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历史上生活着一类特殊群体，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则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这就是“士”。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尤指古代的读书人。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他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重义轻利。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当道者对士的态度大多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作为美谈。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来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心国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着的“呆气”。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有时甚至有“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会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这种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就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令西方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中国的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法宝之一就是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并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式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从人口结构上看，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从2010年的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老人生活旅居问题在不断凸显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但人口出生率开始持续走低，2004年开始出现民工荒，从沿海城市迅速蔓延到内地，此后再没有停止过，工资从那个时候开始上涨，也再没有停止过，而且是低端劳动者工资上涨。

近些年来，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从1982年的4.43人缩减至2010年的3.10人，独生子女家庭超过1.5亿户，家庭的生育、养老等基本功能有所弱化。许多独生子女面对沉重的养老负担，常感到有心无力、独木难支，而老人“失独”不仅是家庭灾难，也是社会之殇。

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开始强化，这分别体现为城市的普遍“一胎”和农村的普遍“一胎半”政策。在重男轻女思想依然普遍和B超逐渐普及的情况下，可能促使男女出生比例节节升高，从1980年的107.4上升到2004年的12l.1。

男女比例失调是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重男轻女的观念虽然已经淡化，但依然会长期存在；禁止胎儿性别鉴定技术也不可能完全有效。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相对有效的办法就是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政策。

从方正证券测算的数据来看，在放开二胎后，未来4年内将最多新增加约5212万个新生婴儿。而自第5年开始，每年新增新生婴儿数量为480万左右。以4000万~5200万左右的保守数字作为假设，按16岁成年前城市农村平均抚养成本20万元粗略估算，二孩婴儿潮所蕴含的消费红利大约在每年1200亿元-1600亿元。

短期内，二孩婴儿潮的到来，将拉动相关食品、玩具、母婴医疗、儿童服饰、家用汽车（SUV和MPV）、教育行业等的发展。

中长期来看，二孩婴儿潮的到来将改变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减缓老龄化速度。根据购房的人口结构，20~44岁的人口是买房的主力，大部分人在25-30岁的时候就会面临首次买房置业需求。

全而放开二孩政策还将会对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普遍二孩”政策一公布，各方开始预言将迎来生育高峰。但据统计，申请生育二孩的人数只有13%左右，呈现逐渐走低趋势，目前新增出生人口远低于各方预测数据。其实不是政府允许生，老百姓就会生，社会竞争的激烈、抚养孩子成本太高了；相比60后、70后，处在生育年龄的80后、90后的生育观念已经完全转变，没有了“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观念；社会公共配套资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如对食品安全、空气污染、医疗服务水平、教育、住房的担忧，也一定程度影响了人们对生育的积极性。

在水电八局，谭靖夷近乎苛刻的严谨、近乎固执的“必须到现场”原则，都是出了名的，他一贯要求把工程建设成“无瑕疵的艺术品” 。

1956年，谭靖夷第一次主持修建大坝——流溪河电站拱坝，他要求拱坝模板安装误差不得超过5毫米。虽然当时施工条件十分简陋，流溪河大坝浇筑的混凝土却堪称一流。1989年和2008年，谭靖夷两次重访流溪河工程，廓道仍然滴水不漏。2008年坝面的混凝土试件试验表明，混凝土强度并没有衰减，而是提高了。他称这座青春不老的大坝为“一生中最满意的一座大坝”。

谭靖夷平时待人很客气，但是涉及工程，却一点也不饶人，大家都“怕”他。“混凝土毛面，检查工程时他都是要用手去摸，谁敢有丝毫糊弄？” 水电八局原总工刘炎生，从乌江渡开始与谭靖夷打交道，提到谭靖夷，总有点不自觉的激动。虽然“怕”，但大家又喜欢听到谭靖夷的意见和建议。水电八局总工程师涂怀健说：“谭老的意见不仅权威，而且绝对公正。”大家“怕”谭靖夷的，还有他的固执。无论年纪多大，谭靖夷都会出现在他指导的大坝工地上，无论道路多么难走，他都要去工作面查看。

由于长年坚持游泳和跑步，谭靖夷的身体素质非常好，即使到了90岁高龄，他在大坝现场总是爬上爬下，在他看来，“不去现场，等于没去过大坝”。从1994年起，谭靖夷先后17次随国务院专家组赴三峡工地进行质量检查，每次现场检查，上仓面、下廊道、钻隧道，他比年轻人还利索。2012年，谭老已经年过9旬，在金沙江中游几个电站担任专家组组长时，在工地现场的简易通道，仍旧爬上90级爬梯，用手摸混凝土毛面。

一个人的成就可以造福许多人，一个人的风范更是可以影响很多人。“他那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几代水电人。” 刘炎生说。

谭靖夷的家是位于长沙市长岭的水电八局老宿舍，没有电梯，楼道老旧。老式的房间格局紧凑，瓷砖、沙发、书桌，一切家具都陈旧而整洁，时光的痕迹让它们看起来像泛着淡黄的光晕，一扇老式的玻璃窗坏了，用铁丝钩住。谭靖夷的妻子徐蓉说他们夫妻对这所房子无比满意：“这房子太好了，南北通透，我们都很喜欢。”

书桌上有谭靖夷亲手抄录的上十本古诗笔记。在一本标着“1975年”的笔记本上，蓝黑墨水录了上百首诗词，有些模糊不清的地方，过后又用黑色墨水原样重填了一遍。不仅仅是诗抄，还有他的各种工作笔记、会议报告，见过谭靖夷手书的人，都说那是“印刷体”。报告里一个字错了，一个标点不对，他看到一定会改过来。妻子徐蓉说得更妙：“他的字不是写出来的，是‘雕刻’出来的，一笔一画，工工整整。”而他最重要的作品，大坝，每一座都是精雕细刻出来的。

与对工程的苛求相比，谭靖夷对于物质简直一无所求。徐蓉说，他不求吃不求穿，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就是筑坝，“人家筑坝遇到问题，他随叫随到，多小的水电站也不拒绝，多远的大坝都要去现场，从不问报酬。”他生活极为朴素，出差坐公交，从不用公司的专车。八局要给他配一个生活助手，他坚决拒绝，一来不愿增加公司负担；二来他说怕耽误人家年轻人的前程。

谭靖夷为人方正，秉性耿直。他不喜人在公众场合抽烟，曾经有一次，在一位省长主持的某个水电工程会议上，好烟的省长与几位领导烟不离手。谭靖夷忽然起立，正声说道：“这里再抽一支烟我就出去。”会议室里顿时好不尴尬，省长带头将烟掐了，会议才得以继续。

谭靖夷一贯感情内敛、不苟言笑。摔倒卧床之后，渐渐口不能言，神情木然。然而只要有昔日同事来探望，便情绪激动，常常不可自抑，抱住对方哭泣。他放不下的，还是那些大坝，以及与大坝相关的人事。

大坝，是他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也是世界给他最好的回赠。

他已将自己的生命，筑成了一道大坝，质朴如石、精纯如金，光华庄严，仰之弥高。

（摘编自周月桂、庞卡《谭靖夷：一个人和80座大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