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壁

王了一

题壁不知始于何时。相传司马相如过升仙桥，题柱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此桥”，可见汉朝的人就有了弄脏公共场所的习惯。又唐朝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这故事就是后世所谓“雁塔题名”。司马相如和韦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羡慕富贵：一个是未富贵而先夸口，一个是初富贵而便忘形。说得好听些，这是雅人深致；若从坏里说，这简直是无聊，令人作三日呕。

题壁也许纯然为的是留一个纪念吧。“某年月日某人到此一游”，这简单的几个字未必就是想出风头。但是，为什么不写在你的日记册上呢？假如你有一个照相机，还可以把胜地拍一个照，然后记上你来游的年月日，何苦弄脏了公共场所？你这是为人呢，还是为己？若说是为人，人家根本不认识你这个无名小卒，非但不能流芳千古，而且不足以遗臭万年；若说是为已，你何时重游还在不可知之数，甚至老死永不重游，你留几个文字又有什么用处？关于这个，往浅里说，你是像小学生用粉笔乱画墙壁，显得你没有好好受过教育；往深里说，你是因为喜欢这个风景，恨不得据为己有，公家的地方是不出卖的，就是卖你也买不起，你怀着⑴阿Q的念头把公家的地方加上了你私人的记号。至于人家是否因此感觉“煞风景”，你可管不着。题壁完全象征了咱们中国人一种有我无人的心理。

有些人不甘心于只题一个名，他们还要题诗。这自然更雅一等。“寻觅诗章在，思量岁月惊”，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风趣啊！可惜的是他们的诗多数是颇欠推敲，或者说是只敲而不推，因为他们吟诗有如擂鼓，“不通”“不通”又“不通”！胜地何辜，受此污辱！他们太不自量了。他们并没有因为“李白题诗在上头”而搁笔，倒反是人人自比李杜，人人都要题诗在上头！未辨四声，遑论八病！只合矜夸荆室，床上吟诗；何须唐突山灵，墙头放屁！那些不喜欢文学的人，熟视无睹，倒也罢了。最苦的是那些对文学有兴趣的人，看见了字闭不了眼睛，总不免一看，看了滞后，把水色山光的满怀乐趣都糟蹋了！寄语现代的司马相如和韦肇们，做做好事吧，莫再⑵佛头着粪罢。当然，其间偶然也有达官名士，不爱惜他们的墨宝，来给山水增光，甚至于不惜重金，特雇巧匠，摩崖刻石，做得非常精雅。这似乎是无可批评的了。名山佳作，相得益彰；有时候，竟使我们不知道是人以山传呢，还是山以人传。这样，我们感谢大手笔之不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我总觉得题壁是中国文人的恶习。名人题壁，后人看见了也许发生仰慕之忱，然而在他本人却是未免自诩多才，令人有搔首弄姿之感。“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立？”达官名士们在别的地方风头已经出够了，何必雁塔题名，才算是自鸣得意呢？再说，在立功立言之后，将来世家有纪，儒林有传，而金櫃石室，又复永宝鸿文，自有人家捧场，更不必沾沾于炫露了。西施若不捧心，东施虽欲效颦亦苦无从效起。寄语达官名士们，你们如果不喜欢名山宝刹被尺二秀才乱涂乱画，你们就应该以身作则。

此外我还有一个建议，凡属公共游览的场所，一律严禁题壁。如有典型才子未能免俗，一定要出风头，必须将佳作先付审查，缴纳重税，然后规定式样，指定地点，特许摩刻。说不定还有名门闺秀，像旧小说中所说的，在壁上题诗唱和，因而恋爱结婚。这样，多捐两个钱给公家，也是值得的。

1944年8月

单仁平：中国该如何让让公知高兴

新年之际，正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之时，互联网上也出现一些“新年献词”之类的帖子。它们有个人写的，也有“百名公知”的“新年寄语”总汇。它们表达了一些不满，或者用隐晦的春秋笔法，或者直接使用激烈的语言。它们的传播总体上不是很广，产生的影响有限。

无论公知们的“新年寄语”是否传播了开来，他们有不满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大体想说什么也不难猜到。中国社会上有部分公知持不同意见，怀有一些情绪，是社会多元化的标准表现之一。

时下公知享有的舆论空间与前两年相比有所缩小，他们很不高兴，自然有牢骚要发。然而前些年他们的主张可以尽情广播，对舆论产生巨大影响，但他们同样没有满意过。回想他们当时的“愤慨”，似乎一点不比今天少。

大部分公知都在中国社会里拥有正常职业，有些属教学科研领域的精英人士。如何赢得公知群体对国家路线的认同和支持，这是中国的一个长期难题。

如果能够将这个问题化解，再好不过了。不过即使化解不了，恐怕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有一种可能是，一个国家永远会有一些公知不高兴，让他们高兴起来在政治上就是不可为的。

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国家路线的对错，与公知们给予什么评价关系很小。在有些时候，甚至与“民意”支持程度的高低也不是绝对对应关系。一个时代必须有所作为，取得国力增长和民生进步实实在在的成就，它的实绩比舆论场当时的氛围更重要，更能经得起历史的推敲。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在思想上非常动荡。但那个时期恰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不断调整并形成最终轮廓的关键时期。那些年中国社会里弥漫了各种抱怨，然而回头看，国家路线在那个时期的坚持是何等重要!

一些人主张，知识分子的使命就应是批判。如果这个逻辑是有道理的，那么政府对待批评的态度中就必须有不惧批判、顶着批判工作的一面。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任何理论和任何国家的经验都不能成为标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道理我们永远不能忘。

由于有了互联网，表达意见变得极其容易，而且总体看，批评的成本和代价下降，似乎是个趋势。西方社会形成了批评很多、批评也很不值钱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批评受到了管理，但是批评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非常高。

中国究竟该如何管理各种意见，把意见表达放开到什么程度，至今还没有形成稳定的范式。中国可以说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在我国体制下的建设性密码，而且探索得相当努力。但是需要有更多的人明白，这样的探索过程注定充满争议，甚至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

和谐是中国这种超大社会的生命线，然而人们对和谐的理解却常常出现分歧。如果说很难给和谐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则是它最后的硬指标。当然了，它一定还有很多其他指标，而且我们衷心希望中国和谐的指标能尽可能占全。

（选自《环球时报·单仁平》2017．1．3．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