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朱光潜

⑴从1976年到1986年，朱光潜写了《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等三本书，重新翻译了《费尔巴哈论纲》并作了细致的注释，部分翻译了《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的章节，还用两年时间翻译了维柯四十万言的《新科学》。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愈加感到时间的宝贵，他每天要工作四至五小时，争分夺秒。朱光潜的晚年生活非常有规律。他把自己比作米勒那幅名画中的三位拾穗乡下妇人，这决不是自谦！只有真正体会到学海无涯的人才会有这种虚怀若谷的胸襟。

⑵面对美学界一些玩概念、套公式的恶劣文风，他实在忍不住了，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诫这些人：研究美学的人如果不学一点文学、艺术、心理学、历史和哲学，那会是一个更大的欠缺。不光是文风成问题，文艺界里还有许多禁区，要冲破这些“禁区”。他勇敢地站出来讲人性论、讲人道主义、讲人情味、讲共同美和形象思维。在给老友沈从文《凤凰》作序里他写道：“我相信从文在他的工作范围内实现了这个理想，我特别看出他有勇气提出‘人性’这个蹩脚倒霉的字眼，可能引起‘批判’，好在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就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在真理的长河中，是非终究会弄明白的。”

⑶果然，朱光潜的序文在《湘江文学》1983年第1期上发表，很快就遭到一些人的批判。该刊的编辑凌宇感到有些歉意，专程去看望朱先生，朱光潜十分平静地对他说：“没关系，发了也就发了。”当时的政治气候确实对朱光潜有些不利，朱光潜身体也已渐衰弱，病了一场。

⑷朱光潜感到自己的身体欠佳事小，美学界的视野狭窄，思维僵化事大，《新科学》又是近代对美学或诗论作出贡献最大的一部著作，因此他不惜余力和“维柯”一搏。他认为，把维柯的《新科学》介绍给国内的学者，有助于开拓视野，消除机械形而上学方法带来的危害，使中国美学真正和世界美学的潮流接轨。

⑸朱光潜治学的眼光是世界性的，因而他晚年的系列活动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83年3月，朱光潜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主持该校第五届“钱穆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讲的题目就是《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1984年，美国世界维柯研究会正式邀请朱光潜赴美参加年会，朱光潜因年老体衰，终未能成行。

⑹1985年春，朱光潜病情突然加剧。头脑有时清醒，有时已不能自已。在友谊医院时，他会时常冷不防冒出一句：“维柯的《新科学》里这个词，早该这样译的。”

（摘编自宛小平《欣慨交心：朱光潜小传》）

①《拾穗者》是近代法国画家米勒的一幅名画，画的是三位乡下妇人在夕阳微霭中弯着腰在田里拾收割后落下的麦穗。我青年时期在法国卢浮宫看过这幅画，时过半个世纪，对它还保存着新鲜愉快的印象。现在想起自己的晚年美学研究，和那三位拾穗的乡下妇人颇可攀上同调。（摘自朱光潜《美学拾穗集》）

②我近几年因译维柯的《新科学》，在研究古代社会。过去这方面知识太差，处处都感到“捉襟见肘”，就向他（沈从文）提出一些关于古代社会的问题。他不但引证他自己在研究文物中所得的收获和启发，作了令人信服的解答，而且还指导我去看我国最近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方面的新论著。我从此认识到研究文学和美学已不宜画地为牢、闭关自守，考古和研究古代社会也还是分内事。

（摘自朱光潜《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

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誓“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域志》。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一部读书札记，最能代表他的严谨笃实与学术创新，也反映了他一贯不愿“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治学品格。全书共三十二卷，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体现了他的学术、政治思想。康熙九年初刻八卷本刊行后，他又不断增改，至康熙十五年，已得手稿二十余卷。顾炎武在该书的题记中说，他从小读书，“每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一旦发现前人著述中已有类似论说，一律删去。积三十余年，编成此书。取《论语》子夏之言，命名为《日知录》，供后人研讨。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己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相关链接】

①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学问广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顾亭林诗文集》等。

(摘自《辞海》第六版)

②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吴文俊的数学世界

吴文俊小学时成绩平平，也没有显示出独特的数学才华，初中时数学甚至得过零分，高中时最喜欢的是物理而非数学，但他从小就对读书有浓厚兴趣，初中时国文成绩一直不错。尽管高三时物理得了满分，但教物理的赵贻经老师却看出了他的数学潜力，力荐他入数学系。正始中学决定，吴文俊必须报考数学系，才能得到每年一百块大洋的奖学金，加之他父母又不放心独子离开上海，吴文俊就进了上海交大数学系。所谓“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吴文俊向来是以兴趣为先导来读书的。因为他对物理有兴趣，甚至一度想要转系。是大三时教数学的武崇林老师帮助他摆脱了专业上的困惑，使他认识到数学的巨大魅力。

1940年，吴文俊从交大毕业，先后在育英中学、培真中学担任数学教员，直到1946年见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陈省身，他才由一个普通的中学数学老师成为数学研究所的专业研究员。对于吴文俊的数学研究，他的学生高小山总结说：“吴先生做拓扑研究，一下子就能抓住核心问题，为代数拓扑学的兴起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他从事机器定理证明也是这样，极其敏锐地看出了信息时代数学的发展趋势，他的研究受到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汲取了中国传统数学的养分。使用吴先生的方法，几乎所有数学定理的证明，都可以由计算机来完成，从而让人类把精力放到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去思考问题。”

对吴文俊来说，虽然最初选择数学是被动的，但综观其一生，数学已逐渐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从事数学研究，吴文俊特别强调数学思维。他说：“要创新，就要独立思考，就不能总是跟着人家亦步亦趋，当然开始的时候参考借鉴也是必要的。牛顿就说过，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远。所以不能忽略学习，可是除了学习之外，还要能够独立思考，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是，数学就要靠下一代、下下代在创新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中华民族才可以得到复兴。”吴文俊自己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数学上的一系列成就，特别是他运用机械化思想来考察数学，发现了数学的不同侧面，并建立了新的模式，这全得益于他的独辟蹊径。

对我国的数学基础教育，吴文俊也颇有心得。我国中学生多次在国际奥数竞赛中获奖，被当作我国数学教育成功的证明，但吴文俊更赞同丘成桐的观点：“奥数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兴趣之上的研究性、高层次学习，中国的奥数学习过分关注海量题目，直接与考试、竞赛挂钩，对系统学习数学不利。作为基础学科，应着重引导学习的兴趣，不应当过分追求功利。”吴文俊同样清醒地认识到：“竞赛获奖固然可贵，但也不能看得过重，因为它不能代表学生对数学的深度理解，也不能有效地训练数学思维。”他认为，数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培养数学的思维方式。

有人曾揶揄数学家迁腐，吴文俊不但不迁腐，而且兴趣广泛，内心充满童趣。他说：“我是个想怎样就怎样的人，想玩就玩，想工作了就会安安静静地工作，从不多想。”他喜欢看电影、读历史小说，也喜欢看围棋比赛。老伴说他“贪玩”，他却说：“读历史书籍、看历史影片，帮助了我的学术研究；看围棋比赛，更培养了我的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

吴文俊37岁时就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四十多年后，他再次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如此长的学术生命，在数学界是罕见的。当记者提出疑问时，吴文俊反问道：“我为什么不能保持这么长的学术生命？”在他看来，学术生命是能够终生保持的，很多人做不到，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应该自我反省。他特别强调研究数学要下扎实的功夫。他说：“外国许多数学家，尽管有的我非常佩服，可是我并不认同他们靠所谓巧思妙想研究数学的方法。应该根据客观实际具体分析，一切以事实为主。这是我主要的想法。”

（摘编自柯琳娟《吴文俊传》）

①1974年，吴文俊转向中国数学史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开创了具有中国传统数学特点的数学机械化之路。他提出的“吴方法”，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数学基于“计算”的传统，与通常基于逻辑的方法根本不同，首次实现了高效的几何定理自动证明。国际机器证明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S.穆尔说：“在吴文俊之前，机械化的几何定理证明处于黑暗时期，而吴的工作给整个领域带来光明。”

（黄婷、邱德胜《数学大师：华罗庚、陈省身、吴文俊》）

②一般说来，吴教授的工作，都是独辟蹊径，不袭前人，富有创造性的。

（陈省身为吴文俊颁发杰出科学家奖时的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