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文，完成各题。

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美学传统       

潘知常

①在中国美学里存在着一个从《诗经》到《水浒传》的美学传统，它意味着一个“忧世”的美学传统，一个现实关怀的美学传统，一个按照王国维的话说是“以文学为生活”的美学传统。坦率说，它实际也正是中国美学的主流。但是，它却并非中国美学的精华，也并非中国美学的全部。

②事实上，在中国美学里还存在着一个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美学传统，这才是中国美学的“精华”。他是“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不过，由于它并非中国美学的主流，因此往往被中国美学的“主流”遮蔽，或者被中国美学的“主流”扭曲。（a）

③从美学的思想谱系的角度看，这在中国美学的历程里也同样有踪迹可寻。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庄子的生命美学、魏晋的个性美学与晚明的启蒙美学。

④在儒、释、道之中，庄子的美学隐含着一种内在的二重性。这就是：在强调人之自然时，他无疑是尊重生命的，当然主要是精神的生命，庄子美学也因此而被称之为生命美学。这就是：庄子所强调的“道”的超越性、所强调的“以游无穷”（追求无限）、所强调的由于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而出现的“无为”、所强调的“不为物役”、所强调的“性”（“马之真性”）。但在强调天之自然时，人之自然就没有了，尽管仍旧是尊重生命的，但却只是肉体生命（所谓“保身”），在此意义上，庄子美学则很难被称之为生命美学，而只是逍遥美学。这就是庄子对“道”的遍在性的强调、对由于对于肉体自由的追求而出现的“无为”的强调、对“残生伤性”、“弃生以殉物”的强调、对“顺物自然而与世俗处”的强调。因此，当庄子说人应重返自然的时候，这个“自然”无疑是天之自然，它是“恬淡、寂寞、虚无、无为”的，因此，人也应是“恬淡、寂寞、虑无、无为”的，由此，就有了“形若槁木，心如死灰”，“吾丧我”等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一系列言论。但是，作为天之自然的产物，人类的独特禀性，诸如人的末完成性、无限可能性、自我超越性以及未定型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不也是一种自然——人之自然吗？人类要重返自然，不是应该重返这个人之自然吗？或者说人类不正是因为做到了“顺乎己”才最终做到了“顺乎天”吗？在这里我必须强调，其实庄子已经不自觉地注意到了这一区别，甚至提出了“任其性情之真”这样一个值得大加发挥的命题，但却又自觉地由此跨越而过，强迫人之自然也归属于天之自然。（b）可是，“任其性情之真”这个命题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却毕竟给了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美学传统以重要的理论支持。

⑤魏晋的个体美学是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美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魏晋，鲁迅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确实是十分精到。而魏晋个体美学的精彩，也只有晚明的主体美学可以媲美。它在中国美学史里第一次喊出了：“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而且，儒、道所提倡的“圣人忘情”，高则高矣，但与真实的人生无关；放弃对于生存意义的追寻的“最下不及情”，也与真实的人生无关；真实的人生，肯定应该是钟情的人生，因此，“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样，审美活动无非就是“任其性情之真”。阮籍、嵇康就是魏晋的个体美学的代表，他们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范，至今令我们追慕和敬仰。

⑥晚明的启蒙美学在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美学传统里更是不能不提。从明中叶开始，中国美学的无视向生命索取意义，以及为此而采取的“骗”、“瞒”、“躲”等对策，逐渐为人们所觉察，为此，李贽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李贽疾呼要“天堂有佛，即赴天堂；地狱有佛，即赴地狱”，甚至反复强调“凡为学者皆为穷究生死根由，探讨自家性命下落”。对这一“性命下落”，李贽干脆把它落实到“人必有私”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之中。于是，他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转而提倡庄子的“任其性情之情”，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各遂其生、各获其愿，认为“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从而把儒家美学抛在身后；同时认为“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因此没有必要以“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来统一“性命之情”，从而把道家美学也抛在身后。应该说，这正是对于生命的权利以及自主人格的高扬。在他的身后，是“弟自不敢齿于世，而世肯与之齿乎”并呼唤“必须有大担当者出来整顿一番”的袁宏道，是“人生坠地，便为情使”的徐渭，是“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的汤显祖等等。而美学主张更有“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情”、在“道理闻见”之外的“童心”与“病梅”不同的“面目也完”。从此，伦理道德、天之自然开始走向人之自然，伦理人格、自然人格、宗教人格也开始走向个体人格，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美学传统由此得以羽翼丰满。（c）

⑦在这当中，真正代表着《山海经》这一美学源头的成熟的，却不能不推《红楼梦》。《红楼梦》的出现，与从《山海经》发源的美学传统一脉相联。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红学界有两个著名学者，堪称《红楼梦》的“解人”。一个是俞平伯，他被周作人、朱自清、废名称为“晚明人”，还有一个是周汝昌，这是一个你们比较熟悉的美学大家，张中行称他为“六朝人物”。《红楼梦》与从《山海经》发源的美学传统的关系不仅非常密切，而且，《红楼梦》的出现，也真正揭示了中国的主流美学的彻底失败。鲁迅说：“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 《红楼梦》正处于“文化（美学）史”之“秋肃”与“卷末”，而它的成功也正在于第一次地深刻揭示了“文化（美学）史”之“秋肃”与“卷末”。“忧世”、“以文学为生活”以及现实关怀的美学传统实际上与审美活动无关，这是一个在中国美学的历程里延续了千年的内在秘密，但是，只有在《红楼梦》里，人们才第一次大梦初醒。（d）《红楼梦》的诞生，其实也就是“忧生”、“为文学而生活”以及终极关怀的美学传统的诞生。

（选文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费孝通用“乡土性”来概括乡村社会农民的独特行动逻辑，村庄最为基本的行动单位是家庭，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核心关系，家庭伦理是中国人伦的起点。家庭的韧性和家庭本位是乡土社会“不变”的关键要素。在乡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宗族、家族等所谓功能性组织逐步解体，但是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行动单位却始终表现出极强的韧性。进一步，在行动伦理层面上，“家”始终没有改变其在中国人社会和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总体性位置，村庄以家庭为基础充分融合和吸纳了各种现代因素，逐步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社会转型道路。

我们来看家庭的韧性。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的经营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家庭的赡养功能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反馈模式可以说是中国亲子关系的特点”，并且这种赡养除了经济上的养育以外，还有精神上的照顾，也形成了中西家庭关系和结构的重要区别。如果说费孝通1982年的文章是强调家庭的变，那么1983年的“再论”则是强调中国家庭的不变因素，以及家庭不变的因素在农村老人赡养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费孝通在随后的“三论”中进一步把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综合起来考虑，虽然随着经济活动的变革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对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家庭生活依然有不变的因素，这就是家庭的文化观念，这也表现在费孝通对于主干家庭的凝聚力和分化力的关心上。

家庭的韧性也体现在我国从小农经济向城乡一体化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家庭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了经济活动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浙江模式中，家庭是“家庭工业+专业市场”的浙江模式的组成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家庭副业也是这个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多元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由于家庭本位、家庭伦理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弥漫性”作用，家庭对乡村的经济活动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也塑造了很多特殊的实践形式。

从行动伦理的层面看，家庭在中国人的生命历程和生命意义中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整合观念”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在个体（社会）的平面上展开，而是“垂直”的“代际关系”。中国人的伦理责任、道德义务乃至生命价值都以他与家庭的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每一个中国人，统为其四面八方由近及远的伦理关系所包围，其日常实际生活，触处都有对人的问题。”而梁漱溟所谓伦理本位的起点便是家庭，其乡村建设的关键也是建立在伦理本位的基础之上，恰恰要反对以个体主义、权利为本位的乡村自治模式。实际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行动就是试图在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本位社会的基础之上推行一个指向“人生向上、伦理情谊”的乡村建设，从而解决农民松散没有组织，没有现代科技的现状。

（摘编自付伟《家庭本位与村庄治理的底层逻辑》）

材料二：

家户本位是乡村治理有效的根本动力。家户本位具有双重性，即家户生存伦理基础上的家户私利性和乡村公共伦理基础上的家户公共性。

就家户私利性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农民陷入“普遍性贫困”或“勤劳式贫困”，家户发展受到人地矛盾、地租税赋的双重剥削以及分家分户、财产继承等因素影响，导致家户发展主因是以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为主要目标。家户私利性是实现家户发展的基础，也是家户参与乡村治理的动力，只有家户摆脱了“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家户本位才能走向以乡村公共伦理为基础的家户公共性。

家户公共性建立在家户对乡村作为道德共同体和保护共同体的认同上，“乡村所具有的作为一个乡村的道德稳固性，事实上最终基于其保护和养育村民的能力”。一方面家户追求生存伦理，但也担负国家税收责任，即使家户经济处于生存线以下，也会通过节约食物、亲友借贷和摊贩生意等方式来履行义务，以避免降低乡村权威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威望。另一方面，家户公共性是对乡村提供保护机制的一种回应，对于乡村富裕阶层来说，存在乡村共同体的道德期待，地主给佃户提供生产借贷、乡村精英承担共享共担的保护责任、乡绅的慷慨行为和集体的祭祀活动，都给穷人提供生存保障，并形成两者的互惠行为模式，进而激发家户本位的公共性以实现乡村权威的合法性。

就传统乡村社会家户本位的二重性分析可看出，家户具有参与乡村公共集体行动的意识和能力，但必须建立在家户的生存理性上。“因为十足的穷汉，由于太穷而无法去过问政治，不会空着肚皮去大喊大叫。”因此，实现有效乡村治理必须保障家户的生存权利以满足家户本位的私利性，这是发展家户公共性的前提，也是家户参与乡村治理的根本动力。只有同时发展家户本位的二重性，才能避免乡村治理中出现“公地悲剧”。

（摘编自孙强强、姚锐敏《家户本位、公共可行能力与有效乡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