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到此地，都抱有求学研究之志，但我要告诉大家说：单是求知识，没有用处，除非赶紧注意自己的缺欠，调理自己的心理才行。要回头看自己，从自己的心思心情上求其健全,这才算是真学问；若能如此，才算是真进步。

人类所以超过其他生物，因人类有一种优越力量，能变化外界，创造东西。要有此改变外界的能力，必须本身不是机械的。人类优长之处，即在其生命比其他物类少机械性。这从何处见出呢？就是在于他能自觉；而更进步的，是在回头看自己时，能调理自己。我们对外面的东西，都知道调理他，譬如我们种植花草，或养一个小猫小狗，更如教养小孩，如果我们爱惜她，就必须调理他。又如自己的寝室，须使其清洁整齐，这也是一种调理。我们对外界尚需要调理，则对自己而忘记调理，是不应该的。

不过调理自己与调理东西不甚一样，调理自己要注意心思与心情两方面。心思方面最要紧的是要条理清楚。凡说一句话，或作一篇文章，总要使其清楚明白。如缺乏条理，徒增多知识是无用的，因为知识是要用调理来驾驭的。至心思之清楚有条理，是与心情有关系的。在心情不平时，心思不会清楚，所以调理心情是最根本的。

对心情应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懈，一是乱。懈是一种顶不好的毛病，偶然懈一下，这事便做不好；常常散懈，则这人一毫用处没有。在写文章时的苟且潦草敷衍对付，都是从懈来。文章写得短不要紧，最不好是存苟偷心理。一有这心理，便字不成字，话不成话，文不成文。苟且随便从散懈心理来，干什么事都不成样儿。乱是心情不平，常是像有点激动，内部失掉均衡和平，容易自己与自己冲突，容易与旁人冲突，使自己与环境总得不到一个合适的关系。乱或暴乱，与散懈相反；散懈无力，暴乱初看似乎有力，其实一样的不行。因其都是一种机械性，都无能力对付外面变化，改造环境。然则如何可不陷于机械而变成一个有能力的人？这就要能自觉，不散懈，亦不暴乱，要调理自己，使心情平和有力，这是改变气质的根本功夫。

调理自己需要精神，如果精力不够时，可以休息。在我们寻常言动时，绝不可有苟且随便的心情；而在做事的时候，尤须集中精力。除非不说不做，一说一做，就必须集中精力，心气平稳的去说去做。譬如写一篇文章，初上来心很乱，或初上来心气尚好，这时最好平心静气去想，不要苟且从事，如果一随便，就很难得成为一气。所以我们的东西不要拿出则已，拿出来就要使他有力量。诸同学中有的却肯用心思，但在写文章时，条理上还是不够，有随便苟且之意，字句让人不易看清楚。有的同学还更差些。

这不是一件小事体，这是一个很要紧的根本所在。

（节选自梁漱溟《朝话》，有删改）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文化繁荣兴盛，国家文化软实力明显提高。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文化商业化浪潮的助推下，“娱乐至上”的文化泛娱乐化现象开始出现。警惕文化泛娱乐化、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文化泛娱乐化，简单地说就是娱乐价值被推至文化的一切领域，是否有娱乐性、能否取乐成为衡量文化产品价值的法则。在“娱乐至上”的价值追逐中，历史可以被戏说，经典可以被篡改，崇高可以被解构，英雄可以被调侃。近年来层出不穷的‘牡甫很忙”“李白很酷”等名人恶搞事件，各类选秀、真人秀的强力圈粉，都是文化泛娱乐化的表现。追求上座率、获得收视率、博取点击率是文化泛娱乐化背后的动力，受众心理上图消遣、求轻松、避思考的倾向是文化泛娱乐化赢得市场的重要原因。当众多严肃的新闻、正统的历史、经典的叙事以“娱乐”包装的形式呈现时，其负面作用不可小觑。

文化泛娱乐化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价值观念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受到侵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是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民族都要面对的哲学追问，帮助求解这些追问是文化的深层意义与存在价值。首先，文化泛娱乐化冲击主体身份认同，动摇对“我们是谁”的认知。主体身份认同是主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可与赞同。中华民族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基于“我们是中华儿女”身份认同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民族文化能够帮助回答“我们是谁”的追问。然而，文化泛娱乐化在戏说、调侃、恶搞中解构宏大叙事，使民族文化碎片化，动摇了对“我们是谁”的认知。其次，文化泛娱乐化冲淡民族历史记忆，模糊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寻。民族历史记忆具有唤醒民族情感、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文化泛娱乐化将娱乐价值置于历史价值之上，为了娱乐可以随意篡改、编造历史，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推波助澜，模糊了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寻。最后，文化泛娱乐化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弱化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引领。文化泛娱乐化背后充斥的物质欲望、个人主义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弱化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引领。

面对文化泛娱乐化，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既要求文化生产者主动担当，又要求文化消费者能动省思。文化生产者的主动担当主要指文化生产者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生产导向，坚持追求真善美，冲破以取乐为目的的文化产品生产模式。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文化生产者要努力挖掘时代元素，让自己的文化产品与优秀传统文化对接、与未来发展趋势对话，传播好真善美。文化消费者的能动省思主要是指文化消费者在消费文化产品时要坚持主体思考的能动性，坚持高尚的精神神追求，不为哗众取宠的泛娱乐化作品买单，不在文化泛娱乐化中迷失自我。只要文化消费者始终坚持追求文化精品的品位，对戏说历史，篡改经典，解构崇高，调侃英雄坚决说不，文化泛娱乐化就会失去生长空间。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让“艺术鲜花”植根“生活泥土”

卢新宁

荷兰画家凡·高有一幅名画《农鞋》，被后来者纷纷解读。其中以哲学家海德格尔的阐释最为深入人心：鞋具磨损内部那黑洞洞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艰辛，回响着大地无声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一言以蔽之，好的艺术品就是在人与大地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

由此联想到中国美术馆的一个画展。在近日由全国政协书画室主办的“子夜墨魂——周一波画展”上，我们同样看到了许多“深入大地”的作品：背着小方桌兴冲冲迈步的《赶席》农民、在家看孩子种地的《留守男人》、讽刺“钓功名者”的《独钓》、体现城乡变迁的《二嫂进城》、反映城市陌生人社会的《喊楼》……这些作品题材，或拾取于乡间习俗，或根植于时代变化，使人感受到了深厚的乡土情感和现实关怀。

通过作品反映民意、民情、民风，并提出耐人寻味的现实问题，这是周一波画展的重要特点。“大风吹过黄土坡，还从纸上听民声”，作为中国长安画派的创新人物，周一波的画作不仅汲取了西方当代绘画的艺术精髓，形成了独特的“水墨杂文”艺术风格，更重要的是始终保持着对脚下大地的热切关注，对民间疾苦的高度关切。而无论是“乡土幽默”的专业评价，还是“民生情怀”的观众留言，画展收获的赞誉，也再次印证了那句大白话：生活是艺术的源泉。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说过，“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一件文艺作品所以感人，是因为它所表现出的人物、环境或者事件，符合并唤起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体验。所谓“胸中自有万千丘壑”，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深入生活，不投身大社会大自然中，胸中的丘壑又从何而来?

纵观当下许多文艺作品，小品《卖拐》被反复播放，电视剧《士兵突击》获得好评如潮．就在于它们深入生活，有现实关怀。反之，一些电影被诟病“空洞乏味”。往往是因为闭门造车；一些作品被人批评“看不懂”，根源就在于凭空臆造。

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社会，“秀才不出门”固然也能“尽知天下事”。然而，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生活的意义就越为重大。一是因为在众声喧哗的语境中，只有躬身体验才能去伪存真；二是因为深入生活，不仅包括信息掌握，更包含着感情培养，而后者正是艺术创作的激情源泉。在这个意义上，正如一位论者所言：现代农业可以搞无土栽培、工厂化生产；但艺术创作如果也搞无土栽培、工厂化生产，就不可能产生鲜活、富有生气的作品。

疏远了生活的人，生活也会疏远他；离开了泥土，就没有鲜花。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身处大发展大变革的年代，能否踏准社会前进的鼓点，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让“艺术鲜花”植根于“生活泥土”，这直接决定着艺术家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关系到文艺是否能如鲁迅先生所言，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