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郊皇家园林的总称，这种说法出现于清朝中晚期。“三山五园”包括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畅春园和圆明园。

静宜园位于地势较高的香山，园中建筑因山就势、参差错落，散点式镶嵌在山体之中。“园林之胜，重在山水。”水池作为点缀，或出现在殿前以丰富较窄的院落空间，或处于园中以增加景观趣味。静宜园占地149公顷，1677年成为康熙的行宫，后来虽有添建，但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自然生态，深邃优雅。

静明园的个性与静宜园不同。静明园所在的玉泉山，湖山尺度非常有限，占地仅65公顷。玉泉山虽因泉水丰沛而得名，但水面并不大，山体狭长，呈南北走向。在这种地形上如何建设园林呢？建筑要和湖山尺度配合好，建筑群采用散点布局，高低相映。山顶上的香岩寺和玉峰塔规模不大，山脚下的建筑多为一层，这样就凸显出玉峰塔的高耸。乾隆非常喜欢玉泉山的风光，亲自为静明园内十六景命名，正殿名为“廓然大公”，后殿名为“涵万象”，意蕴深远。

畅春园位于今北京大学西墙外畅春园宿舍一带，原是明代武清侯李伟修建的私家园林“清华园”，也叫“李园”，康熙时更名为畅春园。畅春园以水景为主，水面宽阔，“江淮以北亦当第一也”，清朝改建时仍“因水成景”。畅春园的叠山艺术也堪称一绝，原来的土山和新添建的假山，岗峰连接；加之遍植各色鲜花树木，绿树成荫，给人天人合一之感，是兼有政治和游乐功能的离宫型园林。

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既有金碧辉煌的宫殿，也有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又吸取了欧洲的建筑形式，是世界园林的集大成者。圆明园也是中国古典园林中平地造园的典范，园内步移景易，景观层出不穷，特色之多，首屈一指。圆明园占地350公顷，在“三山五园”中规模最大。有仙境、欧式园林等景观，也有理政、居住、宗教等场所，这些层峦叠嶂的建筑都是雍正至咸丰五朝皇帝改造的结果，也大多体现出其治国理念。清王朝把圆明园作为第二政治中心。

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在五园当中建造最晚，但最能体现皇家气派。相比于圆明园，清漪园湖山相映，形象立体。但万寿山总体轮廓平缓，高度仅60米，长度达到1000米，且仅山体西半部前临水面。经过人工改造，水面向东、西扩展，形成东西最宽处1600米、南北长1930米的水面，水体大大超过了山；同时，西堤的设置，将玉泉山和稍远的西山景色借入园内，而昆明湖东侧又与邻近的畅春园、圆明园相呼应。这些使“三山五园”在空间上的联系更加紧密。在万寿山中部，耸立起一组建筑群，从山顶到山脚装点南坡，再以700多米的长廊作为前山建筑群与昆明湖之间的束带，这样就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壮观气势。

（取材于郭黛姮《三山五园：北京历史文化最辉煌的乐章》）

二人正计较，就有贾政遣人来回贾母说：“二月二十二日子好，哥儿姐儿们就好搬进去的。这几日内遣人进去（大观园）分派收拾。”林黛玉住了潇湘馆，迎春住了缀锦楼，探春住了 甲 ，惜春住了 乙 ，李纨住了 丙 ，宝玉住了怡红院 。

（选自《红楼梦》第二十三回）

材料二

自然山水学，不仅有着广泛的实用性，还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从古至今，自然山水思想被皇家贵族与平民百姓广泛运用，它影响着寺院、庭院、村落、住宅等的建设。

山水思想中的核心要素是“山河襟带”，即三面山脉环绕，地势向南面开放，开放的平地有河川或水池，形成“聚气而使其不散”的“围绕”式空间格局。

“三山五园”地处北京城的西北郊。北京城符合中国古代建都选址的原则：背山临水。南朝范缜曾在《幽州赋》中形容北京，“虎踞龙盘，形势雄伟。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天府之国也”。

北京西郊一带也有山有水。水流在清漪园（颐和园）一带汇集，再向东南方向流动，西北方向有群山环绕，前面有湖泊水系，符合山环水抱的要求，环境良好，因而成为建造皇家园林的首选之地。

那么，清漪园的山水情况如何呢？万寿山位于昆明湖的东北侧，湖水从西北方玉泉山的玉河流向东南方的长河，最后注入渤海。清漪园在充分利用自然条件的同时，对自然山水加以人工改造，从而获得更为理想的环境。为了让昆明湖位于万寿山之南，就把原来的瓮山湖扩大了将近一倍，把挖湖的泥沙堆放在瓮山（万寿山）上。原有的西堤被取消，湖面扩大后的新堤命名为东堤。这样不仅满足了水利需求，还使万寿山成为北面的靠山，南面则是一望无际的广阔水面。

中国古典庭园，借景是最常用的造园手法之一。明代计成说：“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借景”作为中国古典造园思想的精华，被充分运用到清漪园的改建过程中，其景观构成与“三山五园”的相互关系十分明显。改建清漪园时，为了把西面的玉泉山与西山最大限度地借入园内，充分考虑了湖岛的位置及岸堤的方向，一概没有建高的建筑物。这样，从万寿山清漪园可以邻借玉泉山，还可以【甲】西山一带；为了把东侧的风景借入园内，东南面没有修建外墙，这样从清漪园就可以【乙】圆明园、畅春园一带的风光。而从香山，可以【丙】玉泉山及万寿山，从圆明园的福海及畅春园内也可以【丁】万寿山佛香阁及西山山脉的一部分。

（取材于祝丹《北京颐和园景观与“三山五园”的构成关系》）

①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发表议论，是作者的天然权力。议论和叙事相辅相成，是小说和故事重要的结缔组织。有时，议论代表了作者或叙事代言人的声音，寻求与读者进行直接的交流；有时，发表议论的是小说或故事中的人物；当然，有时议论仅仅是为了调节叙事节奏。不管怎么说，议论的使用，或许与小说或故事本身一样古老。

②不过，不知从何时开始，议论，甚至包括与议论直接相关的“讲述”和“概要叙事”，都成了小说写作的禁忌。作家们被告知，最好不要在作品中发表什么议论，而应该将议论所要呈现的内容通过人物的行为，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让议论最小化，成了现代小说的某种金科玉律。比如说，在小说中作出“包法利夫人走向了壁炉”这样的暗示，要比直接交待“包法利夫人感觉到有些冷”，显得更为“高级”。久而久之，现代小说形成了某种不成文的箴规：“场景叙事”总要比“概要叙事”好；“显示”总要比“讲述”好；通过人物行动来显示意义，总要比直接付诸议论好。简单来说，若非不得已，最好不要在作品中发表什么议论。

③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议论在传统文类和古典小说中十分常见，这是因为在传统叙事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习惯于某种“专断的声音”。议论代表着无所不知的作者的声音——作者或故事的讲述者，总是喜欢直接评论事件，臧否人物，对读者进行指教和劝谕。而到了现代小说中，随着“作者声音”的逐步退出渐成风尚，议论的式微或消失，就成了文学叙事进步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看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进而认为现代小说完全排斥议论，或者说议论最小化是现代小说的普遍特征，则不符合文学史的基本常识，因而是根本错误的。20世纪经典小说之一——《没有个性的人》是奥地利作家穆齐尔的代表作，小说主体部分由一系列思想性随笔构成，故事成了承载思想议论的容器。我们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通过文中一些或显或晦的修辞转换，议论的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④如今，包括观念、意见、价值立场、情绪化的内心悸动在内的一系列话语，已经构成了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话语包裹、覆盖在一切事物之上，渗透进了人的行为之中。文学必须首先处理这些话语，否则，作家们或许根本无法抵达“事物”。也就是说，要对现实中的社会话语进行描述，在叙事中强化议论的作用仍然是最为有效的途径。另外，人的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分裂和对抗日益严重，使得个人向内心回缩、败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造成了个人行动力的丧失及自我意识的过剩，无法在外部世界展开积极的行动。正如诺瓦利斯所说，人们如果无法将思想变成外部世界，那就只能将外部世界变成思想。也就是说，现代小说如果不去关注思想或意识问题，单纯通过个体的行为，已无法呈现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

⑤如果说，在当今世界的文学类型中，真的存在着“议论最小化”的小说，我想那一定是消费性的、用一个又一个悬念来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悬疑或侦探小说。而那些具有更高抱负的小说，总是在困难、复杂的沉思和思想辨正中，面对历史、现实和未来提出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想用“取消议论”这一教条来束缚自己的手脚，掩盖自己思想上的怠惰，或许应当重新思考议论的作用。

（节选自格非《现代小说中的议论》，有删改）

“君子”一词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流行，主要是贵族和执政者的代称。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在构思和传布自己的儒家学说时，对“君子”概念的内涵进行改造，赋予其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使其基本骨架、内在气质在《论语》多视角的反复刻画中脱颖而出。“君子”一词在《论语》里出现107次，是使用频率很高的核心概念，由此足见孔子对君子人格的百般钟爱和悉心打造。冯友兰曾说：孔子一辈子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其中最根本最突出的就是对如何“做人”的反思，就是为人的生存寻求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探求如何立身处世即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苦苦求索的结果，或者说最终给出的答案，就是做人要做君子。

为了让世人认识和理解他所设计的君子人格，孔子在《论语》里睿智地采取比较排除法，同时论述了比君子高大的“圣人”和比君子矮小的“小人”。他对弟子把他奉为“圣人”的做法表示不满和反对，“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他还明确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对于“小人”，他在与君子比照中予以贬贵和否定，比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这就告诉我们：君子一方面不是难以见到、难以企及、仰之弥高，乃至高不可攀的圣人，另一方面也与目光短浅、心胸狭隘、见利忘义、斤斤计较的小人判然有别。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的崇德向善之人格，既理想又现实，既尊贵又亲切，既高尚又平凡，是可见、可感，又可学、可做，并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创立了影响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的儒家学派。什么是儒学？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学就是君子之学。具体来说，就是认为儒学具有修己和治人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又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其枢纽观念：修己即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上世纪初，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辜鸿铭还断言，孔子的全部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君子之道”。

这种观点并非简单地仅从语言逻辑归类上定义儒学，或说儒学是尊崇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学派，而是从儒学的目标追求和功能作用上说明儒学的特点，无疑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确信文化教养能够提升人的品质，改善社会风气。儒学的价值就是培育具有这种文化教养的人即君子，再通过君子的言行与修为引领社会风尚。儒学是君子之学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文化的传统魅力与当代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