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徐琳玲

暗幽幽的光线里，流沙河坐在背靠阳台窗户的单人沙发里，慢悠悠讲着《诗经》，语调平缓得如一条溪流。坐着看，这是一个干瘦干疫的老头儿，头脑却敏捷、锐利得让人赶不上趟。谈话间，他在客厅和书房间来回疾行：一会儿从书房里搬出一本厚厚的《十三经注疏》，“咬”地又一转身，拿来一个放大镜，“咬”地又起身从书房端出纸笔，给记者拆解姓氏的由来。

他原名余勋坦，笔名“流沙河”出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0 1931年生于成都，4岁开始研习古文，在民国时代的公立学校里念完了小学、初中、高中至大学一年级。

那是一个新旧文化彼此交汇、撞击的年代。学堂的国文老师们认为白话文浅近直白，一看就懂，老祖宗留下的古文篇章才是珍珠。“我的小学老师规定所有的作文必须用文言文写。中学时，国文老师把《古文观止》里的许多文章都选进来。所以，我们在课堂里学的，比国民政府规定的《国文教科书》要多得多。”念高中时，他已经背下了《庄子》、《孟子》、《荀子》中的不少篇章，以及曾国藩、桐城派的文章。“当时我们十三四五岁，记忆力特别好，背了这么多古诗词、经典，!现在想忘记都忘不掉。”流沙河认为，学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诵，记住了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慢慢懂得它，形成一种文化性人格。”

1947年春，他考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和当时大多数热爱文艺的青年一样，兴趣迅速转向了新文学。巴金一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还有艾青的诗歌都让他沉迷。他开始向报纸投稿，陆陆续续发表了十来篇短篇小说、诗、杂文。一个崭新的世界于1949年到来。以最高分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后，流沙河再也按搽不住热情，就读半年后就离校投身“创造历史的洪流”．先在《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后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

此时的流沙河是一名积极上进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用诗歌、散文、先进人物事迹报道讴歌着社会的新面貌。

随着政治运动的到来：1957年流沙河被打成右派。在省文联接受劳动监督时，他一度被分配到图书资料室管报纸。在资料室的库房里，他欣喜地发现一堆“破四旧”留下的旧书，里头大部分是先秦典籍。他一头扎进旧书堆里，每日忙完劳役后在里头读书度日。后来，他干脆把床铺也挪到书库里。在发黄的旧书堆里，这个被命运抛入谷底的年轻人找到一个与窗外世界截然不同的“桃花源”。他不复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在史家留下的书里，记载着各朝代的黑暗岁月、人的艰难处境，以及各种各样的冤案错案。流沙河说自己读了历史之后，就觉得个人的连遇很微不足道了，甚至开始感恩。

给他带来最多安慰的，是少年时图固吞下的《庄子》。这大抵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命运传统—一当人生遭遇困顿、“兼济天_下”的入世理想破灭，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释、道二家。平和、柔顺、不争，这是流沙河面对外部世界的姿态，他自称是庄子2300年后的门徒。

1978年，他作为全国最后一批“右派”获得平反。一年后，他重回四川省文联，也重回《星星》诗刊编辑部。自1989年起，流沙河决意弃“诗”从“文”。冉云飞对流沙河的诗歌评价并不高，“‘他真正有价值的，是80年代之后一系列文化、文字研究的著作，包括《庄子现代版》、他写的随笔，以及这十来年的《白鱼解字》、《文字侦探》、《流沙河认字》。”“这些作品才真正匹配他今天的盛名。”近二十年来，他把大部分精力倾注于古文字研究，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背后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写诗相比，他认为这才是自己做过的一点真正有意义的“小事”。他热爱着这些有着2300年的生命史，承载着庄子、诗经、楚辞、唐诗的方块字。它们滋养过他的身心，在他坎坷的人生中，给他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情感与知性的慰藉。

流沙河与古文字研究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抗日战争末期，一位成都来的刘姓国文先生自作主张，用清代王药著的《文字蒙求》，给他们上起了古文字学。十来岁的少年由此萌发了兴趣：原来汉字的组成如小孩手中的七巧板一样神奇。当右派被监督劳动时，他开始阅读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此发现了一个趣味盎然的世界．“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世界上那么多民族，那么多文字，帷一留下来的象形文字就是我们的汉字，没有了，全世界都没有了，连日文都半拼音化了。人类的文字最初都是从图画过来的。为什么世界上其他民族很早就告别象形，转向拼音，唯有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坚持着呢?”他说，“汉字完全应该得到尊重。”

至于他自己，他在《白鱼解字》序言里的一段话恐怕是最好的注解一一“白鱼又名蠢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几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

论鲁迅早期文化思想中的革命精神

包忠文

鲁迅的文艺观，是他早期思想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他的文艺思想里，鲜明地贯穿着以思想革命来建设新思想，以文学革命来建设新文学的革命精神。

鲁迅十分重视文学艺术在进行启蒙主义宣传中的特殊意义。他以为：“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后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文学和科学都在揭示生治的真理，“启人生之秘机”，而文字是以“直语其事实法则”即形象的方式来揭示生活的；它虽然“缕析条分，理密不如学术”，但却有自己为科学所不能替代的意义和作用。文学可以使人们深入人生，不知不觉地经受其精神的感染。因此鲁迅认为文艺更便利于思想革命，促进社会改革。鲁迅在《世界旅行》的《辩言》中曾经说过，他的翻译“科学小说”的动机，就是想借着“小说”的特点，容易被人接受，来宣传其科学思想，以促进人民“破除迷信”、“改良思想”。

鲁迅认为文学是表现民族自觉的重要形式，必须传达战斗的思想内容。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说：“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旦，人本以目拜伦，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人所不甚愉者悉入之。”撒旦即魔鬼，和上帝相对抗，是叛逆者的意思。鲁迅借此来说明拜伦、雪莱、裴多芬、普希金等的对旧社会的叛逆精神。鲁迅指出摩罗诗力的共同特点是：“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所以鲁迅所讲的摩罗诗力是表现了人民“争天拒俗”，反抗虚伪庸俗的理想，是表现了诗人“刚健抗拒破坏挑战”和爱国主义精神。鲁迅认为这种精神，很少表现在中国固有的文学中。就是像《楚辞》，也是“多芳菲凄恻之言，而反抗挑战，则终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鲁迅一再强调介绍外国反抗者的文学，正是为了抗击“无为”的文学。鲁迅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从来不妄自菲薄。他强调介绍外国文学，只是反映了鲁迅要求提高文学的战斗性、反抗性的观点，并不意味着鲁迅对民族遗产的一概否定。这方面的思想，和鲁迅当时向西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思想趋向有关，同时也和当时中国文人埋首古书，不求进取，深受古书毒害的现状有着密切关系。

鲁迅特别重视作家理想、热情对创作的特殊意义。他这时期的作品，且不说像《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那些直抒自己革命志向的作品，就是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也无不散发着他热爱民族，热爱祖国，追求民族独立自由的革命热情。比如鲁迅在《中国地质论》一文中先概述了中国地质之分布，接着勾画了满清政府和商人对帝国主义“摄服语韵”，不惜以领土主权奉送，以“博未来之圣主欢”的丑恶面目，同时描写了老百姓反抗帝国主义在祖国的土地上采掘矿藏的情景。鲁迅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检；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这里强烈地表现了鲁迅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感。在鲁迅当时写的其他一些介绍自然科学的论文中都渗透着这种思想热情。

显然，在早期的鲁迅文化艺术思想中，革命浪漫主义，为鲁迅早期思想和创作的主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