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2016年1月13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周有光迎来了111岁大寿。这位文化界的名人一生经历可谓充满传奇，精彩异常。11日上午，周有光外甥女毛晓园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舅舅在百岁之后仍然思路清晰、眼界开阔，只是这两年身体确实比以前差了一些，“他还一直关心国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周有光十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后来，与同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成为同学。1923年，成绩优异的周有光中学毕业，在亲友资助下，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

1925年，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基本都在经济、金融领域工作，并出国任职。解放后，放弃了海外优裕的生活，毅然选择回国。

在周有光的工作经历中，最为人熟知的或许就是他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有资料称，是周有光主导建立中国汉语拼音体系，他也因此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就这样，周有光在50岁左右时，改行专职研究语言学，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在三年的时间内，周有光认认真真工作，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在与他人的通力合作下，该方案最终于1958年正式公布。之后，周有光又提出了“文字三相分类法”（符形、语段、表达法），并把汉字的传播历史分为“学习、借用、仿造、创造”四个阶段，对汉字文字学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周有光的传奇人生中，还有这样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趣事，他曾经做过爱因斯坦的“陪聊”，他们见过两次。周有光是极少见的和爱因斯坦聊过天的中国人。

在《周有光百年口述》-书中，周有光这样描述：“打完仗，何廉到美国，我也到美国，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我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点，因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样。我跟爱因斯坦谈过两次，只是随便的聊天，没有学术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

到了晚年，乃至年过百岁之后，周有光仍然精神健旺，没有停止思考，先后出版《周有光文集》《朝闻道集》《拾贝集》等作品，撰写了大量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文章、文化批评家解玺璋曾这样评价道：“他达到了勇者无惧的境界。”

在叶芳的眼中，周有光既是一位思维敏锐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厚待人的老人，“他过生日，有很多人去看望他。他现在身体很弱，坐那么长时间听别人说话是很耗费体力的，但他特别宽容，不会阻止别人说话，静静等着人家离去。这是一种很高的人格”。

周老先生自己说过，“我从来都是把坏的东西尽快忘掉，记住的都是生命中有趣的、美好的事情。”叶芳说，周有光对世界新奇的东西总是充满好奇心，“他很多次提到高铁发展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也非常想坐一次高铁回常州老家，但他心里知道，再也不可能做这样的长途旅行了。”

中评网称周有光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苏培成称其“敢于说真话、说实话”；《晶报》也称他“敢讲一般人不敢讲的话”。

（选自中国新闻网，有改动）

高亦吾：周恩来总理一生感念的启蒙老师

高亦吾1881年生于章丘绣惠镇西关村，15岁考取了济南省立高等学堂。在进步教师萧少瑜的启发和引导下，他与学友赵佑贞、徐云甫等组建了“乐群书社”和“玫瑰花诗社”，并投书章太炎，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他们在校赋诗、撰文，斗争宗旨为反清灭洋。18岁那年，高亦吾率先加入同盟会，带头组织起声势浩大、轰动省城的罢课学潮，还以犀利的笔触写出了震惊校园内外的战斗檄文《伊奴出关》。高亦吾的文章及极富影响力的言行，引起了山东巡抚周玉山的惊恐，他亲笔签署通缉令，定要严惩“肇事者”。闻讯后，高亦吾当即脱掉长衫，剪掉象征“大清”臣民的发辫，连夜逃离济南，远赴东北。章丘县衙接到逮捕令后，立即派人到西关高家进行严密的搜查，未见其人，便将其霜染鬓发的母亲投监入狱，施刑后又锁进铁牢。

高亦吾辗转漂泊半月，经友人介绍，进入奉天东关模范学校。在这里，他初识了入校新生周恩来，见他精明睿智、气宇轩昂且胸怀壮志，课下便常向他慷慨激昂地讲述反清灭洋的革命道理，沉痛地诉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悲壮之举，使其听得义愤填膺、泪光盈盈。高先生还将邹容19岁时写的《革命军》一书赠给他，使其树立起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信念。高先生借与周恩来同桌就餐之机，向其灌输马克思、孙中山等伟人志士的进步思想。星期天，还同他上街“散步”，指着外国领事馆满腔怒火地说：“这些外国列强协同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瓜分华夏大好河山，简直令人难以容忍！”周恩来时时处处受到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教育。

辛亥革命爆发后，高先生率领师生涌向长街游行示威，振臂高呼：“鞑虏不除，民国不立，四万万炎黄子孙誓不罢休！”周恩来彻底觉悟了，返校后当众第一个剪掉发辫，发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1913年，周恩来入南开中学就读。临别之际，高先生为周恩来命字“翔宇”，寓意深远；周恩来则奋笔疾书：“同心努力，前程万里指日登！”署名“翔宇”，表示对“翔宇”的认可和对恩师的敬重。三年后，由于战乱不息、政局不稳，高先生辞校赴京到赵伊公署任职。其间，周恩来曾两度进京探望，高先生警觉地叮嘱周恩来，“你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社’轰动京畿，据传你的名字业已在册，当局声言要捉拿一切成员，你务必当心！”周恩来返津不久便被捕入狱，高先生闻讯心急如焚，奋力投入营救，终使周恩来脱离虎穴。

岁月如流，人世沧桑。高先生重返济南后，应邀在省建设厅任职。“七七事变”后，他毅然辞去公职，返回章丘，县长郭德夫深知先生学识渊博，邀他出面成立“城关学堂”，先生知其是“亲日派”，力辞不就，却到西关私塾任教。1939年章丘沦陷，高先生赴济避难。有人举荐他去当地的某汉奸公署就职，高先生断然拒绝，出于生计，他便在济南小布政街开馆施教。1941年春节刚过，高先生突患脑膜炎，遂还故乡。弥留之际，他再三叮嘱爱子高肇甫：“日后，一定要想方设法和周恩来取得联系，让他指引前程！”2月5日子夜时分，这位深受社会尊重的民主革命战士、一代师表与世长辞，终年60岁。

1947年4月的一天下午，章丘警察局局长带领部下闯入高先生家中，以“私通共匪”的罪名将其妻子及儿媳逮捕入狱并抄家封门，二人在牢中受尽酷刑。1949年7月，高肇甫遵照父亲遗嘱给周总理写信，历数期间的境况和怀思之情。不久，总理回信，召肇甫进京，在中南海两人长谈三小时。总理得知恩师早已仙逝，不禁悲恸万分，数次泪流满面……

后来周总理将高肇甫安排于政务院档案科工作。周总理一生高风亮节，身在高位从未照顾过任何一位亲属，对高肇甫的安排可谓“仅此一人”。

（摘编自《齐鲁晚报》王绍忠《高亦吾：周恩来总理一生感念的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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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较好的小学，从校长到教员都是社会名流。高亦吾初进课堂，就遭遇到一位浓眉大眼、英气逼人的少年学生的质疑发难，这位少年一连提出许多耐人深思的问题，他就是当时年仅13岁的周恩来。高亦吾对这位气宇轩昂的少年非常赏识，从此30岁的高亦吾同13岁的周恩来结成了忘年之交。 （摘自《章丘名人录》）

材料一：

“我总的看法，就是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去武汉。”

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去武汉。然而1月18日傍晚，钟南山匆匆挤上了从广州出发的高铁。目的地，武汉。

关键先生

1月20日，对于防控新冠疫情而言，这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天。

肯定存在人传人，14名医务人员感染，病毒很可能来自野味……钟南山接受采访时的回答，改变了人们的认知，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局面。

“看到钟南山就安心了”“有钟南山在，稳住我们不慌”……在这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84岁的他临危受命，又一次扮演了关键角色。

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17年前——

“按照你们的看法，是不是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什么现在已经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

“中国医护人员的防护有没有到位？”

“没有！”

那是2003年的4月，北京。面对中外记者，钟南山的“耿直”，引来全国哗然。很快，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的主要领导被撤换。我国抗非战役打开了新局面。

挺身而出，冒死犯险。那一年，他67岁。

2016年，钟南山80岁。那年生日，他收到一份礼物。一幅字，四个字，“敢医敢言”。

这份礼物，一直挂在他的办公室里。

追梦狂人

“在我的生活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父亲钟世藩。”

钟世藩，我国著名的儿科学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拿到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钟南山在文章中回忆了父亲用自己工资买小白鼠做实验等经历。家里的“实验室”，无疑起到了良好的启蒙作用。

但他的呼吸疾病研究之路，并不平坦。

1979年的10月，在他43岁生日当天，钟南山远赴英国，开始为期两年的进修。

在英国，中国医生的资格不被承认，钟南山只能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查房和参观实验。他的导师只允许他待8个月。

“我一定要争口气”。他从自己身上抽血，做了近30次试验。为了研究“吸烟（一氧化碳）对人体影响”课题，他猛吸一氧化碳，冒着生命危险让自己血液中一氧化碳含量达到22%，相当于一个人连抽60多支香烟。

最终，他不仅证实了导师的演算公式，还发现了其推导的不完整性。

事后，导师告诉钟南山，他想待多久都可以。

如果这是一个视频，如果网友可以发弹幕，上面一定会写着“真是个狠人”。

2015年8月，钟南山为他的传记《钟南山传》举行见面会暨签售会。他说起两个故事，是关于自己很佩服的两位媒体朋友，一位是王志，一位是叶依（《钟南山传》作者）。

他说十多年前叶依找到钟南山。当时他坐电梯到18楼，叶依走楼梯。“没想到我上去后她马上就上来了。”“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如果有执着追求，有热爱，你常常会成功。”

跨栏高手

“我测得的百米速度最快是11秒2，在1959年。”

1959年，在首届全运会上，他以54.4秒的成绩刷新了男子400米栏全国纪录，并夺得男子10项全能冠军。

那届全运会不仅给他带来冠军，还让他与妻子李少芬结缘。“钟南山在当时是北医里很厉害的田径运动员。”李少芬回忆，为了全运会，“两人经常一起训练，慢慢就好了”。

李少芬是谁？1952年至1966年在国家女篮效力，是首届中国女篮的主力队员。1999年被选为新中国篮球运动员50杰之一。

“运动对我保持身体健康起到了关键作用。”八十多岁的钟南山，一直坚持健身，一口气十个引体向上，手臂肌肉吊打小伙子！

据报道，2015年时有记者采访，钟南山和记者一起爬楼梯上十几楼，到第七层楼时记者就跟不上了。

关于健康，钟南山还有一句名言：“锻炼就像吃饭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最大的成功就是健康地活着。”

“如果下一次SARS来临，我们有信心第一时间完成诊断。”2018年9月的一天，在广州举行的一场国际论坛上，钟南山如是说。

如今，下一次“SARS”来了。

战役打响。无数医务工作者或正面交锋，或严阵以待。

（摘编自夏振彬《钟南山，一个狠人》，2020年1月22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你关心政治吗”的提问，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先生答：“我想搞好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疾病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

钟先生的这番话很实在。关心政治，就应该与自身的职业、工作联系起来，将科学的政治理想、信念，融入职业精神，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职业行为。作为医生，在非典肆虐之时，就应当自觉冲上一线去尽职尽责，救死扶伤。在抗击非典中，钟先生临危受命，曾连续奋战三十八小时而累倒在岗位上，他较早总结出了治疗方案，他首先查出了致病的冠状病毒……钟先生的言与行，给人们一个新的视角，领略了政治的真谛：政治不仅仅是政治家的事，也是凡人布衣的事；政治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

钟先生的政治观，有极强的实践性、针对性。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是冲上去坚守，还是躲避、逃跑？岗位上的政治考验是一览无余、立时凸显的。从中央电视台举办没有现场观众的晚会“我们众志成城”，到中央领导亲临抗击非典第一线，到各省市不惜代价救治非典患者，无一不是这种政治观在各个岗位上的充分展示与体现。

钟先生的政治观，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不只适用于抗击非典这一特殊时期及特定人群。人活在世上，大抵总要做点事，总要去工作。工作起来时，总要与政治自觉不自觉结缘。王进喜和时传祥，当年都曾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骄人的业绩，其精神，其魅力，至今也不因时间久远而减失。

说钟先生的政治观有科学性、实践性，其实说到底，最根本的当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有识之士对这个政治观，都该有强烈的认同感、亲近感和实践的紧迫感。

（摘编自《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政治观》，2003年6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