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装剧《鹤唳华亭》一上线就收获不少关注。这部“服饰艺术从北宋，典章制度从明代”的架空剧，其建筑、服饰、器物的华美，以及礼仪、辞赋、规制的严谨，成为许多观众议论的话题。

既有人文内涵又兼具时尚飘逸，新式古装作品近年已形成一股类型：《绣春刀》《琅琊榜》《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长安十二时辰》都是其中典型。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新国风”——用基于当下日常和流行文化的目光去审视、重构源自中华传统的文化元素，在这些影视作品的传播过程中，则体现出年轻一代用古今对话的姿态传播历史文化的新趋势。

这种用当代视角打捞进而传承历史文化的作品，将传统文化推至时尚前沿地带，是激发青年一代亲近传统的有益尝试；同时，如何掌握尺度、如何尊重传统，让审美体验对话严肃历史而非取而代之，这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同时兼具当下青年文化、网络文化以及时尚流行文化的特点，是“新国风”作品最大的创新点，而中国青年一代文化自觉的崛起是其主要推动力。

“当下青年一代具有更强的文化自信与民族文化认同，他们不再把传统文化视作纯粹的审美客体，或遥远的文化想象符号。”在中国传媒大学学者王茵看来，传统文化正在成为许多年轻人生活中息息相关的“活”的事物，这种充满主动性的审美文化心态，也在塑形影视作品的审美倾向。

（摘编自张祯希《影视剧“新国风”，传统文化正在引领审美时尚》）

近年来，不少年轻人喜爱穿戴汉服等传统服饰，在一定范围形成新的“古风”时尚。稍深入了解，我们会发现，传统文化元素已经活跃于当代中国年轻人感兴趣的诸多领域，包括音乐、网络文学、服饰、动漫、影视剧、纪录片、吟诵、射艺、艺术摄影等等。简单概括，“古风”是一种以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为风格特征的当代文化现象。其形成和传播可追溯到十余年前，主要在二十岁上下的年轻群体中流行。古风满足这些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也体现他们对生活仪式感的需求。仪式感让生活更加有节奏和秩序、有期待和回味。

认同感和仪式感都需要有足够丰富的形式因素。影视剧、网游、社交媒体中的服装、化妆、道具等形式设计有时比情节和思想更吸引青少年关注，这种对形式美的追求联结着古与今。诸如声音、颜色、线条、辞藻、姿态等形式因素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被称为“文”，孔子讲到育人的高级阶段即“文之以礼乐”。宫室、车马、衣冠、器物、乐舞等古代礼乐文化，多是当今古风的源头；宋词元曲的意象、戏曲表演的典范等也构成古风的创意资源。

当代青少年中流行的古风审美并不意味想要复古。激发古风的触媒主要还是当代文化样式：动漫、网游、Cosplay、网络文学以至网络商铺等，从一开始就具备鲜明的新媒体特点。正因如此，古风时尚与世界流行文化有着深刻的相通处——重在展示个性认同和审美偏好。

不过，与一般流行文化不同，基于古代文化符号的古风毕竟还有传统的制约。古代文化符号在实际运用中往往以规范性为首要考虑。就像如今各种制服，不能怎样好看就怎样穿，就像戏曲表演讲究“宁穿破，不穿错”。对照这一标准，当前基于网络文化和流行时尚的古风审美则有碎片化、不稳定的特点。这种特质的积极方面是有一定创造性，另一面则是随意和粗糙，有些作品或现象甚至被讥为“辣眼睛”。此外，因对创新尺度理解不同，古风爱好者群体内存在各种取向：有的强调要严格尊重传统形制，有的只把古风作为设计元素来运用，两方面推向极端都有偏颇之处。

从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应该看到古风在年轻人中的流行，让传统文化以当代时尚的方式再一次迸发活力，文史专业研究者或可深入进来，帮助年轻人将兴趣爱好发展成为可持续、有后劲的创新之举。全面审视和整合古今中外各种文化资源，跨度既大，歧路纷杂，经典也往往正是在大量试验和探索中淬炼出来的——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以当代时尚为土壤，我们有底气和耐心静候这一流行文化的发展成果。

（摘编自孙焘《挖掘传统文化的时尚之美》）

传统文化是时尚发展的重要给养。“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艺术设计也是如此，在从事现代设计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现代设计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当前，置身于全球化文化交融的当代国际环境，中国现代设计需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理念在现代设计中的体现，将传统文化审美观念作为现代设计创意理念的源泉。

这就要求当代艺术设计者，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内涵，不仅仅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在继承的过程中，锲而不舍地追求其内在的博大精深和艺术真谛，真正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使其与现代设计完美融合。同时，要以开放的胸怀面对世界各地的文化，最终在国际舞台上，形成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为根基的“中国风”设计风尚，做到既立足传统和时代，又放眼世界和未来，从而真正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摘编自赵婀娜《在传统文化中为时尚汲取营养》）

材料一

“含蓄”之美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是中国古诗多为四、五、七言，四、八句的短制，不能不要求短中见长，小中蓄大；另一方面则与儒、道两家的思想有关。儒家诗教主张的“美”“刺”，都要求委婉曲折，温柔敦厚，乐而不淫，怨而不怒。道家则认为“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并认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儒、道两家上述思想有相通之处，即都重视“无”与“有”、“虚”与“实”、“内”与“外”、“言”与“意”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相通之处反映到诗学上面，就都以“含蓄”“蕴藉”“空灵”为美，以直语、铺排语、说尽语为不美。

“含蓄”这一说法，较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所谓“文约”“辞微”，指诗里说出来的比较简约；所谓“指大”“义远”，指所暗示出来的意味丰富深远。到了唐代，探讨“含蓄”美成为诗学发展的时尚，如皎然《诗式》中“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白居易《文苑诗格》中“为诗宜精搜，不得语剩而智穷，须令语尽而意远”等。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他把“含蓄”作为其中的一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唐后，像梅圣俞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苏轼的以“一点红”表现“无边春”、王士祯的“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尾”等说法，都未超出司空图的概括。对“含蓄”美的重视，成为中国诗学的一大传统。

含蓄的艺术之美，是诗人创作的共同追求。诗人面对的社会生活和心中涌动的感情是丰富多彩的，诗人不可能把包罗万象的生活和流动多变的感情全部直说出来。诗人所采取的“策略”，必然是以个别概括一般，即“以少总多”“万取一收”，企望在“言外”建立起一个以有限表现无限的艺术世界。

含蓄的艺术之美，又是读者鉴赏再创造的需要，其心理机制就是读者对诗作中空白的填充与投射。相信读者能充分地把握诗歌字面以外的景象和意味，对作品的“思而得之”，会获得再创造的愉悦。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追求含蓄之美是诗人成熟的标志。郑板桥说过：“始余画竹，能少而不能多；既而能多矣，又不能少；此层功力，最为难也。近六十外，始知减枝减叶之法。”（《郑板桥集》）所谓“减枝减叶之法”就是含蓄之法。这是以切身体会来说明含蓄美是艺术的高格和极致，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可能要花毕生的精力才能够追求到它。

（取材于童庆炳《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

材料二

文学作品大概可分为三种，情尽乎辞，情溢乎辞，或是辞溢乎情。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指出与此类似的分别，不过他把“情”叫做“精神”，“辞”叫做“物质”：物质恰足表现精神的是“古典艺术”，例如希腊雕刻，体肤恰足以表现心灵；精神溢于物质的是“浪漫艺术”，例如中世纪“哥特式”雕刻和建筑，热烈的情感与崇高的希望似乎不能受具体形象的限制，磅礴四射；物质溢于精神的是“象征艺术”，例如埃及金字塔，以极笨重庞大的物质堆积在那里，我们只能依稀见出它所要表现的精神。

黑格尔最推尊古典艺术，就常识说，情尽乎辞也应该是文学的理想。“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和顺积中，英华外发”，我们的古圣古贤也是如此主张。不过，情溢乎辞也未尝没有它的好处。语文有它的限度，尽情吐露有时不可能，纵使可能，意味也不能很深永。艺术的作用在于暗示，古人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含蓄不尽，意味才显得闳深婉约，读者才可自由驰骋想象，举一反三。拿绘画来打比，描写人物，用工笔画法仔细描绘点染，把一切形色，都尽量地和盘托出，结果反不如用大笔头画法，寥寥数笔，略现轮廓，更来得生动有趣。画家和画匠的分别就在此。画匠多着笔墨不如画家少着笔墨，这中间妙诀在于能以有限寓无限，抓住精要而排去秕糠。

在普通情境之下，“辞溢乎情”总不免是一个大毛病。我们看到一大堆漂亮的辞藻，期望在里面玩味出来和它相称的情感思想，略经咀嚼，就知道它索然乏味，心里仿佛觉得受了一回骗，作者原来是一个穷人要摆富贵架子！不过“辞溢乎情”有时也别有胜境。汉魏六朝的骈俪文就大体说，都是“辞溢乎情”。固然也有一派人骂那些作品一文不值，可是真正爱好文艺而不夹成见的虚心读者，必能感觉到它们自有一种特殊的风味。我曾平心静气地玩味庾子山的赋、温飞卿的词、李义山的诗和商籁、弥尔顿的长短诗，觉得他们的好处有一大半在辞藻的高华与精妙，而里面所表现的情趣往往很普通。我最初无法在理论上找到一个圆满的解释。我放眼看一看大自然，天上灿烂的繁星，大地在盛夏时所呈现葱茏的花卉，我们就不能借它们娱目赏心么？再看一看艺术，中国古瓷上的花鸟，波斯地毡上的图案，不也都“美丽”得令人欣喜？我们欣赏它们所表现的情趣居多呢，还是欣赏它们的形象居多呢？我因而想起，辞藻也可以供人欣赏。“辞溢乎情”的文章如能做到这地步，我们似也毋庸反对。

（取材于朱光潜《谈文学》）

归园田居·其一

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材料一：

①数字人文是采用数字技术来解决人文领域研究问题的新型学科。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目前至少存在着资料离散和时空分离两大难题，不借助数字人文技术就较难突破和解决。

②文献资料的离散，有“同类异处”和“异类分隔”两种状态。“同类异处”是指同一专题、同一领域、同一学科的材料，往往分散在不同的文献里。“异类分隔”是知识分类造成的资料分离。由于人类知识的广泛性、辛富性和复杂性，不同性质、不同领域的文献资料总是分门别类收藏和存储。比如，书写梅花的文学作品，收藏在文学领域的总集、别集里，而介绍梅花生物特性、栽培技术的知识，则在植物学著作里。无论是“同类异处”还是“异类分隔”的文献资料，人力都难以改变其离散状态。

③古代文学研究的时空分离，体现在两个层面。在观念意识层面，是时间意识强烈，而空间意识淡薄。文学史研究，注重时间的变化进程，而忽视空间的离合分布；时间进程的描述多，作家活动、作品创作的地理空间分布的考察相对少。作家年谱、别集编年笺注和文学编年史之类的著作，注重时间编年而不注重空间系地，时间信息具体而空间信息模糊，时间感强而空间感弱。

④在实践操作层面，受思维方式和纸本载体功能的限制，文学史和文学编年史的呈现，只能是单向呈现，而不能多向呈现。按照时间序列呈现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就难以兼顾空间序列的分布和变化。如果按照空间序列来呈现各地文学图景，又难以从时间序列上观察和呈现一代文学的发展进程。简言之，以时间为轴心，空间秩序就被割裂；以空间为轴心，时间的序列就被打断。比如我们从《杜甫年谱》知道，天宝十三年杜甫在长安，过着“朝扣富几门，暮随肥马尘”的窘迫生活，但我们无法知道，这一年李白在哪里，岑参在哪里，高适在哪里。《苏轼年谱》可以告诉我们苏轼一生到过杭州、密州、黄州、儋州等地，但不能告诉我们，在苏轼生前和身后，还有哪些作家到过这些地方，写有什么作品。

⑤怎样运用数字人文技术解决资料离散和时空分离这两大难题呢？以运用数字人文技术开发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为例，它旨在囊括历年来有关唐宋作家作品编年的成果信息，包括年谱、别集笺注、考订论文等。要让计算机能够识别处理这些编年文献资料，并在地图中可视化呈现，需要经过数据建模、数据转化、数据关联和呈现三个阶段。

⑥数据建模，是为数据挖掘、信息提取建立模板。而建立什么样的模板，取决于平台的要素和功能。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作品这五大要素，需要实现浏览检索、关联生成、数据统计、时空定位和可视化呈现这五大功能。不同要素只有形成一定的结构之后才能产生功能，因而需要围绕时、地、人、事、文这五大要素来设计数据模板。

⑦数据转化，是根据数据模板，挖掘提取文献资料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和作品等有效信息，转化为计算机系统可以识别、关联和统计的数据。

⑧数据关联及呈现，是将各类数据进行融合，开发成关系型结构化数据库。作家作品的数据通过编年和系地两个属性，可形成关联数据。借功GIS（地理信息系统）地图技术及软件编程技术；将数据融合成一体。数据关联融合后，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就能可视化呈现作家行迹。既可以呈现一时一地一个作家一生的行迹，也可以展现不同时间多个地方多位作家的活动行迹。时空一体，在这里得到初步实现。

（摘编自王兆鹏、邵大为《数字人文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初步实践及学术意义》）

材料二：

段海蓉：数字人文给科研工作者带来研究便利的同时，可能带来哪些问题？

郑永晓：比如相关论文中各种数据、图表的泛化现象，用“检索代替研究”“技术伪装学问”等就是突出的问题。此外，还涉及研究成果中文献利用或者说引用的规范性、版权问题等。古代文学研究，需要我们研究者与古代作家建立心灵的对话，需要对作品有良好的感悟能力，才能对古代文学现象作出有深度的阐发。前《文学遗产》主编陶文鹏先生就对满篇都是通过检索罗列的各种文献，而没有思想、没有艺术分析的论文很不满，斥之为“电脑体”，我对此很赞同。

我们提倡关注数字人文研究，不能只有数字而没有人文，归根到底它应该还是人文研究，需要保持人文研究的根本属性和基本特点。技术和数据驱动是为了让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更坚实的科学依据之上，是为了让我们的学术观点更具有说服力，也是为了让人文研究在新时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段海蓉：我们是否应该担心数字人文会对人文精神造成戕害？

郑永晓：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关键是如何趋利避害。数字人文的目的是通过新的方法去解决一些传统方法不能解决或解决不好的问题，并非要完全取代传统人文研究，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传统研究。如果运用得当，数字人文应能够促进人文精神的弘扬而不是阻碍、妨害人文精神。以最具个性化的也是最具人文特点的文学作品鉴赏为例，我们借由作品与古代作家进行的心灵对话，似乎与冷冰冰的计算机毫无关系，但是有计算机的帮助效果可能不一样。比如我们读纳兰性德的“片帆何处，南浦沉香雨”，稍有文学常识的人会联想到屈原的“送美人兮南浦”，白居易的“南浦凄凄别”等。但计算机可能做得更多，它会把与“南浦”相近似的“灞桥”“长亭”等聚在一起，分析这些表达离别的意象的相似、相异之处，统计它们被历代作家使用次数的多寡，并将这些信息共同呈现给读者。有了数字人文的帮助，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会更为深入，而不是相反。

我以为，避免数字人文产生弊端的最有效办法是学者必须具备深厚的人文学术修养。只有在具备深厚人文修养、精通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同时深入了解计算机科学的特点和数字人文的长处，从问题出发，将传统人文科学方法与数字人文有效整合，才能将二者的优势结合起来，趋利避害，在学术上开辟出新的天地。

（摘编自《古籍数字化、数字人文与古代文学研究——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永晓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