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演变发展历程曲折，其经历几个世纪，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

词最初在唐代就开始出现了，词的产生最初源于燕乐，其作为一种与燕乐相配合的唱词，在晚唐五代以后才被人们简称为曲子词。唐代诗人李白的《菩萨蛮》，以及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忆江南》都属于最早的文人词作，它们标志着词体形成的萌芽状态。这些唐代诗人在词中继承并发扬了民间曲子词清新流畅、情真意挚的优良传统，不仅增加了词作的底蕴和表现力，而且其沉郁雄放的词风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唐代的这些文人词作被称为百代词曲之祖。

词至宋初，在题材与语言风格上，大体已经形成定局。尤其是以柳永为代表的时期，词的内容、体制、风格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达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地步。柳永不仅发展了长调的体制，而且还丰富了词的创作方法，同时，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境界，对宋词后来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北宋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日益集中，加上北宋词人懂得音律的更多，不仅自己能调曲，而且尤善作词，因此词调大盛。这一时期，宋词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

北宋中期以后，苏轼首先举起改革旗帜，开创了豪放一派，不仅打破了词的狭隘的传统观念，扩展了词的内容，而且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并提高了词的意境。在这之前，宋词依然流连于写作男情女爱与离愁别恨，而苏轼词的出现开始在词中强烈表现个人的建功立业愿望和明确的爱国主题，其词风开始呈现出浪漫主义的精神与气概，并且苏轼敢于以诗入词，不仅突破了词在音律方面过于严格的束缚，而且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这极大地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并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词发展到南渡时期，其主要代表词人有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千、陈与义等。由于时代的巨变，这些词人都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他们的生活遭遇、思想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这些都影响到了他们的词作、词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其词作内容更贴近现实生活，情感更显得沉郁忧愤。他们的词作大多表现出记忆中民族昌盛景象与眼前耻辱地位的对比，昔日享乐生活与眼前窘迫情状的对比，全社会收复失地的激情呼声与朝廷孱弱懦怯的对比等，因此这些词主要表现出了南渡战乱时期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和个体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尤其是李清照的词，更是确立了宋词词体独立的文学地位。她自成一家，独创易安体，词风朴素清新，手法细腻完美，并且雅俗兼用，达到了形式和内容上的和谐统一。因此，她被誉为婉约之宗，她的创作不仅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更为宋词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词至南宋前期，开始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词坛更是大家辈出，名作纷呈。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词人是辛弃疾、陆游、姜夔等人。他们继承并发展了苏轼开创的豪放派，使得词的内容越发博大精深，风格更为浑厚雄健，因此把宋词的创作推向了高峰。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词人当属辛弃疾，他不仅继承了苏轼的革新精神，进一步扩大了词的内涵，把词推向了更高的阶段，并且他创新式地以散文化的笔调写词，并且几乎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尤其是他创作的词风雄壮慷慨，意境阔大，表现出了词人坚定不移的爱国思想。

词发展到南宋后期，由于时代的原因、文人地位的变化等，因此开始走向衰落。继而被元曲、元杂剧等取而代之。比如南宋灭亡以后，元政府的文化政策决定了汉族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倍受歧视，他们变得门第卑微、职位不振，这些促使当时写词的文人开始从事戏曲活动。加上进入元代以后，只有宋的一批遗民还在写词，比如张炎、王沂孙、周密等，但他们的影响毕竟有限，因此，宋词开始日渐衰微，并由元代活泼口语化的、受民众欢迎的新的文学样式曲所代替了。

宋词从唐、五代、北宋初年的诞生期，到北宋中叶到南渡的发展期，再到南宋前期的繁荣期，直至南宋后期的衰微期，其演变发展过程可谓曲折而丰富。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在深受人们喜爱的同时也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但不可否认的是，宋词在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一代文学之胜。

喜壶

钟祥荣

“酒壶一端，好事串串，酒壶一开，全家团团，美酒一倒，好运到到，美酒一饮，新人亲亲……”吉祥话一说开，参加婚宴的宾客喜笑颜开，遂开怀畅饮。

这是始兴小城千年以来流传下来的一个婚宴传统，就是由本家族选出一位儿孙满堂、高寿健康的老人家，为结婚的新人倒出第一杯酒，说上几句吉祥话，祝福断人早生贵子、幸福美满。

用来装第一壶酒的锡壶，一定要由娘家人购置，选个黄道吉日送至婆家，人们尊称为“喜壶”。喜壶出自始兴上围街沈家，沈家祖上从江西南康迁来，历经五代专以做锡壶为生，始兴人私下询问男女青年谈婚论嫁进展情况，忍总要调侃式来一句：你们俩也该尿到一壶去了吧，还不快去老沈家领喜壶？老沈家的锡壶成了男女成婚标志性物件。

小城上围街转角处，一块老式的木制招牌上书四个字“沈家喜壶”，店面三十多平方米，摆满了制壶的家伙什，一个老式的大火炉占据了店面的一大半，老两口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一个一个配件走足程序，从溶锡、调锡、兑锡到弯锡、合锡、磨锡，全是老俩口手工制作。

老沈家的喜壶造型别致，肚大益小，龙风双耳，尤其是底座明暗两条金丝线若隐若现，此镶嵌技术是沈家拿手绝活，深浅度拿捏到位，线条流畅，延伸到边到角，这是最后一套箍壶程序，由老沈头亲手在自家后院秘密完成，传男不传女，老婆子一辈子也没看破，也没资格看。

如今老沈头额头上的皱纹越来越多，虽然身子骨还算结实，可有件心事一直解不开，就是传承人的问题。老沈头的儿子小沈十多年前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后，现在石湾从事陶瓷行业，已经成为略有名气的陶艺大师。小沈留一头长发，近四十的人了还未婚，对老沈的家庭式作坊看不上眼，根本不想回到小城继承祖业，几次回来过春节，都提出要改造家庭作坊经营方式，要引进现代技术，注册商标，授权厂家进行限量生产，老沈头听后，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上个月小城锡壶成功申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类项目，上级拨付一笔资金下来，县里刚好在闹市地段开设工艺品一条街，专门预备了一间宽敞的门店，开办现场锡壶制作实体店，老沈头在那边呆了半个月就离开了，人来人往的，总觉得自己像一只动物因里的老猴子，真不知实体店哪个部位是不是安置了摄像头，这祖传手艺可不要被人窃走哇。

小城虽小，但一年四季喜事不断，老沈头手头总是活计不断的。不久，老沈头发现人们很少上他的店里购置锡壶了，渐渐的没人来了。原来工艺品一条街上新开一家喜壶专卖店，名叫“明哥喜壶”，货架上的喜壶通体铮亮，底部一圈呈金色光泽，看相蛮好，制作精致，一跃成为当地婚宴上的头牌用壶。

老沈头心有不甘，私下托人买了一把回家研究，不看不要紧，一看惊出一身汗来。发现明哥喜壶不但解决了壶耳把下方起麻点的难题，甚至连自己镶嵌明暗金属线的工艺也模仿得百分之百神似，自然流畅，壶身与线条融为一体，技艺更是胜出一筹。老沈头赶忙去质检局和工商局报了案，不料人家置之不理，根本没有回音，老沈头急得团团转。

过了一个月，小沈从石湾回来了，满脸的喜气，告诉他爹一个天大的秘密，他在陶瓷实验室用现代高科技手段破解了老沈头后院的所有秘密，并注册了专利，他就是“明哥喜壶”的幕后老板。

老沈头长叹一声：日防夜防，家人难防。转念一想却又十分得意。不过老沈头并没有把这说给儿子。

（摘自2018年第1期《小说林》）

俗，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现象，莫如说是一种文化养成或文化习惯。最初的“俗”，源于人的生存本能，体现出人对自然的生存选择与适应。当人的生存选择与适应“习惯成自然”时，我们就有了“俗”。“积习成俗”便是对“俗”之成因最原初的表述。

“积习”而“成俗”，说明“俗”是特定时空中特定人群的“集体无意识”，是无需言明的默契也是无需理析的律令。随着人类社会组织日趋复杂且日趋精密，乡民社会的默契需要规范并敞亮为“乡约”，于是“约定俗成”成为“俗”的自觉构建。这种体现出乡民社会“民风世情”的俗，也往往成为“法”的适用基础。中国古人所说“王道无非人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俗，在一定语境中其实是人们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也是人们维护社会秩序的准绳。因此，“约定俗成”之“俗”往往又具有道德“约法”的指向，在我们这个格外看重“名正言顺”的国度尤其如此。《荀子·正名》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这句话让我们联想到“命名”这个词。对一个事物的指称以及进而的评判“合适”与否，可以“约之以命”，也可以以“约”代“命”。这种以“乡约”替以“天命”的方式，体现出荀子“人定胜天”的理念。

无论是“积习成俗”还是“约定俗成”，都说明“俗”是一定乡民社会的内在秉性和价值取向。当外乡人试图与之交往或融入之时，“入乡随俗”就成为一个必要的沟通方式。“入乡随俗”是为着交往和融入的需要去附随某种文化养成；不过随着交往的深入，也有可能变“附随”为“追随”，通过“文化认同”而实现“身份归属”。但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入乡随俗”并不意味着放弃原有的文化身份，“随俗”作为“入乡”的权宜之举，是为着缩短距离感与释放亲和力。

但是，“积习”也好，“约定”也好，“俗”的“群体性”呈现总有其“局限性”。“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说的是空间局限，“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说的是时间局限。固然，局限性决定了“俗”的特殊性，众多的特殊性又构成了“俗”的多样性并呈现出文化的丰富性；但显而易见的是，适宜某一社会的“俗”，对其余乡民社会可能“不宜”；某一乡民社会彼时之“俗”，也可能在时过境迁后变得“不宜”……“俗”的空间“界域”与时间“代沟”在交流之时，既可能交融也可能交锋。

我国作为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古国，作为多民族一体化的文化大国，其最重要的构成特征就是在发展中丰富，同时又在丰富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的动因是每一个体的“自强不息”，丰富的成因则是个体之间的“厚德载物”，前者意味着“奋发”，而后者意味着“包容”。也因此，“和而不同”成为众多个体保持个体特质又顾及和谐相处的“公约”。“公约”可为更大空域和更长时段的“约定”，成为众多个体超越一己“俗”念、求取“公约”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因超越局限性、特殊性之“俗”而被称为“雅”，如《荀子·荣辱》所言：“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