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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宋徽宗初年，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把以黄庭坚、陈师道为首的诗歌流派取名为“江西诗派”。“江西”即宋代的江南西路，揭示了江南西路文化对当时的影响。所谓“宗派”原是禅宗的名词，黄、陈等人都习禅甚深，所以吕本中用这个词来称呼诗派。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是他少年所作，名单的取舍都很随意，所列25人中除陈师道以外，只有少数作品有较多的流传，其余的只有零星作品留存，但吕本中所提出的江西诗派确实是符合事实的，诗派成员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黄庭坚的影响与指点，在诗歌的选材取向与艺术风格和黄诗存在相似之处，确实是声同气应的诗歌流派。

宋初以来，宋人对唐诗中的典范不断进行新的选择，这种选择沿着道德判断和美学判断两条途径同步进行，最终汇聚在杜甫身上。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以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的诗。苏、黄的诗学理想貌似有异，其实是殊途同归的。他们追求的都是“平淡”，那是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古老风格，到了北宋中叶，尊杜成为整个诗坛的深刻变革。苏轼则提出了著名的尊杜观点，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庭坚举起了以杜甫为诗家宗族的大旗。到了宋末，因为诗派成员多学习杜甫，便把杜甫称作江西诗派之“祖”，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推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江西诗派成为宋代最大的一个诗歌流派，也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

黄庭坚、陈师道去世以后，诗坛的空气趋于凝固。当时宋代诗歌特征已基本定型，黄、陈法度森严的创作更为青年人提供了法则和规范，而严酷的政治局势又从外部促使诗人的心态更加收敛。于是，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便成为江西诗派的创作倾向，这也是当时整个诗坛的倾向。

突然发生的靖康事变打破了诗坛沉闷的空气。公元1127年，金人的铁蹄踏入北宋都城汴京，宋徽宗、钦宗二帝被俘北去，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这可以算是北宋最大的历史事件。因为“靖康之变”，诗人们的生活颠沛流离，原先平和的心境不复存在。金兵的铁马胡笳彻底打破了宋人宁静的书斋生活，诗歌创作的内容、意象、题材、风格均发生了变化。乱离之苦、家国之思涌现到诗歌题材当中。

进入南宋以后，黄庭坚诗风的影响逐渐减弱，代之而起的是一种轻快圆美的新风格。与此同时，吕本中提出“活法”之说，所谓“活法”是主张既有的法则而自有所得，其中并没有特定的风格论内容。但由于当时盛行的诗歌法则都源于黄庭坚的江西诗派，所以这意味着江西诗派的内部演变。

（摘编自王晶《江西诗派的形成及对后世的影响》）

材料二：

文学总是于不断创新中发展前进的。在文学的创新中，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时代氛围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都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但时代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文学家个体的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一般认为，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标志，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时代，因此，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自觉的起点。曹丕在论及文学创作时强调“文以气为主”，这里的“气”是作为人的一种心理、生命状态和内在修养而存在的，它决定着作家的个性与气质，从而决定作家文学创作的整体风貌。我们可以认为，文学的自觉是作家主体对自我意识的体认后的一种文学创作的状态，是作家主观能动性及对这种能动性及时把握的表现，在这种状态下，作家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创作，表现自己的生命情感和审美理想。

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表明，文学主体意识总是处于不断弱化和强化的过程之中的，就南宋中兴时期而言，诗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江西诗派的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而趋于失落后的强化和回归，正是由于此才有可能形成南宋诗歌创作的最高峰。江西诗派自黄庭坚始，形成了一套可供学习的创作理论和方法。黄庭坚首先强调要多读书，“资书以为诗”，“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其次是提倡作诗要讲究方法，惠洪《冷斋夜话》卷一曾引黄庭坚语云：“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从此可以看出，黄庭坚强调作诗要注意在前人文辞文意上引申加工。黄庭坚的本意是借鉴和利用前人优秀的文学遗产，推陈出新，他自己也精于此道，并且取得了不少的成绩，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创新意识。但他把读书作为创作成败的关键，同时又追求奇崛瘦硬的诗风，这样就必然填塞典故，连缀奇字，把创作活动引入狭隘的境地。因此，才力低下的江西后学以此法为诗，就难免蹈袭之弊。

江西诗派的后学者在前人之后亦步亦趋，不敢稍逾规矩，逐渐丧失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这样，江西诗派作家放弃了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一环，即从生活中寻找诗思，以生活和情感作为表现对象。从而使得文学创作和文学审美放弃了对主体意识的把握，徒然注重表现形式和技巧，这就必然导致诗思的枯竭而使得创作进入困境，即使有所创作，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前人诗歌的“复制品”，没有个性，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黄庭坚到江西诗派末流，诗人的主体意识处于不断的弱化之中。

（摘编自颜文武《论南宋中兴诗人对江西诗派的超越》）

A．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刘勰《文心雕龙》）

B．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辩》）

C．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素问》）

D．流辟讹越帽滥之音出，则滔荡之气、邪慢之心感矣（《吕氏春秋》）

传统伦理学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现代伦理学则开始比较系统地反省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未来的伦理学应该还需要将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纳入考虑范围。

工业文明早期，机器还是人类制造并完全可控的产品，并不存在伦理问题。直到出现智能机器人，它们开始拥有了人的一部分理性，而未来它们还可能发展到拥有自我意识，因此，我们应该考虑与它们的伦理关系。对这种伦理关系，人们最关心的可能还是它们会不会在智能方面超越人乃至替代人。为此，目前对人机关系的伦理调节大概有三个方向:一是规则设定;二是价值引导;三是能力限制。

规则设定是指规范、限制机器人的行为和手段。在这方面，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最早提出给机器人设定三个伦理规则:1.不得伤害人和见人受到伤害不作为; 2.服从人的指令;3.自我保存。不过，实行这些规则会加重机器人判断的负担:这“人”是指发明制造它的人还是使用它的人，是指人类个体还是整体，还有判断哪些情况会伤害人，以及在无法避免伤害人的情况下选择伤害哪个或哪些人，等等。后来人们对这三条规则有不少补充，但这将继续加重机器人判断的负担，还可能因此打开误判或假托“人类利益”的缺口。电影《我，机器人》中，新版机器人就觉得自己能够比人类自身更好地判断人类的利益，于是杀死旧版机器人，并将人类禁锢起来。

价值引导是指设置机器人的动机和价值观。一些学者认为可以给机器人预先设置“对人类友好”的价值观，但这样做就必须让它们获得一种自我意识，否则它们还是会存在判断的重负。比如怎样才是对人类友好，什么是人类的最大利益或整体利益……这些判断不仅要考虑人的物质利益，也要考虑人的精神和文化需求。但它们既没有生物的肉体感受性，也没有领悟精神文化的能力——仅靠输入和记住人类的全部文献是不够的，那还需要历史的、无数活生生的富有情感和灵感的个人体验的积淀。而且，如果它们真的发展起一种自我意识，那也一定不是建立在肉体感受性基础上的人的自我意识，我们与它们无法像人与人之间那样建立“感同身受”的关系。

因此，人所能做的甚至只能做的可能就是限制它们的能力，从而保持人类对机器人的独立性乃至支配性。我们不能什么都依赖智能机器，我们最好让它们始终保持“物”的基本属性，而不是给它们建立一套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它们如果真的掌握了价值判断和建构的能力，恐怕很快就要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那是人类不易知晓其内容的“价值体系”——就像现在，对战胜棋类大师的机器人的具体计算过程，即使是专家们也不太知晓，其间还是有不少“黑箱操作”。而如果机器人有了“心灵”， 那将是整体的“黑箱”。

总而言之，规则设定虽不可少，但必须简单明确，以减少甚至免除机器人判断的负担，这也是限制它们的能力。而价值引导则不必要，也不太可能，甚至后面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在能够给智能机器建立一套安全可靠的价值体系之前，我们还是要将智能机器的能力限制在单纯的算法和工具的领域。

(摘编自何怀宏《人物､人际与人机关系——从伦理角度看人工智能》)

灾异与人事

葛剑雄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对水旱灾害相当敏感。加上中国东部主要农业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大小灾害频繁，成为统治者和民众经常性的威胁。现实的需要使中国古代对天文、气象、物候的记载和研究相当重视，并注意考察人类活动与自然变化的关系，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观念，其中之一即天人感应或天人合一。

时下流行的看法都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多的是反映了时人的愿望，是对传统观念一种积极的、但也是实用主义的解释。尽管原始的天人合一观念的确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却并不是它的主体。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意决定人事，而天意是通过天象或灾异来显示的。君主是“天子”，由天意确定，也代表天命。所以君主如有失德，或治理不当，或人事有悖于天意，必定会受到天象的警告或灾异的惩罚。正因为如此，从最古老的史书开始，天象和灾异都是不可或缺的记载。《二十四史》中大多有《五行志》、《天文志》、《灾异志》，但所记内容无不与朝代兴衰、天下治乱、君主贤愚、大臣忠奸相一致。凡国之将兴，天子圣明，大臣贤能，则风调雨顺，紫气东来，吉星高照；反之则灾异频仍，天象错乱。

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一旦出现罕见的天象或异常的气候，如日蚀、太阳黑子、流星、陨石、星宿异位、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皇帝就要换上素色服装，不吃荤腥辛辣，不近女色，迁居偏僻清静的场所，反省自己的过失，征求臣民的意见。有的皇帝还会下“罪己诏”，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改弦更张的政策。有的虽没有具体措施，却会请求上天千万不要与天下百姓为难，一切罪责由自己担当。为了通达上天，感动诸神，往往还要在正常的祭祀典礼以外，按需要举办各类额外的祭祀或祈求仪式。

这样做一般不会错，因为皇帝总有失德之处，政府的举措不会十全十美，臣民们平时不敢说的话，不便提的意见也可趁机上达天听。即使是昏君暴君，在上天的警告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在专制集权体制下，只有这样的机会才能给最高统治者一点警诫。何况举办这些活动一般花不了多少人力物力，一旦渡过难关，就能博得万民称颂，名垂史册。万一无效，也是天威莫测，天意难违，君臣都已尽了人事。对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无积极作用，因为人能敬畏天命天意，总会格外小心谨慎。

不过“天人合一”也是一把双刃剑，奸臣小人也能利用天象灾异做手脚。因为对天象的解释在人，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所以大权在握的人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将矛头指向政敌异己，或者趁机按自己的意愿改变政策。正人君子和书呆往往泥古不化，只知援引古代圣君贤臣的先例，只会侈谈修身进德，不屑采取具体措施，或者不知如何应对灾情。极端的做法就是听天由命，毫无作为，以为只要绝对敬畏，专修人事，灾害不除自灭。如唐玄宗时发生严重蝗灾，一部分大臣的意见竟然是不应消灭，只能听任蝗虫自生自灭，才符合天意，皇帝只要深刻自省，定能得到上天的宽恕幸而唐玄宗听从宰相姚崇的建议，下令灭蝗，才没有造成更大的灾情。

现在面对异常气候和严重灾情，自然又会想到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希望在运用和阐述时能实事求是，尊重历史，采取辩证而积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