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以文为诗，就是把古文的章法和句法应用于诗歌创作之中，但凡古文中能用到的内容和形式均可用于诗歌之中，使诗歌具有散文的容量和气势。阎琦先生在《韩诗论稿》中说道：“所谓以文为诗，主要指诗多赋体（叙事体）、好直说、以古文章法句法为诗，诗兼有散文体裁。”阎先生指出用以文为诗的艺术手段作诗，会使诗歌中包含散文体裁，也就是使诗歌在形式和内容上看起来具有“散文化”倾向。大致说来，韩愈诗歌以文为诗的艺术手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盛唐，无论是题材、形式都已经非常完善。在诗歌创作方面，只有变通，才能继续将诗歌艺术发扬光大。韩愈等晚辈诗人就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创作传统诗歌的同时，他们尝试摆脱盛唐诗歌的束缚，在诗歌创作中尝试改变盛唐诗歌整齐、工整的形式，并加入跳跃和闪烁的元素，使诗歌的语言改变整齐划一的局面，以古文的章法和句法为诗，改变诗歌的艺术效果，使诗句可长可短，形成错落之美。后人在提到韩愈诗歌特点的时候多提到其诗歌的奇崛和怪异，而简短而又近古的诗歌多被忽视，因为在唐代，大多数诗歌在格律和韵律方面有较高的要求，而用古文的章法和句法为诗，和传统诗歌创作不符，有悖于主流诗风。在韩愈诗歌创作尚未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这类诗歌难免会被人误解，甚至被人否认，认为不是诗歌而近于文，而这恰恰是韩愈在盛唐诗歌的基础上对诗歌创作的开拓和创新。正是早期的这种尝试性的创作为其诗风的形成和后期的大力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用长短句是尝试着用写文的办法来写诗，那么用散文的谋篇布局来写诗便是对诗歌大刀阔斧的改革了。韩愈在诗歌创作中，把散文的谋篇布局、起承转合的气势运用得淋满尽致，把散文描述事物的手法、描绘人物的功能以及栩栩如生的状物的笔法也应用于诗歌创作之中。罗联添也说：“韩愈所以多作古诗，少作近体，是因近体篇幅短小，又有格式限制，不易发挥其才力，也较难于表现雄伟奇崛的气势风格。”这就指出韩愈诗中为什么会出现大量长篇大作，一是韩愈才力雄厚，二是近体诗格律和篇幅方面的限制不利于诗人才力的发挥，所以韩愈诗歌较倾向于古体创作，动辄数百字。

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熟谙古文创作，提倡“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在散文中极力贯彻这种主张。《原道》《原毁》诸篇即为明证。用严谨的语言，加之铺张的议论，将自己对世事的态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与此同时，韩愈则试图在诗歌创作中大量引入议论，并加之以能够表现感情、增加语感的虚字，从而尽可能多地让诗歌表现出更为深广的文化和社会内涵。

程千帆先生在其《古诗考索》一书中说道：“韩愈以文为诗，其实际意义就在于要突破诗的旧界限，开拓诗的新天地，这不但有助于形成他自己的独特面目，而且成为宋诗新风貌的先驱。”确为的论。

（摘编自袁书会、闫振华《简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材料二：

韩愈是一个诗人，但作为一个文章大家似乎名气更盛。有时宁可回避其诗，也必谈其文。诗与文其实不能截然分开，前者为后者的灵魂与核心，后者为前者的基础，并且可以看作更开阔的后方。韩愈的诗与文之间的关系绝非独立和分离，而是相互支援以至于共同抵达一种成就和境界。

就形式的演变和渊源来看，传统的诗是文的精练化和声韵化，是另一种形式的文。诗与文的完全对立和脱离既非常荒谬，也不可能。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文毕竟不是诗，因为文所不及之境才有诗，可见还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诗的确是极为独特的事物，是一种非如此不可的、极具特质与高度的表达，当然不能用文来取代。所以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诞生到现在，几千年过去，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仍然存活，而且远无终结之相。诗的本质意义并无改变，它仍然还是文学的核心，这一点是不可替代的。无论读者数量多少，诗作为一种极致化的表达方式，仍然是文学审美的高端，这种地位与尊严是无可撼动的。

说理性与叙事性是文章强项，但这些优长即便是诗也未能彻底割舍，相反总要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从古到今，人们公推“韩文”，其诗则要退其次。就他个人来说，也是以文为最重要的志业。每每书写文章，必定理茂辞盛，气势夺人，但如此凌厉之文一旦入诗，也不失为另一种境界。他的诗章同样好不痛快，别有新调。他的诗所达到的高度，正因为文的援助，可以说没有韩之美文，就没有这些好诗。他的诗与文可称双璧，许多时候难分高下。其文确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诗，但诗的光芒仍然能够从茂密的文章之林中穿射而出，炫人眼目。

（摘编自张炜《诗与文的关系》）

材料一：

尚勇，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传统。盘古开天、女娲炼石、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这些言说先民心志的神话传说，都包含着对“勇”的崇仰和赞颂。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英勇面对无数困难和挑战的不屈奋斗史。在栉风沐雨一路向前的历史征程中，“勇者不惧”深深地刻写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成为无比珍贵的民族精神基因。

“勇者不惧”之“勇”，是大勇，而非小勇。小勇者，不能忍小辱小过，睚眦之仇必报，这是匹夫之勇。大勇者何？循大义、迎难上，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是为大勇。大勇之“大”，在与“义”融。鲁莽强悍、好勇斗狠，并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指人们在危难面前坚守道义、坚定前行的无畏气概。勇者的无畏气概，产生于道义的感召。如果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哪怕有千军万马的阻拦，我们也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礼记》有云：“有义之谓勇敢。”我们之所以推崇勇者，就是因为勇者能够无惧地坚守并光大道义。

勇者在道义的感召下能够不惧艰险，甚至不惧牺牲，但勇者并非一无所惧。中国古人向来批评那种什么都不惧怕、什么都不忌惮、什么都不敬畏的蛮勇。可以说，中华文化推崇的“勇者不惧”，实是“无惧”与“有惧”的统一。从大义、大局的角度出发，要藐视一切困难、无惧任何挑战；从具体行事的角度出发，则要心怀敬畏、朝乾夕惕、如履薄冰。此外，在道义感召下不惧外在艰险，却时常忧惧道之不行、义之不彰，这也是勇者内心兼具的“无惧”与“有惧”。

真正的勇者，有锐气，也有静气。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讨论“勇”德时曾提到“不动心”的概念。所谓“不动心”，就是指在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能镇定自若、岿然不动，“每临大事有静气”。同时，这种不动如山的强大定力、静气，又“至大至刚”“折而不挠”，有着压倒和战胜一切的韧性与力量。沉着的静气，进取的锐气，一同滋养着勇者的不惧品格。

如何培养这种临危不惧的沉着静气与进取锐气呢？中国古人提出了克己与成己的辩证工夫。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陈、蔡之间被军队围困而一度绝粮。情势危急之下从人忧慌失据，但孔子却始终沉着冷静，“歌两柱之间”“修乐不休”。危机解除后，子贡表示要铭记这场不幸遭遇，孔子直接反驳道：“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孔子为何珍视这场坎坷道遇？他把艰难困苦当作了成就英勇人格的重要外在条件。当然，困境本身不能成就勇士，真正成就勇士的，是人们面对困境时的修为和态度。《周易》谓：“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面对外在的艰难险境，我们要反求诸己，在克除内心恐惧、忧愁、烦扰的同时，积极自我砥砺、超越突破，并在道义感召下奋发有为。

中国古人常以玉相比相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的特点与“勇者不惧”的品格高度相似。同时，从石到玉的切、磋、琢、磨过程也与人在困境中锤炼无畏勇气的历程相类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风雨征程中，没有被任何外在困难吓倒，而是凭着自己在其间砥砺出的“勇者不惧”的品格，开辟出文明的新天地，书写出发展进步的新篇章，面对当前之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强劲地展现着，也进一步锤炼着这一宝贵的精神品格。

(摘编自沈壮海、刘水静《也说“勇者不惧”》）

材料二：

孟子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在对“勇”进行界定和论述的同时，也对“勇”作了有层次的划分。孟子说：“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孟子列举了三种类型与层次的“勇”：第一种是北宫黝之“勇”，这种“勇”，是打在身上不躲逃，毫不示弱，不畏权贵，对付万乘之君就像对付一个贫贱者一样，只要遭到冒犯就会反击，这种做法在当时孟子所处的那个贫富、贵贱、尊卑有着森严等级的时代也不失为一种“勇”。其次是孟施舍的“勇”，打仗不管能否取胜，都像必胜一样向前冲，此乃“守气”的无惧之勇。第三种是曾子的“反求诸己”之“勇”，通过自反，发现真理如果不在自己这边，即使面对普通百姓，也会自觉惭愧而害怕。如果确定自己掌握着真理，纵然面对千军万马，也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孟子认为，北宫黝虽勇于对抗权贵，凭过人的气势彰显了果断、坚毅之勇，但却缺乏理性和思考，因而只是血气之勇。相较之下，孟施舍要胜于北宫黝，因为孟施舍能够由心出发，做到内心不畏惧，不过孟施舍养勇的方法又是通过无我或忘我从而达到“无惧”，因而也只是神勇或者说主观上的勇，他与北宫黝之勇一样都缺乏“理”的内涵。只有曾子之勇才是“勇”的最高层次和理想境界，才是真正的德勇，因为他勇中有怯，勇中有思，能够通过道德反省来确定正义与否，进而做出勇与不勇的行为选择。可见，孟子的勇不是动辄而起、不顾效果的匹夫之勇，而是深明大义，能够作出进退选择的“理性”之勇。

（摘编自王翠英《浩然之气与大丈夫之德——孟子“勇”的思想探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多年以前，张艺谋拍了电影《英雄》，开启了中式商业大片时代，改变了国产主流电影的审美习惯。影片在题材与语言运用、人物塑造以及作品立意上与观众共生，包含互动观念和复数形式，展现出“意识影片”多样化的创作局面、特点和面貌。

“意识影片”指涉影片创作的一种有意识的预先结构，并因应各种元素的变化而发生调整，体现为一种广义的共生、互动和融合，既有商业片的类型特征和叙事功能，又呈现出明显的实验性探索，敢于突破传统模式，且在其间把握的尺度中寻得某种平衡，使影片自成一格。

有别于通常意义的商业电影，《满江红》呈现出鲜明的实验性探索，类型的杂糅、多次反转的叙事处理、舞台化的表现方式、种种元素的混装等，都是实验性尝试的表征。

影片《满江红》的故事完整清晰，故事在特定的空间时间里展开，节奏张弛有度，光怪陆离，连续反转与错落的院落、交织的长巷、灰墙青瓦、中国窗棂、天井高墙以及豫剧一起，将悬念和节奏推向高潮。此片呈现的叙事意识最大程度上发挥了导演在创作上的潜力，某种意义上，张大的计划是角色行为相互对照辩证法作用的结果，而非张大设计的结果，情节叙事包含的每一次反转都力求自然且出乎意料，这使影片质量有了保证。《满江红》的摄影视角、画面构图以及镜头剪辑，在光和影的结合上力求精美，不同凡俗。而此片银灰且趋近铁黑色的基调，视觉鲜明的美术颇为讲究，极富表现力。寻求与内容相应的形式、叙事，沿着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的互动的观念走，在一意创新和小心翼翼之间推来推去，是打造一个共生的形式，是一种最具启发性的意识，是“意识影片”的第一个层次，这也形成了电影和观众的深切互动。

《满江红》在艺术表现以及节奏上含有明快之调。每一步剧情推进、每一个人设为什么给人很饱满的感觉？是与选角与一众实力派演员演技的突破自我有关，本质上则是作为第二自我的角色人物交流与联系的形式以及公共领域中理想的写照。将第二自我与第一自我结合，构成浑然一体的复数形式，才给人惊喜满满的感觉。

《满江红》的选角很大胆，同时也意味着风险，而这恰恰成就了“意识影片”的第二个层次。从剧本到演员再回到剧本，电影基于每个演员的气质对故事人物进行调整。于是，影片的表演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调性。反派人物秦桧、何立，老谋深算、奸邪多疑。张译、雷佳音等性格明星，表演稳定。武义淳一味斗心眼，由岳云鹏饰演，多了意外和喜感。而北宋对金的背景让时空突转，虽然是略写，却让一众义士的精神面貌渐显。影片中张大等小人物，由沈腾等喜剧演员饰演，观众看到这些喜剧表演风格鲜明的演员便会发笑。剧情的发展、多样可能性、跌宕起伏、变化多端与耐人寻味，是他们饰演的角色和反派人物相互交织交锋与对照的必然结果。两组人物都涉及在历史时刻做抉择。后者是一些不屈身从贼的无名小人物，却可以归为民族英雄，作为大英雄，影片张扬突显了他们抒情的一面。与道始终，正大明白，在相互对照辩证中，寻求出真理来。

（选自丁亚平《<满江红>,一部意识影片的辩证法》）

材料二：

电影《满江红》在叙事和视听上最为明显的两个外在标识，一是悬念，一是喜剧。

悬念的设置与解开，是以逻辑的推演和求真的理性快感为前提和目的的：凶手是谁？动机为何？真相是什么？悬念的展开经不经得起推敲，又能否具有创意而不机械，产生所谓“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效果。“三一律”的时空关系（去秋凌渡之前的一个时辰/乔家大院）与叙事线索，让“沉浸式大型实景剧本杀”的消费性与趣味感凸显出来，古装与新潮之间多了一个很当下的联通渠道。

抽丝剥茧和多次反转的结构是故事层层推进的重要载体，戏剧性与逻辑性的平衡是关键。小人物能下一盘大棋吗，这要经过怎样的过程呢？明面上的反转又会隐藏着怎样更深层的秘密呢？这些所谓的烧脑感是理性的，电影要好看，首先这些推进和反转要有说服力，还要在此基础上触动情感。小人物豁出时间和性命，去完成一件艰难但值得的事情，何以支撑？是“义”和信念，所谓舍身取义。张大一干人等以下九流贩夫走卒面目为伪装，以心中执念和背上刺字为真性情，步步为营前仆后继；孙均以职业军人的身份，完成从所谓走狗鹰犬向侠义刺客的转变，舍身忘死激情投入。底层的卑微，执念的悲壮，表里的反差特别能唤起情感的共鸣。这样的共鸣，还不仅仅是个体、偶然的，它还是有着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东西。

岳飞《满江红》的流传，显然也不仅仅是其文学和文本价值，而是有着时间密码的“集体无意识”。当然，迷雾谜题的演进和反转，还会产生荒诞感，这是一种对于理性的质疑，比如电影中瑶琴和“密信”的段落逻辑瑕疵明显，复杂的说明反而会让观众产生不信任感。有几次的突转也显得有些生硬与偶然，但瑕不掩瑜，整体来说，从悬念解开的求真过程中，获得情感共鸣和情绪消费，《满江红》给观众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小人物的反差境遇和剧情的反转演进，都能为喜剧风格提供支撑，信息不对称的“井蛙”情景和各怀鬼胎的“错位”情境都是天然的喜剧元素，加之演员的选择和表演风格，《满江红》不仅让人发笑，还能“破圈”地联通一些诸如“我没有背景，我的一切都来自努力”或者“免死金牌”的梗，使其喜剧性凸显无疑。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的喜剧感在闹剧的表面风格下产生了一种“黑色性”。更进一步说，这种喜剧的黑色性背后还具有着不易觉察的崇高感。《满江红》的核心创意和主题是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和创新感的——“超越一人一时一地生死的千古流传”，岳飞“满江红”这首绝笔词在叙事上的托底，以及视听上“全军复诵”的高潮段落，融合了新历史主义的元素但又没有背离传统历史观，使得电影由喜剧之“表”经由荒诞感黑色性入悲剧之“里”，这是在“假翻案，真虚构”中产生的摄人心魄的带着痛感的崇高感。

“满江红”词是文化积淀的表征，电影如此这般的视听呈现，其意义在于很好地展现出这样的主题：英雄和正义不会真的死亡，其生命会借由“满江红”词甚或《满江红》电影这样的“文化纪念碑”延续下去，英雄虽死却因忠义永生，奸佞苟活但却背负千古骂名。

（选自程波《<满江红>：悬念的情动与喜剧的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