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出于《论语·为政》，原文是“人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古代用牛力的车叫大车，用马力的车叫小车。两者都要把牲口套在车辕前面的横木上。车子没有它们，自然无法套住牲口，也就不能行走。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德，就好比大车小车没有车辕前面的横木一样，如何能立身处世呢？孔子用这个比喻说明了信德的重要。

从字形构造上看，“信”字左边是“人”字，右边为“言”字，“人言为信”表明“信”依赖于人的言语来表达。所以关于信的论述有“一诺千金”“言必信，行必果”等，由言语真实、守信进而建立起信誉、信赖、信任、信心等含义。

信德是维系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人一失信，必然害及他人，危及社会。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这说明“忠信”是立人之本，是人生路上的“通行证”。信德也是朋友交往的基本道德规范。《论语·学而》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友情是建立在言而有信的基础之上的，推心置腹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朋友。孟子提出“五伦”说，将“朋友有信”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一起，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五种基本道德规范。汉儒把“信”列入“五常”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汉武帝的第一次策问中，董仲舒就指出：“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不仅直接决定着生民百姓的命运，也决定着国家政治的兴衰。

信德不仅是个人道德，更是政治道德，不仅是一个人立世之本、立业之根，更是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基础。一个国家、政府如果缺乏信用、丧失公信力，则权威不立，必将祸及国家天下。所以，个人要讲信，社团要讲信，为政者更要讲信。《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说：“信，国之宝也。”《论语·颜渊篇》载子贡问孔子如何从政，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的选择是先去食后去兵，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在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中，宁肯去兵、去食，也要坚持保留民信。因为他认为如果老百姓丧失了对为政者的信任，国家政治的根本就没有了。

《吕氏春秋·贵信》说得很好：“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可见信德对一个社会是如此重要。王安石在《商鞅》一诗中所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说：“夫信者，人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信德是人的法宝，因为国家靠人民来保卫，人民靠信誉来保护。可见，“信”在齐家治国中是何等重要。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减）

近日，南京大暑杀核案资料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姊妹篇，“世界记忆工程”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3年倡议发起的以保护文献避免被集体性遗忘、被忽视、被蓄意破坏的项目。其宗旨在于，让全世界所有人可以无障碍地接触到这些档案或文件，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

文字的遗产反映了语言、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它是世界及其记忆的镜象。但是，这种记忆是脆弱的。每天都有一些世界文献遗产永远消失。在和平年代，我们设法保存所有重要的东西，不惜花费超出想象的人力和物力编制应当被保护的建筑、城区、景点名录。从卷帙浩繁的档案文献中，加以甄别、筛选。正是在这种因素下，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应运而生。

然而，在“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的同时，“慰安妇档案”却意外落选。事实上，纵观整个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其中对于人类惨痛历史“讳莫如深”。

在现有的346项纪录中，直接涉及人类历史惨痛记忆的仅有7项。那么，为什么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里鲜有惨痛史呢？

1993年“世界记忆工程”在波兰普乌图斯克召开的首届会议达成共识，确定了“世界的记忆”馆藏的标准。我们从“世界记忆工程”的具体评选标准中，可以看出其取向主要偏向艺术史类文献、国家历史档案、图书馆馆藏等。所以，名录上既有《格林童话》、《贝多芬交响曲》，也有《古兰经》手稿、《清代大金榜》。这些经典文学作品和珍贵历史档案材料构成了“世界记忆”的主体。

而那些着重刻画人类苦难史的档案之所以少之又少，是因为它们或是战火纷飞中遭到损毁，遭到施暴者刻意的破坏，或是天灾人祸中散佚在世界各个角落。

事实上，有幸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那些惨痛史，也受到了“涉案”国家的刻意阻挠，经历过相当坎坷的抗争过程。例如“南京大屠杀”申报过程中，日本多次提出抗议，并以影响中日关系为借口，反复要求中国撤回申报。

早在2014年6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就曾公开要求中方撤回申请;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为“世界记忆”目录后，日本外务省随即强烈批评称，对南京大屠杀史料成功申遗表示“遗憾”，并认为联合国相关机构缺乏公平性。此外，日媒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冻结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

身为战争的发动国，纳粹造成的惨剧使得德国人注定长久地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下。而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大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划时代的一跪，为德国战后历史上写下了极其重要的一章。“华沙之跪”也成为联邦政府与东欧重归于好之路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相比之下，二战之于日本,则由于广岛的创伤而兼有了受害者的形象，这使对真相的蒙蔽成为可能，历史的原貌也变得模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二战让普通人想起的仍然是广岛、长崎，而不是南京。

时至今日，经历过大屠杀的幸存者所剩无几，有关这场浩劫的记忆方式将发生变化。自传性质的回忆将绝迹，我们只能依靠诸如战争遗物、遗迹和纪念碑等物。由此传播和输入的知识绝对称不上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因为它有别于一个亲历者所回忆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