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开合桥

茅以升

开合桥就是可开可合的桥，合时桥上走车，开时桥下行船，一开一合，水陆两便，是一种很经济的桥梁结构。但在我国，这种桥造得很少，直到现在，几乎全国的开合桥都集中在天津，这不能不算是天津的一种“特产”。南运河上有金华桥，于牙河上有西河桥，海河上有全钢桥、全汤桥、解放桥。这些都是开合桥。为什么天津有这样多的开合桥呢？

对陆上交通说，过河有桥，当然是再好没有了。但是河上要行船，有了桥，不但航道受限制，而且船有一定高度，如果桥的高度不变，水涨船高，就可能过不了桥。要保证船能过桥，就要在桥下预留一个最小限度的空间高度，虽在大水时期，仍然能让最高的船通行无阻。这个最小限度的空间高度，名为“净空”，要等于河上航行的船的可能最大高度。根据河流在洪水时期的水位，加上净空，就定出桥面高出两岸的高度。如果河水涨落差距特别大，如同天津的河流一样，那么，这桥面的高度就很惊人了。桥面一高，就要在桥面和地面之间造一座有坡度的“引桥”，引桥不仅增加了桥梁的造价，而且对两旁的房屋建筑非常不利。这在城市规划上成了不易解决的问题。这便是水陆文通之同的一个矛盾。为了陆上交通，就要有正桥过河，而正桥就妨碍了水上交通；为了水上交通，就要有两岸的引桥，而引桥又妨碍了陆上交通，因为上引桥的车辆有的是要绕道而行的，而引桥两旁的房屋也是不易相互往来的。在都市里，除非长度有限，影响不大的以外，引桥总是一种障碍物，应当设法消除。开合桥就是消除引桥的一种桥梁结构。天津开河桥多，就是这个原因。

开合桥的种类很多，一种是“平旋桥”，把两孔桥联在一起，在两孔之间的桥墩上，安装机器，使这两孔桥围绕这桥墩在水面上旋转九十度，与桥的原来位置垂直，让出两孔航道，上下无阻地好过船。一种“升降桥”，在一孔桥的两边桥墩上，各立塔架，安装机器，使这一孔桥能在塔架间升降，就像电梯一样，桥孔升高时，下面就可以过船了。一种是“吊旋桥”，把一孔桥分为两叶，每叶以桥墩支座为中心，用机器转动，使其临空一头，逐渐吊起，高离水面，这样两叶同时展开，就可让出中间通道，以便行船。一是“推移桥”把一孔桥用机器沿着水平面拖动，好像拉抽屉是一样，以使让出河道行船。

开合桥桥面不必高出地面，不用引桥，但开时不能走车，合时不能通船，水陆交通不可同时进行。特别是，桥在开合的过程中，既非全开，又非全合，于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水陆都不能通行，这在运输繁忙的都市，如何能容许呢？因此，在桥梁史上，开合桥虽曾风行一时，但在近数十年来，就日益减少了。

那么，开合桥怎样才能更好地服务呢？应当说，有几种改进的可能：一是将桥身减轻，改用新材料，使它容易开动；二是强化桥上的机器，提高效率，大大缩减开桥合桥的时间；三是利用电子仪器，使桥的开合自动化，以期达到这些都不是幻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

（有删改）

草原文化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动态的、积极的、以个体奋斗为主要内容的进取性文化。北方草原具有独特性，它既有深远悠长的民族牧歌情调式的生活方式，又有严酷杀伐的、沧桑厚重的历史，这使得草原民族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有着特殊的认识。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极为直接、密切，人对自然的依赖性突出，因而对自然的亲近之感、迫近之念、忧虑之情更为突出、深挚；它不似江南山水对人的细腻轻抚，更不像士子悠游于小桥流水，流溢着别致而精微的艺术感触，而是将民族生存与自然环境直接联系起来，把对草原的关切与民族的整体性发展联结起来，发出了“草原不在，民族何存”的呐喊，汉代流传的《匈奴歌》就是其中的代表。另一方面，人与自然架构起初步的生态美学桥梁。蒙古民族第一部史传文学《蒙古秘史》当中就显现着极为浓郁的生态观念。

由于生存环境的严酷、险恶、千变万化，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动态生存观念异常鲜明。草原民族“动态”和“变化”的生存特点使人的适应能力和冲破自然环境束缚的能力分外突出。草原民族强调人在强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面前的力量、智慧、意志力，从而形成一种英雄崇拜观念。《史记·匈奴列传》中的冒顿单于和《蒙古秘史》中的札木合就是鲜活的例证，只不过后者还显现着强烈的崇信重义之美。

北方草原多地处边陲，因而在地域上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特征。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草原文化不得不与外界文化交融，因此草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开放的不断出新的文化，草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的动机和活力较农业文化更主动、更积极。这在元代萨都剌、马祖常等文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著名学者刘大杰曾元代萨都剌的诗歌“代表了元诗的活力与变化的趋势”。也由于草原自然环境的恶劣、生存的艰难，草原文化的忧患意识中多了一种实践意识和冒险精神。忧患意识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我成长、成熟的标志，就农业社会而言，忧患意识往往侧重于对深厚精神苦闷的自我消解、自我提升；自我肯定、自我壮大是农业社会忧患意识的主体内容。草原文化景观下的忧患意识，虽然也是在生存困扰下的一种自我拯救、自我飞扬，也充满了焦虑、深痛之感，但并不专力于自我精神领域，而是将原始初民时代产生的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加以发展，剔除了其中包含着的精神层面的穷力追逐，进而催生个体抗拒灾难和挫折的行为力量。

（摘编自温斌《古代北方草原文学的精神风尚》）

文艺高峰的出现，除客观社会环境外，创作主体至关重要。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文艺家勇攀文艺高峰创设良好客观条件，但伟大杰出作品的产生依然有赖于文艺家自身努力，换句话说，创作主体高度决定文艺高度。

众所周知，文艺高峰总以伟大文艺家所创作的杰出作品为标志。如屈原的《离骚》代表楚辞高峰，司马迁的《史记》代表史传文学高峰，李白、杜甫代表唐诗高峰，唐宋八大家代表古典散文高峰，等等。代表文艺高峰的作品往往具备以下特征：一是反映的现实生活比较广阔和深刻，二是给人们的思想启迪比较丰富和先进，三是文艺形式的创造比较完美和新颖。

优秀作品是真善美的统一。真即相对现实生活而言，善乃相对思想导向而言，美则是有别于现实美乃至比现实美更高的艺术美。真善美的统一必然要求文艺家对现实生活有广泛深刻的体验与把握，除确保生活细节真实生动外，还要深入了解人性和社会关系，与时俱进，因为人性和人的社会关系都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必然要求文艺家对历史积累的思想文化有丰厚继承，并对历史发展趋势有超越常人的洞察力；还必然要求文艺家具有独到的审美涵养、自觉的艺术创新意识以及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屈原之所以名垂千古，与他被流放三湘“哀民生之多艰”、上下求索、广纳民歌民俗丰富自己的创作以及弘扬爱国精神分不开。司马迁《史记》的不朽，跟他遍历名山大川，广搜史籍史料，横受宫刑后发愤著书紧密联系。李白、杜甫被誉“诗仙”“诗圣”，与他们从盛世入乱世，走遍大半中国，胸怀匡国济民之志，创作大量诗篇不无关联。《红楼梦》之所以名列古典小说的上乘，也缘于作者曹雪芹由富贵堕入贫寒的身世，缘于其具备丰富的生活阅历、精深的文化积累和高远的思想境界，进而萌发个性解放之心声，在“绳床瓦灶，举家食粥”的困境中仍能将此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可见，没有创作主体的超常条件和超常努力，高峰很难以产生。

一般来说，文艺家的生活阅历越丰富，思想就越丰富；在生活中积累的思想文化资源越多，就越可能具有超越常人的思想高度；如果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前沿，其思想就必然带有先进的性质，从而就更能创作出鼓舞人们前进的现实内涵广阔且深刻的作品，成为鲁迅所说的“照亮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

（张炯《创作主体高度决定文艺高度》，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