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过就是一个吴孟超

“他创造了中国医学界乃至世界医学肝胆外科领域的无数个第一，他翻译了第一部中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专著;他制作了中国第一具肝脏血管的铸形标本;他创造了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他完成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他也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 他从医75年，将超过15000名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就是朗读者吴孟超。”他，被人们称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今年已经96岁。

他的右手，握过众多的奖杯，但却最契合止血钳的形状——筋脉虬结，右手食指指尖微微向内侧弯;但又超乎寻常的柔软细腻，指甲整齐润泽——食指畸变是因为过去的成千上万台肝脏手术，细腻灵活是为了未来能再多帮助一个生命。庞眉皓发的吴孟超说，自己爱惜手要远胜过脸。脸老了没有所谓的，但是这双能在手术台上连续操作十个小时的手，是和死神博弈的利器，在肝脏的方寸之间渡人生死，接病人回到人间时，要稳健而有力——在面对病人满腹腔的充血时，所有人都只能看到满眼的红色，但吴孟超的手可以直接伸进去，代替眼睛游刃有余地选中血管一掐，血当即就会止住。

吴孟超其实是马来西亚的归国华侨。他初中毕业时，祖国正遭受法西斯的侵略。按照当地习俗，校方要出资让毕业生聚餐。“奉献自己”的种子，已经在身为班长的吴孟超心中深种了——他当即建议，把聚餐的钱捐给祖国正在浴血抗战的前方将士。于是一份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名义的抗日捐款，送往了抗日根据地延安。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毕业典礼时，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来的感谢电。

吴孟超下定决心，要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即使一人之力不能救祖国于水火，也要和亿万同胞共赴汤蹈火。吴孟超走了一个月的水路、旱路，来到昆明，却发现去延安的路只会更加漫长凶险。同学劝他，与其送死，不如科学救国。于是，吴孟超暂时按下自己内心的激愤，投入了考取同济高中的复习中。后来，吴孟超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有幸听到了“当代中国外科之父”、在二战中挽救无数生命的裘法祖教授的课，顿时被他的渊博知识、精湛医术所折服，用吴孟超自己的话说，“成了他的铁杆粉丝”。后来吴孟超在医院当住院医生，才得以近距离地跟裘法祖查房、看他手术，真正如愿以偿地成为他的学生。到今天，中国肝胆外科的中坚力量，百分之八十是吴孟超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和第三代、第四代学生。

吴孟超再次回到马来西亚时，父亲已经因为胆囊结石胆管结石去世了。他为了救国，学了这一行，却没有机会给自己的父亲医治。他在父母的墓前，说：妈妈爸爸，我已经为祖国做了一点事情。

在2004年，82岁的吴孟超，不顾众人的反对接下了一台复杂的肝脏肿瘤切除手术。手术的对象是一个叫甜甜的女孩，她肝脏的肿瘤，比篮球还大，大到所有人都认为只有肝移植一条路可以保命。同事偷偷劝吴孟超，说别人都不敢切，你切了，万一出了事，你的名誉就没有了! 在旁人在乎“晚节”大过天的年纪，吴孟超只认“人命关天”，他果断地说：我不过就是一个吴孟超，救治病人是我的天职——名誉算什么! 2004年9 月24日早上8点到晚上6点，吴孟超通过整整十个小时的手术，给女孩切掉了肿瘤。女孩说：“后来我选择了9 月24——让我获得再生的日子，和我心爱的人携手走上红毯。今天我可以拥有完整的人生，谢谢您。”

在吴孟超这里，所谓“人上人”的荣耀他尽管让别人去享受，他只图善尽“人中人”的天职。一生中听到最多的话，就是别人感恩的话;听到最多的字眼，就是“谢”这个字。但这对于像吴孟超这样的医生来说，足够美好了。

(选编自《朗读者》第二季第9期)

【相关链接】

①吴孟超的同事：“认识您三十多年了，在很多人看来，您是个传奇，但只有我看到过，手术后靠在椅子上的您，胸前的手术衣都湿透了;两只胳膊支在扶手上，掌心向上的双手在微微颤抖。”“您说，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手术室里倒下了，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记住给我擦干净，不要让别人看见我一脸汗的样子。”对于自己越喜爱越器重的学生，吴孟超会越严厉。学生张绍庚说，导师常常告诉他们：“一定要趁年轻时好好学习，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必须具备严谨、细致和耐心的医风，否则将一事无成。”

(央视网《中国微故事》，2018年07月26日第80期)

②“一个医学家应该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终身追求。”“虽然退休了，但只要组织需要，只要病人需要，我随时可以进入战位，投入战斗!”吴孟超说。

(2019年1月15日《文汇报》)

材料一：

人工智能将对实体经济产生什影响？复旦大学管理学教授芮明杰作了总结。它对生产工具会有改变，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设备后，设备将变得更智能，可以根据每个消费者的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它帮助消费者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代替一部分人力，影响相关行业及其就业，从而对整个会的发展产生影响。业内专家表示，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够催生并促进柔性制速造、绿色制速，智能制造，全球制造等，对于实体经济转型意义深远。

全球最值得关注的100家人工智能企业中，中国有27家。其中，腾讯、阿里云，百度、科大讯飞等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佼佼者。这些企业在改造实体经济和传统产业方面成绩显著。例如，家具制造企业美克家居推出的智能制造品牌“姿在家”，建立起客户和工厂之间的直接对话体系，使工厂成为聚焦客户求的“一站式”综合体验中心。

科大讯飞轮值总裁胡郁表示，人工智能将从两个方面来改变我们的生活，一方面是直接改变面向大众消费者的产品，如手机、玩具、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家电等。再一方面改变各种行业，比如教育、医疗，公检法，安全以及智慧城市的建设等。

（摘编自《人工智能，让生活更美好》）

材料二：

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结构性的体系

（摘编自《2017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报告》）

材料三：

2014—2023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规模发展趋势

（摘编自《中国人工智能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材料四：

人类视觉能够通过快速扫描整体图像后，找到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并投入更多注意力，以获得更多细节，抑制其他无用信息。研究者也尝试让计算机学习并利用这种机制。不同于人类拥有动植物、山川河流的概念，所有单词和图像在计算机看来都是一串数字。它必须从数字背后微妙的联系中，洞悉它们的意义。通过大量学习，计算机明白了什么数字意味着与文章内容相关，怎样的联系意味着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真理就隐藏在数据和概率里，我们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大多都这么看。”何钦尧说。一个1岁人类孩童看过狗以后，就能识别各种体型、品种和不同拍摄角度的狗，形成概念，但计算机需要看过很多照片后，才能判断某个物体是不是狗。“我们不知道人类是怎么形成这个概念的，但对计算机来说，概念是靠积累数据、靠计算概率得来的。”

发展到今天，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研究已经基本可以应付单个句子，理解句子成分。于是，各大手机厂商也推出了自己的人工智能语音系统，可以识别并完成用户的指令，还能进行简单的交流和对话。机器没有经过几亿年的演化，也没有人类大脑里由神经元数百万次电脉冲转化成的触觉、听觉或是视觉。在人类程序员的驯导下，它把一切转化为数字。

机器阅读了“按质量算，氧气是宇宙中第三多的元素，排在氢和氦之后”，面对“什么是第二多的元素”的问题，它的回答却是“氧”。不管是微软还是阿里巴巴团队设计的算法，都不能解决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

(摘编自《人工智能读书“破万卷”难答“小儿科”》)

揽纳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出现于唐朝晚期，在宋、金、元诸朝 都很盛行，到了明代不仅仍然活跃，而且在形态上发生了新的变化。所谓揽纳，也称包揽， 就是兜揽代纳赋税。从事此种活动的人，被称为揽纳户。明代前期，揽纳户的主体是城市中的权势之家或投机钻营的无赖之徒，他们从税户或解户那里兜揽代纳，通过揽而不纳、虚 买实收、以次充好等途径谋取钱财。到明代中期，同时又出现另一种揽纳。与封建政权相 联系的乡绅阶层势力不断扩张，乡绅豪强采用“诡寄”的方式，将民户田粮兜揽到自己名下， 包收代纳，多收少缴，谋取厚利。揽纳对国计民生造成损害，却屡禁不绝。

明初的赋税制度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实物为本，无论是田税还是上供物料，都以征 收实物为主。田税分夏税（征麦）、秋粮（征米），此外有丝绢、棉苎麻布等，部分地区还要缴 纳草料。上供物料则是因需而征，包括皇室消费的食品、用品，官府手工业所需的各种原 料，各种军用物资、建筑材料等。二是民收民解，即要求民户将指定物品自行运送到指定地 点交纳。永乐迁都后，为了收纳全国各地解运而来的钱粮物料，北京陆续设立了众多仓场。 巨额的物资解纳和众多的仓场存在，为揽纳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从征收到入库各个 环节，都可以看到揽纳者的身影。

万历年间，户部疏请“禁包揽”，并概括包揽为“本地之包揽、在京之包揽、各衙门之包揽”。 前二者是就揽纳活动发生地而言，而“各街门之包揽”是就揽纳者的身份及运作形态而言。明代 仓场的官吏员役,不少自己就从事揽纳。各种包揽，危害极大。往往额外勒索，加重解纳者的负 担。永乐十七年，监察御史邓真指出：“今贪利之徒，一概揽纳，不收本等物料，而行收钞贯等项，以一科百，以十科千，以百科万，恣肆贪残，吮民骨血。”揽纳到手后，揽纳者又常常拖延不予上纳， 解纳者被系不堪。隆庆六年，神宗在诏书中指出：“各处解纳>^粮到京，内外管收人5揹索使用， 多于原额，以致上纳桂欠。及在京势豪，在外积棍，包揽棍骗久之。贻害小民，苦累正户。”

自宋代以来，揽纳一直被当作犯罪行为加以惩治，明朝也有众多比较严厉的处罚条例， 但终明之世，揽纳一直风行不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一大原因。勋成、宦官等权势人物 染指揽纳，即使事发，也往往曲法宽贷。如天顺年间，宁阳侯陈懋纵子侄揽纳事发，英宗念 其“积有劳且老疾，姑宥之”。另外，制度性弊端是又一大原因。从解运过程看，远距离运输 实物，不但耗费巨大，而且面临诸多风险。如解运白粮到京，途中交纳船税，支付牵挽、转搬 费用，或被人偷盗，或日久蚕食，或因雨湿烂等，到京时大概十去三四了。即便解纳到京，到 各衙门办理手续，乡野百姓人地生疏，经常受恐吓勒索；钱粮物料入仓，又往往“小脚库秤索 求不已”，诸多留难，使上纳难以顺利完成。

(摘编自高寿仙《明代揽纳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