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京“红黄蓝事件”引发了幼教系统大地震，是对幼教产业化的一记警钟。数据显示，今年9月在纽交所上市的红黄蓝已经有直营园80家，加盟园175家，直营+加盟的亲子园853家。业内人士分析，幼儿园属于重资产业务，拥有100家以上直营幼儿园的幼教集团屈指可数，必须借助简单粗暴资本的力量并购整合，而幼教项目毛利率不到20%，为保障上市公司的净利率，在师资、内容等方面的投入比重将难以保证。

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幼儿园营利性的迟到确认，以及全面二孩政策效应的进一步凸显，在中产阶级父母普遍的育儿焦虑下，幼教产业化将迎来政策和人口双重红利。幼教社会化乃至产业化势不可当。那些早教机构、知名幼儿园已经通过各种营销渠道为父母们做了早期的市场培养，父母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都想为下一代选择更好的幼儿机构，而选择时吸引他们的往往是一些“高大上”的标签—双语、国际、外教、簇新的校舍及各种时髦的教育理念。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对教育中人的因素的忽视，那其实是一个幼儿园更本质的活性因素—作为教育主体的幼儿教师以及师生关系的构建。

材料二

中欧幼儿教师现状比较

赫尔曼财政投入与回报比

[注]赫尔曼：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

材料三

在《教育法》所规定的四个独立学段中，唯独学前教育没有立法，而填补学前教育的刚需又迫在眉睫。根据教育部《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止到2016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3.98万所，在园儿童的数量为4413.86万人，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共249.88万人。这个数字比上年增加了19.56万人。按照这个数字计算，教师和孩子的比例是1：17.6，也就是一个老师要看近17.6个孩子。而根据《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规定，一所全日制幼儿园的全国教职工与幼儿比为1：5—1：7，全园保教人员与幼儿比为1：7—1：9.即便按照师幼比最低标准1：9来计算，幼师缺口也在240万人。

材料四

2003年，正值民间办园爆涨期，毕业于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的胡华，带着一种给中国幼教事业开创新时代的使命感，受中华女子学院的邀请，在亚运村办了一所体制内的私营幼儿园，并出任园长。第一年只收了14个孩子，如今已有246个孩子，54名教师。这是一所中等规模的幼儿园，与它良好的口碑与名气相比，校园朴素得令人惊讶，操场甚至没有塑胶，就是普通砖地。胡华告诉记者，看一所幼儿园好不好，其实特别简单。不是看硬件或标签，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看看孩子的眼睛亮不亮，看看老师是不是仁慈。学校通称为“花花草草幼儿园”，胡华就叫“蒲公英老师”。

意大利作家亚米契在《爱的教育》一书中说：“教育之没有感情，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能称其为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我们应动员起来，为孩子重建爱的庇护所。

（以上材料均出自《生活周刊》966期）

谁把李白贩卖成了古惑仔

最近,大众传播领域的学术语言越来越像在恶搞:一会儿有人吆喝“孔子是丧家之犬”,一会儿有人叫喊“李白是古惑仔”;左边的场子在用京韵大鼓语言讲经,右边的场子在用单口相声语言说史。一个劣质学术“秀场”,正在商品展销会的角落里悄悄地拉开了灰色的帷幕,试图与吴宗宪、小S争风吃醋,一较高下。

与其说孔子是丧家之犬,不如说今天的学术语言自身更像丧家之犬:它离家出走,自暴自弃,在娱乐文化的垃圾堆边东闻西嗅,四处溜达。与其说李白像古惑仔,不如说今天的学术语言自身更像古惑仔:在街头扮鬼脸、吐舌头、哗众取宠,既挑战了“家长”的权威,又骚扰了过往的行人。学术语言已经沦落到“古惑仔”和“丧家犬”的地步,暴露出传统学术思维方式的致命病理。

既不能感受斗室里枯燥和寂寞的乐趣,又缺乏对学术语言自身应有的热衷和信念,更没有找到进入公众传播领域的有效途径或话语方式,于是选择“离家出走”,到街头去卖狗皮膏药,还制造了一种学术思想进入公共领域的幻觉。这种思维放弃学术话语的理性原则,将它翻译成最时髦、最热门的“无厘头”语言,甚至不惜娱乐化(大话、恶搞、骇人听闻的新名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与公众对话。对此,公众惊诧不已——这就是学术?怎么越看越像初次登场的娱乐小明星滑稽、拘谨的业余表演?这种拙劣的方式,是学术思维中的小媳妇心态的表现:在强大的娱乐话语这个“婆婆”面前哆哆嗦嗦,并以模仿“婆婆”为荣。

传统学术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大学讲堂、学术沙龙和专业杂志。公众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一般的报纸和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或“公众论坛”。民间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生活空间(饭局、客厅、酒馆、街道、广场),再加上今天的网络BBS等。在新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过程中,单一的话语形态的孤立状态,没有对话和交锋,只会使它日渐枯萎。让各种不同的话语方式(学术思维、公众诉求、民间语言)相互碰撞,取长补短,或许会使它们同时呈现出一种积极活跃的状态。但前提是,彼此必须坚守自身的原则和底线,不是放弃原则而同化为一种更低级的东西。

学术思想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目的是将各类思想从讲堂和斗室的狭小空间,转移到更广阔的公众空间,参与公众对话。但是,如何转移,是否有效,却一直是一个难题。毫无疑问,无论是将传统学术思维强行插进公众传播,还是将学术完全变身为娱乐,都是无效的方法。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将“左”的道德观与“右”的认识论融合防止僵化保守。这种融合,要求对传播知识的语言进行探索和创新。

今天的学术明星和学术贩子所采用的语言,似乎摆脱了传统学术话语的弊端,其实并没有自己的语言,而是租借娱乐明星哗众取宠的语言。学术话语仿佛从娱乐垃圾堆里随手捡起的一个塑料袋,将孔子、老子、李白们塞在里面兜售。他们从一种极端(抽象化的极端)转向另一种极端(娱乐化的极端)。这正好应了民间的一句谚语:戴了狗皮帽,丢了狐狸皮。

从脸谱说起

叶秀山

脸谱在京剧艺术中不可或缺，实在是我国艺术家对世界艺术作出的特殊贡献。不过，以前也常听批评家在贬义上使用这个词，说人物没有个性，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则斥之曰“脸谱化”。

其实，脸谱与概念、公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公式是抽象的，但脸谱却不能归结尾抽象。我想，批评脸谱公式化、概念化的，其中有一点未曾深察的是在那个“谱”字上。

“谱”有标准、准则的意思。我们常说某人说话、行事“没谱”，是言其做事说话不遵守一定的规则、无法沟通、交流，也无法理解。“谱”是要大家都能遵守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谱”还有谱系的意思。谱系是历史性的，是一种传统。历史不同，传统不同，谱系也就不同，于是有各种不同的家法、流派。京剧的脸谱，也有不同的家法，同样是曹操的脸，勾画上也是大同中有小异。此外，凡称“谱”的，都是有待去实现的。“谱”自身是实践的“本”，好像是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设计方案。光有个脸谱不能成为“活曹操”“活包公”，要成“活某某”，还看演员如何去演。

现在书店里有许许多多菜谱，分属各种不同的菜系：四川的，淮扬的，上海的，广州的……但菜谱不是菜，不能吃。菜谱给人一个规范，有的很详细，看起来也很死板，如加盐多少，文火炖半个小时等等。这个指标，对于普通家庭主妇而言，是帮助她做出中等水平的菜看来，不至于不堪入口。但厨艺上乘，在于把握火候。火候，是一个综合性的分寸，不是 “30分钟”“35分零5秒”那样死板的，到一定起锅。“火”曰“候”，乃是一种征候，是靠操作者的经验体会感觉出来的。把握火候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实践性的，因而不仅仅是实用性的，而且是艺术性的。就实用性而言，做出来的菜，有个中等水平，能吃就行；但就艺术性而言，火候是必须掌握的。舞台艺术中也有火候，是把各种“谱”——包括曲谱、身段、脸谱……都艺术地“兑现”出来，是要艺术家把这些“谱”用活了，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来。

像厨艺一样，舞台上也有中等水平的演员，他们按部就班地把各种“谱”“做”出来，就算是完成任务，刻苦地也会用相当的功夫，就是缺少一点灵气。像灵气、气韵等并不是能“谱”出来的，而是艺术家的一种创造。然而，就道理来说，各种“谱”，并不是要限制人的创造，而只是要使人创造得更好。做不好菜不能怪菜谱，演不好戏不能怪各种程式，人物没有个性也不能怪脸谱。再往深里说。各种“谱”不但不企图限制艺术家的天才，而且还可以防止天才的流产。“谱”规范着那不易规范的天才，使其不仅有天才，而且有成就。

记得十几年前奚啸伯先生对我们说，舞台艺术要做到“有规律的自由”，他的体会是很深刻的。

（选自《叶修山文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