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和牛

铁凝

孕妇牵着牛从集上回来，在通向村子的土路上走着。

午后的太阳照耀着平坦的原野，干净又暖和。孕妇信手撒开缰绳，好让牛自在。当它拐进麦地歪起脖子啃麦苗时，孕妇唤一声：“黑，出来。”黑是牛的名字。黑迟迟不肯离开麦地，孕妇就恼了，“黑！”她喝道。

孕妇爱赶集，只为了什么都看看。婆婆总是牵出黑来让孕妇骑，怕孕妇累着身子。黑也怀了孕啊，孕妇想。但她接过了缰绳，她愿意在空荡的路上有黑做伴，她和它仿佛有点儿同病相怜，又有点儿共同的自豪感，于是一块儿腆着骄傲的肚子上了路。回来时，孕妇也没骑黑，走快走慢由着黑的性儿，当她走得实在沉闷，才冷不丁叫一声：“黑——一呀！”她夸张地拖长声，把黑弄得挺惊愕，拿无比温顺的大眼瞪着孕妇。孕妇乐了，平原顿时热闹起来。

远处，依稀出现了三三两两的黑点，是那些放学归来的孩子，孕妇累了，在路边一个巨大的石碑上坐下来，黑又信步去了麦地闲逛。

这石碑属于一个王爷，后来让一些城里来的粗暴的年轻人给推倒了。石碑躺在路边，成了过路人歇脚的坐物。碑上刻着文字，个个如同海碗大小。孕妇不识字，她曾经问过丈夫那是些什么字。丈夫说：“知道了有什么用？一个老辈子的东西。”

孕妇坐在石碑上，又看见了这些字，她的屁股压住了其中一个。这次她挪开了，小心地坐在碑的边沿。她弄不明白为什么她要这样，从前她歇脚，总是一屁股就坐上去。那么，原因还是胸膛下面的这个肚子吧。孕妇对这肚子充满希望，这希望又因为远处那些越来越清楚的小黑点而变得更加具体。孕妇相信，她的孩子将来无疑要加入这上学、放学的队伍，若是孩子也问起这碑上的字，她不能够说不知道，她不愿意对不起孩子。

可她实在不认识这碑上的字啊。

放学的孩子们走近了，她叫住一个本家侄子。向他要了一张白纸和一杆铅笔。

孕妇一手握着铅笔，一手拿着白纸，等待着孩子们远去。她仿佛要背着众人去做一件鬼祟的事。孕妇将白纸平铺在石碑上。当她打算落笔，才发现这劳作于她是多么不易，她的手很巧，却支配不了手中这杆笔。她努力端详着那陌生的大字，然后胆怯而又坚决地落下了第一笔，她描画着它们，心中揣测它们是什么意思，又不由得感叹：字是一种多么好的东西啊！

夕阳西下，孕妇伏在石碑上已经很久，她的脸红彤彤的，茁壮的手腕不时地发着抖。可她不能停笔。她的心不叫她停笔。她长到这么大，还从来没干过这么累人、又这么不愿停手的活儿。

不知何时，黑已从麦地返回，卧在孕妇的身边。它静静地凝视着孕妇，脸上满是驯顺，像是守候，像是鼓励。

孕妇终于完成了她的劳作。在朦胧的暮色中她认真地数，那碑上的大字是十七个，她的白纸上也落着十七个：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和硕怡贤亲王神道碑。

纸上的字歪扭而又奇特，像盘错的长虫，像混乱的麻绳。可它们毕竟是字。有了它们，她似乎才获得一种资格，似乎才敢与她未来的婴儿谋面。孩子终归要离开孕妇的肚子，而那块写字的碑却永远立在了孕妇的心中。每个人的心中，多少都立着点什么吧。

孕妇将她劳作的果实揣进袄兜，捶着酸麻的腰，呼唤身边的黑启程。黑却执意不肯起身。它换了跪的姿势，要主人骑上去。

“黑——呀！”孕妇怜悯地叫着，强令黑站起来。

孕妇和黑走在平原上，像两个相依为命的女人。黑身上释放出的气息使孕妇觉得温暖而可靠，她不住地抚摸它，它拿脸蹭着她的手，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涌现在孕妇的心房。她很想对人形容心中这突然的发热。她永远也形容不出，心中这种情绪就叫做感动。

“黑——呀！”孕妇在黑暗中小声嘟囔，声音有点儿颤，宛若幸福的呓语。

(有删节)

伴随社会生活的网络化进程，社交网络用户的增长，探讨社交文化对社会行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目标的潜在影响，显得尤为关键而重要。

社交网络中的信息分享与隐私悖论。社交网络，作为一种市场产品，将用户生产和分享信息作为核心功能，鼓励用户进行更多的信息分享和自我揭露，个人隐私信息成为社交网络可以进行交易的商品。随着社交网络与移功智能设备的结合，个人可以随时随地分享身边新鲜事，呈现即时化分享的特点，媒介更加多元化，内容更丰富。然而，社交网络即时化中公私界限的模糊性以及社会互动的场景化，使个人在社交网络进行信息分享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个人隐私的关注，打破个人维持的日常生活中的隐私边界。随着社交网络的持续发展，社交用户网络分享行为不仅在数量上持续增长，而且以自我揭露娱乐化为特征的过度分享行为也越来越普遍。因此，在社交网络中，隐私悖论一直存在，即在社交网络使用中，人们对隐私的态度和隐私保护行为具有非线性的和相关性，人们对隐私信息的关注并不能减少人们在社交网络中自我暴露隐私信息的行为。

社交网络中的数字化伦理。新的网络技术正在重塑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以及自我表达的方式。人们在社交网络中通过关注、点赞、评论、分享、转发等方式相互沟通，人际关系因此成为由好友数、粉丝量、关注度、评论和点赞量、转发率等数字化特征所表征的网络关系，但这种网络关系却使社会交往的情感价值被消解和庸俗化。媒介即信息，正如传播学者肖特等人论述的那样，传播媒介的不同特性会导致不同的心理和行为，面对面的视觉沟通更利于情感性的交流，而中介的言语交流则更利于任务性信息的传递。社交网络作为依托网络媒介进行情感性交流的重要工具，将人际交往具化为关注、点赞、转发、评论等数字化网络行为，弱化了情感性沟通，使社交呈现出形式化、肤浅化和广而不深的特点。话语的贫乏和缺失冲淡了社会交往的内在情感，使网络社交成为一种程式化的工具，在被点击中沦为数字化道德的符号。

社交网络中的个体化道德。互联网是实现个人主体性以及高度自我中心的个人之崛起的主要推动者，个体化是网络社会的重要特征。在网络空间中，社交网络的匿名性特征将个人的社会背景性资料过滤，人们通过文本快速交流，营造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空间感。社交网络互动过程中社会反馈机制的缺失和网络环境中约束社会互动规范的缺失，使个体从现实生活的家庭、单位、阶层、组织等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了独立与自由。但是，这种反馈机制和互动规范的严重缺夫，也会带来隐患。在社交网络中，越来越膨胀的个人主义以及最大限度保护个人自主权的欲望，导致人们对权威的怀疑，人们想要一种团体感，却又不信任限制其自由的权威组织，因此道德上的个人主义增加了其在社交网络中的孤独感。

（摘编自王艺璇《网络化时代社交文化的社会伦理》）

风格乃文学之大体

郭宏安

《列子》中讲到，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的九方皋，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而秦穆公看到的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伯乐则大喜，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锺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唐韦庄说：“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评诗时的基本态度，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

细节不可滥用。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