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人物之所以成为典型，不只是个性的鲜明，事例的生动，更是人物身上承载了某一时代人们社会生活的普遍性和精神气质的共通性。透过典型人物的生命历程和价值抉择，观者得以在共情中不觉观照现实的自己，无论是认同还是反思，都是一段心灵净化和思想启迪的过程。

典型人物未必一定要积极正派，很多性格复杂甚至形象负面的典型人物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迹。鲁迅笔下的阿Q、《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这些典型人物常常是我们自身性格缺陷或精神缺失的浓缩展示，震撼与可笑之余，也为我们的人生敲响了鞭策的警钟。但典型的意义，不只在惩恶，更在扬善。为世道人心注入温暖的正能量，为功利的现实投入理想的光芒，为迷茫的人群树立鲜明的旗帜，指出积极的方向，这更是塑造典型人物的价值和使命。

典型人物也不一定要“高大上”，很多平凡的小人物往往有着更为典型的价值光辉。来自身边的感动，常会引发更深的敬意。每年中国的“感动人物”评选都不乏平凡人的身影，我们从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中感受到爱的温情和奉献的可贵。正因为他们来自我们身边，我们更容易理解他们的平凡，也更容易尊重他们的不凡。

典型人物的塑造，切忌千篇一律，许多作家苦恼于没有生动的事例和创新的写法。事实上，要写好典型人物的故事，说难也难，说不难也简单。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真正深入生活、认真观察生活的慧眼和发自心底的感动。只有动过真情，才可能融情于笔端，让读者感受到深切的触动；只有深入细致地观察生活，才可能找到生动鲜活的人物素材，写出真实感人的故事细节。

(选自王子潇《典型诚可贵》，有删改)

金庸作品的魅力

严家炎

金庸作品特别值得琢磨的一个特征是：它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相反，其主要作品都通俗而不媚俗，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像《天龙八部》通过萧峰之死所揭示的民族斗争尖锐年代造成的悲剧，包含多么巨大丰富、发人深省的内容，艺术力量又是多么震撼人心！《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碧血剑》又以多么生动感人的小说笔墨，塑造或赞美了郭靖、袁崇焕这类为民众利益献身的“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弘扬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

武侠小说是娱乐的，是通俗文学，但金庸小说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一般的娱乐品，而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品。如金庸自己所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如果说严肃文学是“为人生”、通俗小说是“供人消遣”的话，金庸小说把这两方面统一了起来。他的小说武侠其表，世情其实，透过众多武林人物的描绘，深入写出历史和社会的人生百态，体现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内容和作者自身的真知灼见，活泼轻松有时又令人沉重，兴趣盎然又启人深思。

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的共同感觉。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显示出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

与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浸润、萃取相交织的，却是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这也是金庸小说超越于传统武侠小说、赢得一代一代新读者的地方。比如，对于旧式武侠小说“快意恩仇”的普遍观念，金庸小说从根本上是批评和否定的，他反对睚眦必报，反对滥杀无辜。《射雕英雄传》里郭靖报完国仇家恨之后的复杂心情就是证明。再有，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不能挣脱狭隘的民族观念束缚，也是考察作品有没有现代思想、现代精神的一个标志。金庸的民族平等、融合思想，表现得非常明显。此外，金庸小说里人生理想、道德观念也是焕然一新的。他虽然写古代，但是笔下主人公并不是行侠、报国、封荫做官的模式，人生理想也不是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价值观念，而是渗透着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精神。金庸笔下的侠客多是至情至性之人，他们行侠仗义，反抗官府的黑暗腐败，反抗不合理的礼法习俗，具有浓重的个性色彩。

所谓雅与俗，不同时代有不同看法。金庸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的出现，意味着长期困扰着人们的雅俗对峙问题，从实践上和认识上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金庸小说吸取“雅”“俗”两方经验又超越“雅”“俗”。他创造性吸收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滑稽小说等众多门类艺术经验，从而成为通俗小说的集大成者；同时借鉴、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经验去创作武侠小说，使他的小说从思想到艺术都呈现出新的质素，达到新的高度。这是金庸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经典的根本原因。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