机构和组织；实现“进”，着力加强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资助平台、信息平台、监管平台。

提升科技创新的效率。一是促进成果转化。要促进科技进步同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实现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三级跳”。二是深化体制改革。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深化高校和科研院所改革，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三是强化创新激励。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加强知识产权开发利用和保护，加快建设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摘编自《让创新成为走向未来的不竭动力》，有删改）

中外比较品三国

顾钧

《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描写：

却说文聘引军追赵云至长坂桥，只见张飞倒竖虎须，圆睁环眼，手绰蛇矛，立马桥上，……厉声大喝曰：“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曹操急令去其伞盖，回顾左右曰：“我向曾闻云长言：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轻敌。”言未已，张飞睁目又喝曰：“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死战？”曹操见张飞如此气概，颇有退心。飞望见曹操后军阵脚移动，乃挺矛又喝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声未绝，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操便回马而走。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奔走。

这就是著名的“长坂桥张飞退曹兵”，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大手笔。但如果我们放眼西方文学，则不难在荷马史诗中找到一个非常接近的例子：

一连三次，卓越的阿基琉斯隔着壕沟啸喊，一连三次，特洛伊人和著名的盟军部众吓得惊散；其间，他们中十二个最好的勇士即刻毙命，扑身自己的战车和矛尖。阿开亚人从飞舞的枪械下拖出帕特罗克洛斯，将其放躺在尸架上，亲密的伙伴们围站他的身边，哭得悲哀，捷足的阿基琉斯和他们同在，热泪滚滚，看着他所信赖的伴友尸躺架面，挺着被锋利的铜枪豁裂的躯干。（《伊利亚特》第十八卷）

阿基琉斯是《伊利亚特》的主角，得知自己的亲密战友帕特罗克洛斯捐躯的消息，他怒不可遏，发誓要把尸体从敌人的包围中夺回。他的三声“啸喊”完全可以媲美张飞的三次“厉声大喝”。如果从被喊声吓死的人数来看，他的一打十二个无名勇士显然超过了一个夏侯杰。但张飞的表现更具有戏剧性，他的三声大喝每次都有变化，特别是最后一声，仔细品味“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感觉张飞有点心虚。阿基琉斯是女神的儿子，刀枪不入（当然除了脚后跟），所以无所畏惧。张飞毕竟是凡人肉身，虽然英雄气概绝不输于阿基琉斯。

荷马史诗是公元前9世纪左右的作品，比《三国演义》早两千多年，但罗贯中肯定没有读过《伊利亚特》，也肯定不知道阿基琉斯的英名。古今中外，作家的“文心”是完全可以相似乃至相同的。

一般认为，只有西方才有史诗，中国没有，其实中国的历史小说完全可以被看作一种史诗。它们和荷马史诗一样，既有“史”的依据，更不缺少“诗”的要素——天马行空的创造和想象。

关于张飞在长坂桥的表现，陈寿《三国志》的记录很简单：“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当阳长坂。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蜀书·关张马黄赵传》）这里完全没有三声巨雷般的大喊。同样，曹操的回顾左右和夏侯杰的肝胆碎裂也都是小说家的神来之笔。

（节选自《中华读书报》2018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