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造假销蚀网络诚信

互联网上向来不乏怪事。一些网播剧播放量过百亿却讨论者寥寥，一些网购平台上的“销量第一”却差评不断，一些所谓“今日热门”的文章却完全不知所云。问题何在？互联网时代，网民选择相信数据背后代表的“公众眼睛”。然而近年来，这些本应成为用户选择时重要参考的数据，却屡屡成为一些平台掺水造假的对象。

去年9月，不少平日里阅读量动辄“10万+”的微信大号迅速缩水，而起因竟是源于某些通过刷单来拉高阅读量的工具失效。有监测数据显示，当晚有六成微信“大号”的阅读数下降，其中阅读量暴跌80%以上的公众号超过100个；同样在去年，国内某直播平台曾显示某热门直播间观看人数超过13亿，令人匪夷所思。

无据之数，难称数据。那些基于个体选择而累计得来的数字，衡量着品质优劣，透露着市场反馈，反映着用户认可。然而造假掺水却令数据应有的标尺作用打了折扣，用户“用脚投票”的权利成为摆设，造假者不仅令优质内容沉匿网海，更给了烂俗内容和劣质产品服务以次充好的可乘之机。

数据造假，受伤的不仅是手握“投票权”的网友和真正优质的内容，还可能在更广范围内威胁互联网产业生态系统。“我知道我的广告费有一半浪费了，但遗憾的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被浪费。”世界著名广告大师约翰·沃纳梅克的这句论断产生于纸质媒体时代，而在如今新闻门户、视频网站、手机应用成为广告主眼中香饽饽的时代，却更多了几分无奈和讽刺。

根据营销平台AdMaster发布的《广告反欺诈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全年无效流量整体占比为30．2%。此外，一些创业者为粉饰一个“好故事”，不惜用虚高的数据吸引投资人青睐。文学创作可以虚构，但虚吹数据实则等同饮鸩止渴。建立在谎言、欺骗和水分上的“数据泡沫”，终究无法掩饰一些互联网企业经营惨淡的现实。

“只有当大潮退去，你才能知道谁在裸泳。”在国内互联网行业屡被评价为“虚火正盛”的今天，被动等待显然不够。一些互联网公司联合成立广告反欺诈大数据实验室，致力于发现和甄别虚假流量及其作弊模式。除却引入足够的技术支持，企业应该在保证自身商业机密的前提下主动共享后台数据，打通“数据孤岛”，让政府、公众以及第三方监测机构能够合理有序地采集、存储、分析和使用数据，令各方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此外，行业内也亟待建立起一套通用的数据衡量指标和数据采集指标，这不仅能有效挤压数据造假者浑水摸鱼的空间，也有助于提高公众辨别数据造假的意识和能力。

唯有如此，量化数据才能继续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向网民陈述日益庞大的行业体量，陈述海量用户集合而成的行为选择，陈述各方褒贬多样的态度倾向，陈述那些网民选择继续相信的真相。

以仪式守护节日文化

车淑娅

说起端午节，人们首先会想到吃粽子，一些地方能看到热闹的赛龙舟，此外还有佩香囊、系彩绳、插艾叶、挂葛蒲、饮雄黄酒等习俗。这些习俗、仪式是我们解读、认识传统文化的编码系统，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从孔子“不学礼，无以立”，至清初思想家颜元“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中国自古以来高度重视仪式的教化作用，讲求通过仪礼建构社会秩序，在仪礼中传承中华文化。中华传统节日仪式是中华仪礼文化的重要内容，既包括生活化的节日仪式，也包括正规的节日庆典礼仪。通过举行节日仪式，可教化人文，规范道德，促进社会秩序和谐友善。如今，伴随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增强，传统节日重要性已有社会共识。如何让这些传统节日不仅仅是“大长假”“小长假”，而是紧紧围绕节日文化展开？加强节日仪式可作为探索方向之一：有了具体的节日仪式，节日内涵才有所依附，才能逐渐加强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节日的认知和认同。

如何强化节日仪式？一方面，我们可以结合当代生活特点，对传统仪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传统以当代气息。在传统节日中，有许多仪式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比如端午节的包粽子、赛龙舟等就富有生活趣味，能够调动民众的参与兴趣。我们可以深入发现和挖掘生活化节日仪式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倡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传统仪式，丰富节日民俗活动，逐渐实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文化传承理念。另一方面，或可发展当代节日仪式，使节日文化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新的国家节日仪式正在形成和完善。比如，党和国家领导人每连元旦发表新年贺词，举办建党、建国、建军等重大纪念日纪念活动或阅兵仪式等。这些重大节日纪念仪式充分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应继续发扬。2018年元旦，三军仪仗队和军乐团首次执行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任务，增加了礼号手天安门城楼演奏、礼兵金水桥南侧迎国旗等新内容，使升国旗这一仪式受为庄重威武，让人记忆犹新。我们还可借助现代媒介手段为增强节日仪式助威。持续多年的春节晚会、元宵晚会、中秋晚会等电视晚会已成为传统节日新仪式，其中年三十晚上看春晚更是已成为“年俗”的一部分。在新媒体环境下，以更符合今天年轻人心理特点的方式创建有价值内函、有可操作性、易于传播、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节日仪式，可作为的空间还很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是其重要内容。我们当以生动多样的节日仪式连接古今，丰富传统节目的文化实践，守护传统节目的价值意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新都道。

（选自201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

走出校园后，公众大多从媒介渠道继续获取科学方面的知识，对于大量的读者、听众和观众来说，这些渠道是无所不在的，特别是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当下，信息呈指数式增加。越是这样，越需要科学家积极地发声，澄清事实，破解谣言，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

可以说，科学新闻出现在大众媒体中的历史和大众媒体渠道存在的历史一样悠久。只不过不同历史时期或者在不同文化情境下，撰写这些科学新闻的人会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在科学建制化和科学家职业化前后，很多科学家还十分愿意同媒体进行交流，他们或接受采访，或撰写文章，并且他们欣然地利用那个时代的媒体渠道和公众分享他们开展科学探索的故事。

但是，随着科学研究发展出了自己的专业语言，人才培养机制、成果传播渠道和平台、同公众进行交流的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记者逐渐成为了衔接科学家与公众的纽带，因而科学家、记者和公众也被称为科学传播的铁三角，所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我们常说：科学家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发现者、生产者、创建者。因为科学家处于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在其所属的领域里游刃有余，所以同专门从事科学传播的机构和媒体相比，他们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科学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差错，保证科学传播的正确性。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科学传播十分重要，但是他们与媒体交流的频率却不是很高，更不要说他们会主动联系媒体传播自己的科研成果了。那么为什么有些科学家在媒体面前会保持缄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和考察。

和其他所有的新闻内容一样，科学新闻在本质上倾向于片段性叙述。记者们更愿意就某个议题的具体事件写一些短文，而不是长篇累牍的主题式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大多数媒体生产过程的快节奏，特别是在当前媒体内容生产实时更新的情况下，新闻生产周期无法等待长达数月之久的科学过程的完成。而且科学记者也不可能全景式报道科学新闻。首先是因为没多少普通读者关注和自己无关的内容。其次还要考虑传播分层的问题，记者在写文章时已经在心里描摹了一个读者群，所以面面俱到也不可能写出好的新闻报道。此外，记者们往往只针对科研过程的某一个环节或片段撰写稿件，并且希望读者们能够从这些只言片语中勾勒出全景，并对该科学研究感兴趣。这样就难免会给很多科研成果的传播带来一些片面性，也会导致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有所偏差，进而让科学家对记者产生误解。比如我们开展的一项调查就显示，一半以上的受访科学家认为媒体报道往往夸大其辞或者断章取义，许多复杂的科学研究结果被记者过度简化，使科学家不敢再发言，而出现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专业主义缺失。

此外，不得不承认的是，当前我们处于一个流量社会中，在这种情况下，“标题党”成为了获取公众关注的敲门砖，而且“标题党”这个潮流似乎愈演愈烈，似乎不“标题党”无“爆款”俨然成为了准规则。那个有关“饿死癌细胞”的说法，即便当事人对这种做法也是哭笑不得，还有施一公《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的演讲转眼就变成了《施一公：我的认知再度崩塌了，世界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可以说这种做法无意或有意地伤害了某些科学家，让他们对媒体产生了不好的印象，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旦有不好的经历，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长此以往，科学或者说科普会被“玩坏了”，甚至是“搞丢魂了”，最终让公众越来越不理解科学，这无疑脱离了科普的本质和精神。

当然，我们也需要承认，科学家其实不太了解媒体的工作机制，这可能也是造成科学家误解媒体的一个原因，毕竟科学新闻的生产有系统性的流程，从选题、采编、成文、编辑，到最终出现在读者面前，会有很多环节，科学家不可能全部了解。与此同时，科学记者的角色从宣传者转向批评和评论者，在如何看待科学研究和科研结果方面，科学家和记者有着不同的视角和看法，因而有必要理顺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打通科学传播的链条。

（摘自《知识分子》2018-3-31，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