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东方戏剧虽然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其内部具有广泛歧义的内涵构成，但相对于西方戏剧来说，它仍可说是较为明确的界定。这种界定既带有文化区分的意义，也含有传统的内蕴。从历史概念来讲，西方戏剧对应于欧洲技术革命以来所建立起来的近现代工业文明，而东方戏剧则对应于传统文明。从文化范域来讲，西方戏剧勃生于基督教文化领地，东方戏剧则繁衍于佛教文化圈。历史与文化的交合作用，将世界戏剧定型为东西两大基本范畴，二者具有不同的传统渊源和艺术发展轨迹，形成了不同的形式规则与美学风范。

东方戏剧具有相同的近代命运：西方文明的崛起，在它与过去以及与东方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鸿沟，并以其强力把世界纳入了全球化的轨道，与传统生存方式相联系的东方文明从此被归结为传统，划归与现代相隔离的概念。受到这一强势的冲击，东方文明逐渐萎缩和衰落，而西方文化则成为东方的法本。置身于这一涡流中的东方戏剧，它的自在衍生状态被打破，舞台开始向西方倾斜，而异质戏剧的作用导致它走向式微与变异。东方戏剧的命运受到了挑战。

更多的东方国家，特别是保存了悠久戏剧传统的中国和日本，当它们受到西方戏剧文化辐射以后，虽然其民族戏剧面貌有极大改观，但不足以使传统戏剧样式发生整体蜕变，而只把其中一些蜕变较大的部分分离而使之独立出去，造成戏剧的传统样式与蜕变形式并存的局面。这些国家对于西方戏剧的接受，通常都从翻译和介绍经典作品开始，最初的注重点是内容而非形式。在将这些作品搬上舞台的初期，往往利用或借鉴了民族戏剧的形式，导致了一些蜕变戏剧样式的出现，日本的新派剧、中国的改良戏曲和文明新戏、马来西亚邦沙万剧的新剧、越南的小说从剧都是类似的产物。从异质文化的接受过程来看，随着对西方舞台本质了解的深入，运用民族语言而按照西方舞台样式进行演出的新剧（在中国称之为话剧）从而形成，创作也继而开始。

在部分特质蜕变出新的戏剧样式的同时，东方古典戏剧的传统舞台样式接受了现代社会为之提供的筛选和改造，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最重要的变异取决于剧场建筑形制的改造，在西方建筑学思想和技术的影响下，东方戏剧改变了以往剧场的简陋与随意，逐步建立起采纳现代声学和光学原理构设的新式剧场，并采用了西方的舞台技术设备，如机械传动、灯光照明、分幕与垂幕、各类新颖材料制作的景片等。戏剧生存空间的变化影响到表现形式的改变，通常新的戏剧场地都要求对传统表演程式做出或多或少的调整。这种时代的要求如果在尊重民族艺术原则的前提下实现自然会收到满意的效果，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一定都给艺术带来正面的效应，一个不该发生但却一直在发生的事实是，盲目地模仿西方倾向使东方戏剧一定程度上迷失了自我，例如镜框式舞台对伸出式戏台的取代，逼迫中国戏曲过分改变了自己的舞台行为方式，而过度的写实倾向则对东方戏剧的本质属性造成了阉割。

中国戏曲面临的局面最为复杂，因此目前的状况也最值得忧虑。它的传统从一千年前的宋代一直生生不息地延续下来，在悠久的时间和广袤的地域里，繁衍出了众多形态接近而风格各异的剧种样式。它们的生命历程迭相交织、此起彼落、古典的消亡了，近代的又兴起，一些过了盛年进入衰退期，一些刚刚萌发向往着未来，老迈地孕育着新生的萌芽，稚嫩地流淌着远古的血液。它保持历史延续性的顽强生命力就体现在这种循环往复、新陈代谢的运动过程中，一旦运动终止，它就失去了活力。

（摘编自廖奔《东方戏剧及其文化命运》）

材料二：

话剧作为一种西方舶来品，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就存在世界化与本土化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戏剧理论家张庚提出“话剧民族化”，成为中国话剧人的普遍追求。北京人艺奠基人焦菊隐执导的《蔡文姬》中，台词步法、服装舞美均从中国传统戏曲中汲取养分。任鸣这一代话剧人则从继承走向发展创新，“我们考虑的是，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拓宽一些，通过不断的舞台实践，在话剧艺术领域内探索‘东方戏剧’的美学精神。”

《司马迁》的艺术风格就体现出这样的探索：舞台既具备雄浑的汉代气象，又跳出传统历史剧铺锦列绣、镂金错彩的模式。作为背景的深色汉画像随剧情发展转动，结尾时全部翻转成具有金属质感的巨大镜面，寓意“以史为镜”。舞台正中的斜面幕布透射出现代感，变化多样的灯光打造出虚实结合的意境，让司马迁与屈原的“隔空对话”更具艺术真实性。

创排莫言的《我们的荆轲》时，任鸣已有“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看懂这部戏”的自觉。莫言的剧本彻底颠覆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侠士，在此基础上，任鸣将荆轲塑造为一个肩负重任又迷惘于自身价值的人，一个被功利心蚕食着理想却最终悲壮赴死、成就英名的人。这令“外国观众即便不了解荆轲，也能在自己的文化当中找到对应的艺术形象”。

在任鸣看来，用整个东方的文化积淀和传统滋养中国当代话剧，催生出能与西方戏剧文化平等对话的“东方戏剧”，是从业者应有的探索，“这是广泛吸收传统东方文化精髓、融合东方美学与哲学思想、同时又与舞台表达的现代精神相和谐的审美风格。这是一座引人攀登的艺术高峰。”

（摘编自曾震宇《走向世界的“东方戏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日，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审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填补了世界三大非酒精饮品（茶、咖啡、可可）中没有“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当前全球唯一的“茶”主题世界遗产，包括5片完整的古茶林，集中连片面积达1.8万亩。古茶林中有9个传统村落，居民5000余人。当地先民历经千年保护与发展创造了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古茶林文化景观。“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申遗成功，也将云南古茶园成功带入大众视野。

云南是世界茶树发源地，自古以来就有种茶、制茶的传统，拥有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连片古茶园。在唐代以前，云南南部各民族便在森林中栽种茶树，形成古老的森林茶园，这种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的生态智慧，具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悠久历史，堪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作为“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景迈山，地处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著名的普洱茶产地。景迈古茶园至今保存有规模较大的古茶林，茶园里古木参天，数百岁的古茶树依然郁郁葱葱。在景迈山世居的布朗族、傣族、拉祜族、哈尼族、汉族等兄弟民族，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里栽培、管理大叶茶树，探索出了合理利用森林生态系统的林下种植技术，呈现出“远看是森林，近看是茶园”的独特景观。几乎不使用任何化肥和农药，靠枯枝落叶的自然分解提供养分，各民族对古茶园恰到好处的管理和维护，使古茶园不仅拥有森林的外观，也澎湃着森林的脉搏。

民族生态学研究显示，景迈山古茶园中的植物物种数是现代集约化新茶园的4倍之多，生物多样性指数也远高于现代单作茶园。一座座古茶园是一个个可持续的生态系统，以布朗族和傣族为主的景迈山各族群众因地制宜利用土地、布局村落，既保护了生物多样性，又为各民族带来稳定可观的经济收入，体现了他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共通智慧。

古茶园虽坐落边疆，但与其他地域与民族同胞的交融从未停止。古茶林中孕育的优质古树茶，不仅是边疆民族同胞的生计来源，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由此衍生出的茶文化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发源于古茶园的“茶马古道”，穿越陇西走廊、藏彝走廊、苗疆走廊三大民族走廊，凭借其发达的道路系统，促进了众多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往来，成为民族间传统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各民族交融的大舞台，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古茶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代表性载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义。

（摘编自张晴、龙春林《“茶”入世界文化遗产，昭示了什么》）

材料二：

茶产业是不少地区的支柱产业，尤其是山区增收的重要途径。茶产业如何健康快速发展呢？茶产业宛如一架翱翔天宇的飞机，文化与科技就是它的两只翅膀。

一翼是“茶文化”。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阐述道，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从神农氏“得茶而解之”，茶经历了“药用－食用－饮用”的演变过程。唐代陆羽的《茶经》在茶文化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促使煮茶、煎茶、饮茶之风扩散到了民间，还随着佛教传至日韩等国。宋代出现了专业茶师，斗茶成风，茶学评论和以茶为主题的文学艺术作品层出不穷。明末至清中期，海陆茶叶之路将茶叶传至欧美各地，茶文化在全球流行不衰，并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

以茶旅游、茶禅相融、茶器等茶文化为内容的第三产业从21世纪初开始发展，至今方兴未艾。茶至今还是不可替代的交际中介物，以茶为姻的事例不胜枚举。茶叶具有中和之美，其深郁的味道饱含人生况味，茶文化已融入民族文化之中。总之，这是我们加速发展茶产业的文化优势。

另一翼是茶科学，包括茶生态。别看小小的一片叶子，从种植、加工到饮用，处处浸透着科技含量，近年来，人工智能、分子生物学、新材料等新兴技术逐渐渗透到茶业领域。陈宗懋的论文通过比较分析，找出了我国与世界其他主要产茶国的差距，对我国茶产业的科技创新提出建议，包括将现代生物技术、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引入茶叶生产中来。陈宗懋希望，宣讲茶科技要通俗易懂，推广茶科技要简便易行，这样才能通过发展茶产业来助力乡村振兴。

“好山好水出好茶”“一方水土一方茶”，名茶的原产地都是风水宝地。比如湖南吉首山高水长，土壤中富含硒，有益于茶叶的微生物菌群丰富，所产黄金茶是我国优质绿茶品种之一。近年来，陈宗懋带领团队在吉首推广茶园绿色防控技术，打造生态茶园和标准化茶园的样板，显著提升了湘西黄金茶的品质。

（摘编自郝耀华、陈向军《“茶院士”陈宗懋：一片叶子也关情》）

材料一：

在当代世界，一方面文化多元性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另一方面强势文化往往可以对弱势文化产生主导作用。中国文化要想在世界文化中保持住特色，就需要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取营养。因为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审美特性与精神诉求，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文化自觉的目的不是复旧，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也就是说，我们要思考在当今世界不同文化碰撞的情况下，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的价值这一深刻问题。

文化是代代相传的，是有子有孙的。它靠一个个人在他们生活中表现、改变和发展着。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当深入到生活中去认识自己文化的历史和现状。所以，要想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应该关注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生活的影响。

当一个人对某种文化了解、掌握并认同以后，这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生活方式都可能会发生改变。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决定着他的文化范式，同时一个人的文化范式也影响着他的生活方式。所以，当下我们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两个重要作用与意义：第一，从精神层面来说，这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与美好，从而引起国人重视传承与发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找到中国人的信仰与精神归宿。第二，从实践层面来说，通过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让更多的中国人热爱中国文化，进而构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因为文化不是空洞的，它也需要生存发展的土壤和语境，而这最好的土壤和语境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些经常在《红楼梦》等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诸如对诗、焚香、品茗、弹琴等生活场景，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当下的生活中，这可谓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这种中国范儿的生活方式，或许能够在日趋同化的全球社会的背景下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的标记或符号。

总之，我们应借着文化自觉的东风，让中国文化在多元的世界文化中既能与异文化和谐交流，又能保持住自己的独特性与民族性，让中国文化从自觉走向自信，从自信走向自强。

（摘编自张新科《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材料二：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传承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孕育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入挖掘根植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优秀文化特质，对其进行创新性发展，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系统的思想体系。从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看，它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中，如何将这样一种“外来文化”融入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时代课题。毛泽东注重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命题解读马克思主义，他创造性地用“实事求是”来阐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用“知行观”生动阐述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其治国理政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治国安邦修齐治平思想的超越与转化。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义利观有助于遏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拜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私利化倾向。在义利关系上，传统儒家倡导“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传统宗法社会，义利观根植于小农经济形态土壤中，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重义轻利”“以义抑利”的倾向，没有充分尊重个人正当利益，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为指导，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要素，在充分尊重个人正当利益的同时，主张义利统一，有利于规导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利化倾向，有利于构建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蕴涵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传统儒家强调“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主张“天人合一”。中国传统宗法社会虽以家为本位，但注重将以血缘为基础的道德规范扩展到社会中，仁义不仅是个人的道德，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它也是社会价值。孔子讲“仁者，爱人”已经由血缘关系延展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中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观念都体现在社会维度中，为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提供价值支撑。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未如此紧密，人类正共同面对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等诸多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人民共同协作。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流动着“和”的基因，始终崇尚和平、和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存在共同利益，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博施众利”，秉持正确义利观，主张互利共赢。西汉时期开辟了联结中亚、西亚、地中海各国的“丝绸之路”，新时代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构想，积极发展与沿线各国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等主张人与万物平等，构建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提供价值参考。

（摘编自史焕翔《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