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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一个突出而强烈的感受是：小说故事化倾向。故事情节作为小说的第二大元素，跃升为主导性元素。它不仅反映出小说内在本质规律的变迁，也折射了社会历史的运演。同时，小说故事化也给小说的人物、结构、意蕴、写法等，带来诸多嬗变，特别是负面的蜕变。

小说与故事的本质特性，教科书、工具书讲得明白。小说：“以叙述为主，具体表现人物在一定环境中的相互关系、行动和事件以及相应的心理状态、意识流动等，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生活。在各种文学样式中，表现手法最丰富，表现方式也最灵活，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可以并用，也可有所侧重，一般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基本手段。”故事：“侧重于事件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生动性和联贯性。较适于口头讲述，通俗易懂。”时世变迁，这样的概括依然是“普遍真理”。比较而言，小说年轻，故事古老，后者是前者的“鼻祖”。不管是中国小说还是西方小说，都根植于通俗故事。

中国小说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发生在20世纪最初的二十多年。正如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小史》中所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本是由以梁启超、林纾、吴趼人为代表的与以鲁迅、郁达夫、叶圣陶为代表的两代作家共同完成的。前者于1902年创办《新小说》杂志，催生出一大批带有明显过渡色彩的作品，时人称其为‘新小说’。后者以1918年《狂人日记》的发表为标志，在主题、文体、叙事方式等层面全面突破传统小说的藩篱，正式开创了延续至今的中国现代小说。”

小说是由人物、故事、环境三大元素构成的。但人物与故事一直处于纠缠不清的状态。英国作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不成为小说了。可见故事是一切小说不可或缺的最高要素。不过，我倒希望这种最高要素不是这种流传于古代的低级故事，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中国现代小说家的卓越贡献，就在他们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小说成为“为社会”“为人生”的“重器”；变革了小说的内在结构与特性，由以故事为最高元素变成了以人物为最高元素。他们凭借的有两种资源与优势，一是作家自身的主体性修养与精神，这成为他们批判现实、启蒙民众乃至知识分子的坚实根基。二是作家开放的文学思想与方法，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方法，在他们那里兼容并蓄，并锻造成锐利的文学工具。但在新世纪小说中故事却具有了主导性地位。故事向传奇性、戏剧性、复杂性、精微性等一步步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小说的整体构成与功能。首先是复杂的故事情节淹没了人物形象。人物被故事所牵制、支配，人物性格精神难以彰显，出现了众多意象化、理念化甚至物化人形象。其次是对思想意蕴的冲击。一个有序而完整的故事，往往会衍生出一个简单而明晰的主题来。此外是对创作方法的简化。从“五四”到当今的小说创作，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已经非常现代而多样了，但故事情节自身的起承转合规律，使用写实的、描述的方法足矣，它不需要更多样、复杂的创作方法与手法，这无疑降低了现代小说的艺术品位与品格。这种故事化倾向，不仅短篇小说中存在，中长篇小说中更为凸显。

小说故事化倾向绝不仅仅是小说内部运动的结果，它是社会现实趋于物质化、戏剧化的自然折射；是人们对小说故事性、娱乐性阅读需求的一种迎合。但小说是一种超越现实、物质的形而上精神形态，它肩负着照亮社会、人生的“灯火”的使命。因此，把小说的归小说，故事的归故事，就是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了。

（摘编自 2023.2.3《文学报·“小说”不能沦为“故事”》作者段崇轩）

“书籍史”与“书史”，二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意味上却有很大的区别。在现代大学的文献学和图书情报学领域中，早就有关于书史的教学和研究成果。可以说，在“书籍史”舶来以前，“书史”一名行之已久，至少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中国书籍史研究方兴未艾，可以结合传统文献学、中国书史和西方书籍史研究的思路，建构中国的书籍史研究体系。

书籍史的研究，可以从各种专题史的角度展开。将书籍研究与各种史学、文化学相结合，开展书籍社会史、书籍经济史、书籍史料学、书籍阅读史、书籍艺术史、比较书籍史的研究。所谓比较书籍史既可以是中外书籍史的比较研究，也可以是各种汉籍之间的比较研究。域内汉籍与域外汉籍之间，东亚汉籍的和刻本（也称日本本）、朝鲜本和越南本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是比较书籍史的内容。

书籍史的研究，可以从断代史、分类史、区域史等角度展开。断代的书籍史，关注宋代以后者居多，这自然是因为宋元明清书史资料较多之故。除了目录学的分类，书籍还有其他分类，例如从刊刻角度区分，有官刻、坊刻、家刻等类别；从用途角度区分，则有考试用书（制义刻本）、蒙学读物、礼品书、历书、日用类书、畅销书等类别。以区域划分的藏书史、刻书史，已有不少成果。需要说明的是，上一段所言各种专题史以及此段所言各种“区块史”，固然是整个书籍史研究框架中的“区块”，而更重要的是一种研究视角，可据以展开各种深入具体的研究。实际上，在具体研究中，不同的角度往往融合为用，例如，何朝晖《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就是断代史与专题史视角的结合。

书籍史的研究，应该注意从周边看中心。这里所谓“周边”，指的是往常不太为人看重的边缘人物和边缘史料。所谓边缘人物，包括代笔、代刻、代校、代书、赞助等各种人物，也包括书籍生产进程各阶段的各类“隐身人”“捉刀人”，如没有大声宣扬的赞助人、默默无闻的校阅者、少见经传的销售者、秘不作声的合作者等。所谓边缘史料，是指以往不太受到重视的书的各种副文本，以及零星散在各处而有待发掘的序跋、日记、书信、档案等史料。书籍史应该重视各种与书相关的史料，明清时代的各种写本文献尤其重要。

书籍史的研究，应该重视书与人的个案研究。书的个案研究，多集中在经典、名著、大书，也可以集中于某些有个性的小书。人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名家的阅读，书籍阅读对名家成长的影响，是“进”与“出”的关系，特别值得关注。宋代以后的书史，能够提供名家在阅读中成长的足够史料。此外，对于书籍的各种形式的消费与利用，也有必要展开个案研究。

书籍史的研究，应该有超越书籍史的胸襟和视野。研究中国书籍史和古典文献学的学者，对于简帛石刻等究竟是否属于书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简帛石刻以及其他各种写本文献等都属于文献，大家是没有异议的。超越书籍史，就是打破书籍与简帛、石刻以及各种写本文献的界限，将其作为文献的一种，不仅立足于书文化史的角度，更立足于史的高度，获得更高远的视野。

换句话说，书籍史可以作为文献文化史的一部分，从书籍史角度，对传统文献学史中的各种史料作新的梳理，对各种论述作新的阐释，尝试理论提升，那么，中国传统的“治书之学”必将与时俱进，“其命维新”。

（摘编自程章灿《书籍史研究的回望与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