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是一种生活，要正确理解“美好生活”，首先需要正确理解“生活”。一般来说，生活是人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是人生存发展的整个过程，既指人当下的生活，也包括人整个一生的全部生活。因此，生活即人生，美好生活既指当下生活美好，也指一辈子生活美好，即美好人生。这就是中国古典“五福”幸福观所表达的意思。

人的生活受家庭、社会等外在条件影响和制约，但其状况更直接取决于生活者自己的主观条件。影响生活状况的主观条件包括许多方面，而其集中体现就是人格。人格是一个人人性禀赋、环境影响和个人作为等因素交互作用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它是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的标志，也是一个人套过什么样的生活、人生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或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人格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人生活得好坏来说至关重要。有好的人格才会有好的作为，有好的作为才有高品格的生活，而这种高品格的生活才是真正意义的美好生活。

人格由观念、知识、能力、品质等主要个性心理特征构成，表现为一个人具有一致性、稳定性的总体个性特征和完整精神面貌。人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环境、教育、个人修为等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性现实化的结果。人格是判断一个人及其生活的内在根据，而判断的标准则是人格对人性实现的程度。人性包括人谋求存在、生存、生存得好、生存得更好的各种潜在规定性，是由这些潜在规定性构成的复杂而统一的整体，而谋求存在得更好则是人性的根本规定性，即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个人身上体现为各种不尽相同的潜质。由这些潜质构成的整体就是具体的人性。人性隐含着人生的各种可能性，是人生复杂结构的深层结构。人性虽然是潜在的，但可以现实化为人格，并通过人格见之于人生。

人格的形成意味着人的成熟，人格的发挥则是人的生活，而人格本身是人性的现实化。因此，人的生命过程实际上有三个层次：作为人整个现实生命过程的人生，作为个人综合规定性的人格，以及现实化为人格的人性。人生人格人性，这是人从表层到深层的结构，三者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在这个结构中，人格是关键性因素。动物生存的模式是需要一行为一满足，而在人这里，在需要与行为之间增加了人格这个十分复杂的环节，并在满足之后还增加了一个享受的环节。因而人生存的模式就成为需要一人格行为满足享受。人格的形成不仅表明人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也表明人具有了人的根本规定性（自为性）和本质规定性（社会性）。人格这个层次的逐渐形成体现了人类的进化过程，它是文明进化的积极结果，有利于人更好地生存发展。人格是人性与人生之间的枢纽，经过这一枢纽，人性得以实现的人生才有可能变得丰富而深沉、优美而崇高，并具有一贯性。

（摘编自江畅《人民美好生活的个人创造之维》）

9月20日，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颁奖典礼在京举行，让我们向道德模范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人无常心，习以成性；国无常俗，教则移风。孟子曾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人们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日益明显，主流价值观和基本道德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战，讲利益不讲道义、重能力不重品行的现象有所滋长，人们对道德的敬畏和敬仰之心正逐渐消失，所以道德教育在任何时候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德以劝善，法以诛恶。道德是软约束、是人们内心的法；法是硬约束、是最基本的道德；二者功能互补、相辅相成。要使道德教育由软变硬、由虚变实，必须有一套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来规范和保障。如果扶危济困、助人为乐者的合法权益时刻得到保障，好人难做、冷漠围观现象就会减少；如果不择手段、非法牟利者的行为受到严惩，“毒奶粉”“地沟油”便会失去生存空间。惟有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的行为自觉，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石才能坚实稳固。国家者，积人而成。孔子曾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假如当前一些官员能够成为道德模范，如此，又怎能不让群众信服？纵观当下，有些人对不道德现象有痛恶之言，也有行善助人之心，但常常瞻前顾后、逡巡不前；有些人虽懂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道理，但只想作壁上观、独享其成；还有些人置社会道德于不顾，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凡此种种，应当坚决摒弃。只有人人修身自律，躬行实践，积小善而成大德，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余光中从12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学习古文。《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经典文章，他都特别喜欢。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家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济慈、雪莱、王尔德等都是他的“家人”。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钟鼎文、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诗歌，勤奋创作，不是一首一首地写，而是一辑一辑地写。

大学毕业没几年，余光中被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时，台湾地区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余光中虽然热爱西方诗歌，但一想到美国人瞧不上自己的家乡，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发生一些大事——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结婚才两年，大女儿刚出生，还没看清孩子的脸，他就匆匆地出发了。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家乡，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

1964年，36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36岁了？拜伦，在这一年纪结束生命；王勃、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那一年，余光中唯一的儿子出生仅3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好在美国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西方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写下了《乡愁》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都会背。

1988年，耳顺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的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我写的最热烈的诗文是自述，就是写我是什么样的人。以前我讲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到了《白玉苦瓜》一诗，才算是——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片中除了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外，导演还安排余光中带着夫人到垦丁——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故地重游。余光中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圆，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遇了车祸。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会与痛苦。比如看牙医这样痛苦的事情，也能被他写成诗。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如今，已经85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余光中目前正在翻译济慈的诗，此时的感觉定与年轻时的不同吧。

（选自《名人传记（上半月）》2014年第3期，有删改）

【注】余光中先生已于2017年12月14日在台湾高雄去世。哲人已逝，终于“睡整张大陆”，睡在了“最纵容最宽阔的床”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不再有“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