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奉行“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的政策，在政治、军事、财政、法律等各个方面，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制度。在这些制度当中，对刑事审判的监督制约机制的安排，充分体现了宋朝“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制度建设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刑事案件的公正审理，同时，也呈现出其有别于其他朝代的独特性。

县是宋代的基层行政和司法单位，只能审判杖以下的刑事案件，而对徒罪以上的案件仅作预审，查清案情后，将犯人、证据等报州复审判决。知县拥有县内审判权，主簿协助知县审理案件，县尉负责抓捕盗贼，维护地方治安，但不参与审案。宋代州一级的行政区划中，

宋代在州之上的路级行政区划中，设提点刑狱司，专段负责审查监督地方案件。提点刑狱司始设于宋太宗淳化二年，后废，至宋真宗景德四年复置为路级常设机构，当时规定任提点刑狱官者不仅要巡查所部州县，监督复核刑事案件的审理情况，还负有弹动速法的司法官员之。宋代路级机构除主管司法的提点刑狱司外，尚有转运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使司，统称监司。这四个司在职能上有制重，但同时都拥有司法监察权，因此，州司法官员不仅受到主管司法的提点刑狱司的监督，而且还受到其他监司机构的监督。同时四司之间还要相互监蔡，防弊之网不可谓不严。

宋代中央的司法机关有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宋初时，大理寺负责断决全国各地上报的案件，再移送审刑院复审，之后将结果上报朝廷。宋神宗元丰元年复置大理狱，恢复了大理寺的审判职能。大理寺分设左断刑、右治狱两个系统，左断刑掌管大辟以下疑紫及命官、将校罪案的审理，右治狱负责京师百司之狱。刑部主要负责复核全国的已经判决的死刑案件。宋太宗为防止大理寺与刑部之间不能相互监督纠错的弊端，曾专门设置审刑院规定凡大理寺断决并送刑部复审的案件，都要再送审刑院复查，审刑院作为一个独立机构从外部监督大理寺、刑部。御史台本为宋代最高监察机构，职能是监察文武百官，包括司法官员。同时，御史台也具有审判职能，主要负责审理官员犯罪案件、诏狱、各级上报之重大疑难案件等。

除宋太宗设置审刑院对大理寺和刑部进行监督外，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二年，还专门设置了纠察在京刑狱司，从司法系统外部对包括御史台在内的中央及京畿司法机关进行纠察监督，如被纠举的机关有异议，则中央另外委派其他司法机关审核决定。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减)

材料一：

豆瓣9.2分，Bilibili网站单集点击量超过224万，央视制作的电视节目《国家宝藏》彻底火了。从节目效果看，它一改往日博物馆严肃权威的形象，引入诸多娱乐化的呈现方式，成功引起普通观众对博物馆、对文物、对节目背后延伸出来的传统文化的关注。但博物馆作为承载着文化脉络和历史记忆的重要场所，如何在年轻的互联网时代，既要与颇受欢迎的娱乐产业竞争，又要保证它为观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知识和精神内涵，却依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国家宝藏》大受欢迎的原因，是节目一定程度打破了多年来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感，而长久以来博物馆甚至对媒体也刻意保持着距离。

《国家宝藏》同样赶上了国家政策的助力。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一则《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通知，强调要塑造民族的文化自信。这则指令也反映到从去年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综艺热，从《中国诗词大会》到《朗读者》，再到《见字如面》，无一不是此背景下的产物。而《国家宝藏》也成了央视和最具传统文化精神的博物馆的一场联姻。国家级博物馆背后代表着一种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就像最终节目呈现的效果一样，节目主持人张国立的开场白强调华夏文明源远流长，这种强调中华文化强盛和引导民族自豪感的设置可以在节目中多处看到。

材料二：

“基于史实合理虚构”。“文物海选”的过程并不轻松，而编剧将文物转化成有趣的故事，由明星表演，还原文物“前世传奇”的段落，则代表着节目组希望成为博物馆“讲解器”的初衷。

剧本创作是由编剧组和专家顾问团共同完成的，曾经操作过历史类真人秀电视节目《咱们穿越吧》的编剧团队负责撰写剧本，顾问专家团则负责提出建议并“挑错”。顾问专家团的选择同样精妙，有别于传统的文博、历史、考古学研究者，节目组选择的是在网上很有影响力的知乎历史类“大V”张茺和周睿杰，另一成员奚牧凉则经营着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挖啥呢”，   这些人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又知道怎么吸引年轻网民的注意力。

节目对博物馆观念、伦理的冲击不可忽视。博物馆与综艺的交集，是相互支持和交流，综艺节目的一些做法很值得博物馆学习。比如《国家宝藏》节目录制现场的观众都是“90后”，以前“鉴宝”类电视节目的观众是现实或潜在的收藏家。博物馆的影响力在于对科学知识的公共分享及对公众学习活动的支持，而不是靠某件藏品的“珍稀”，也不是靠对藏品前世的“揭秘”。但在博物馆领域，必须谨慎回避影响观众准确认知、理解知识的娱乐手法。

材料三：

更核心的，是节目中的创新意识，将纪录片和综艺巧妙应用，以小戏院情势讲述文物的前世此生，有着向国宝鞠躬、向匠人礼敬的谦卑姿势。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片的气质，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以精雕细刻的国宝精神，打开汗青、打开传统，让缄默沉静的国宝“说话”，给孤傲的匠人点赞。堪称一曲古今交响，一次远古穿越。

其实，《国家宝藏》的火，勿宁说是国人的一种告白：富足了，向文化之心日炽，就看咱文化人有没有好东西拿出来。曾经，我们为凭票购买的粮、油、蔬菜排队，我们为紧俏的冰箱、彩电排队，眼下，我们还愿意排起长龙，只为片刻的精神享受。从上海中国馆蜿蜒的“世博长龙”到争睹国宝的“故宫跑”，再到眼下的老少争看《国家宝藏》，都在向我们的文化人提出挑战，国人正嗷嗷待哺呢，还有什么“宝藏”，请一一捧出……

材料四：

其实这里面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整个社会对博物馆价值的认识，博物馆不应仅仅是展示文物的地方。作为启蒙时代观念集大成的博物馆，要用作为自然人的身份和眼睛看世界，人遂成为合理性的标杆。

现代公共博物馆的基本精神是民主科学，是用人的眼光认识世界，不仅应该传播现代社会知识和基本理念，也应该探讨人和世界、自然的关系。所以你看西方博物馆不怎么走通俗化、大众化路线，它的地位和影响力不言而喻，它不光让观众去看文物，去学习知识，也是在对观众进行现代社会认知模式的培养，就是教观众怎么通过自己的感官和思维能力去认识世界，去追求真理，这很重要。

但在中国，很多博物馆依然被视为收藏和展示文物的地方，并给观众们营造出这些文物非常珍贵，一般人很难看得到的感觉。博物馆不能够为了取悦全体的人，来弱化自己的特点，或者是消解自己的特点。

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想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现实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