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家书是一种感染力极强的鲜活文本，西方人称之为“最温柔的艺术”。铺一张白纸、修一方尺牍，是我国古代文人表露心绪的常用形式；展一方徽宣、写一帧信札，是我国传统士子寄寓乡愁的有效渠道。鱼传尺素、鸿雁传书、目断鳞鸿，这样的文化传统代代相因，融入百姓生活，升华为中国乡土文化的重要维度——家书文化，沉积为融亲情、乡情、友情于一体的独特民族文化现象。

在我国传统社会，家书是传递情愫和信息的基本途径。无论人在何处，修一封家书、报一句平安，就可化解千里之外亲人的担忧挂牵，令其安心。特别是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家书的价值尤显珍贵。当今社会，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覆盖全球，人们只需轻点手机屏幕，便可诉说心曲、互道衷肠。这样一来，传统家书日渐式微，家书文化面临衰败消亡的严峻考验。诚然，互联网实用又快捷，打破了家人亲友间的空间阻隔，缩短了时间长度，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亲情友情都可通过键盘敲打出来。一些社会学家认为，互联网日益广泛的使用，降低了家人亲友交往的质量和品位，应警觉和预防网络对优秀传统文化因素的稀释和削减。

优秀文化具有永恒的魅力。当今时代，人们既需要现代网络的迅疾和轻灵，又需要高雅文化的温润和熏陶。通过网络隔空进行的对话沟通，无论如何都显得文化底蕴不足。昔日尺牍信札中真挚的感情、熟悉的字迹、质朴的语言，都被程式化的简单符号代替；而这些网络符号转瞬即逝、难以恢复，即便其中有时也能迸发出智慧火花和闪光言语，但难以完整保留、长久珍存。人类社会的进步既体现在科技方面，也体现在人文领域。如果只重视科技而忽视人文，将危及人类经过长久辛劳累积起来的智慧成果。世界上许多优秀文化消失的教训告诫人们，现在应警惕和防范包括家书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遗产断层。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纸质书信早已淡出很多人的视野，而对很多“90后”“00后”来说，家书无疑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家书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成为尘封的话题和遥远的回忆。家书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功能是网络无法替代的，应慎终追远，固本强基，在全社会积极倡导手写家书，让笔墨文字所蕴含的温情暖意抚慰疲惫而躁动的都市心灵，让家书文化成为人们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特别是要引导和鼓励青年学生坚持书写家书与运用信息技术并重，使家书文化在信息时代延续下去并融入百姓生活。

（选自刘金祥《让家书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有删改）

材料二：

以“真善美”为思想内核的家书，不仅让收信人重新观照自己，也鼓舞其他鉴赏者以美的理想和美的规律去创造新的生活，这就是家书表现出的审美功用。

家书价值的多元性首先表现在家书的认知功能，鉴赏者能够通过某些家书作品认识社会、了解历史。家书来自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一封家书总是会带有时代的印记，家书写作过程中，常常涉及身边的真实事件。由于家书是家人间的温情话语，它的认知价值，又表现为一种启迪，而非枯燥的说教。更重要的是，它温馨智慧的家常话语，可以启发鉴赏者在家庭情感辐射的小天地内，去探索人类世界大生活的奥秘，思考生命的意义甚至体悟宇宙人生。

除了具有启迪特色的认知价值，家书还有审美教育价值。家书作品所涵盖的对象本身，因其“著我”要求而倾注了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表现出作者的审美取向。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包围着家书传递的信息。当鉴赏者在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受到感化和熏陶时，家书的教育价值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因而家书的“教育”可以说成“教化”，“化”便是荀子“化性起伪”中的化，我国的传统教育的精髓向来是“化”胜于“教”的。在这个过程中，鉴赏主体与创作主体通过家书这一审美中介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如果这种共鸣不是“臭味相投”的低俗认同的话，壮美或优美的思想情感便成为审美情感的旋律，家书因之实现了使鉴赏主体情感“净化”或灵魂“升华”的功能。

家书鉴赏之中的“赏玩”，则是侧重于家书的娱乐价值。中国传统家书是文化和艺术的综合载体，那些写在各式信笺上的蝇头小楷和遵从着长幼礼仪的书信格式，都能给人以视觉上的审美感受。即使是信封的设计与信纸的折叠，也是丰富多彩的，如伊犁人民出版社的《书信折纸基础》一书中，介绍了91种信封和信纸的折法，让人享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染下的一场视觉盛宴。不论是对家书书法、工艺的赏玩还是对家书故事的聆听，都可以触摸不同历史时空的鲜活容颜。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肯定了

“诗”价值的多元性，家书亦是如此。家书对于人们的意义不是单一的信息授受，也不是单纯的伦理说教，它以审美价值影响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家书作为书信文学、作为艺术文化，对人的审美功用是立体的、综合的，它的终极审美目标在于通过对家庭范围内人性美的讴歌，造就审美主体完整的个性。

（选自《家书的审美价值》，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来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须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像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向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里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这信任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是无法应用的。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摘自《乡土中国》，有删改）

材料二：

近10年来，80、90后出生的农二代开始成为进城务工的主力军。他们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行为特征出现一系列显著的代际性变化，如在社会特征上体现出很强的入城不回村倾向。

在迁移模式上，农二代不仅如农一代那样，一如既往地离土出村，而且更多选择跨省份流动、前往东部地区以及大中城市务工经商。基于2003～2012年数据的研究发现，农二代前往东部省份务工的概率高出农一代大约10%；农二代明显偏好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比例高达54.9%，农一代在地级以上城市务工的比例则仅为26%。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比重仍在持续上升，据2015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66.3%；在跨省份流动农民工中，80%流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省份内流动农民工则有54.6%流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

农二代对在城家庭生活的重视以及对加强子女教育的期望提高。农二代举家迁移比重上升，2010～2014年农民工监测数据显示，举家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和占比都在不断增长，2014年，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比例达到21.27%。农二代发生“夫妻迁移”或“举家迁移”的概率显著高于农一代。有研究表明，在长三角等地区，改善子女教育是农民工选择家庭迁移的首要动机。

在城里购房与在乡下建房呈此涨彼落之势。根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报告，进城农民工的购房比例在不断提高，当年购房者占农民工总数的17.8%，其中购买商品房的为16.5%。农二代购房意愿也比本地农业户籍居民高出很多。一些买不起房的家庭甚至在县城租房陪读。与农一代出外打工挣钱、孩子留守乡村的模式相比，农二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减低家庭分割对孩子教育的伤害。

相关研究表明，农二代对城市的融入意愿显著高于农一代，他们普遍对城市价值更为认同。农二代在休闲娱乐方式上越来越多元化，并乐于通过商场、公园等城市公共设施进行休闲娱乐活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在过年等节庆与仪式，或者说这类乡土社会的文化与社会关系汇聚的场合，农二代却更少“在场”，不少人在春节期间返乡也很多住在县城或乡镇的酒店，再开车回到村里，并且不会选择长时间停留。

作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批离开村庄的人群，他们的“出村不回村”，正在令乡土中国日益变为回不去的“故土”——乡村制度、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以及以“礼治秩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规范都在这一场村庄转型中面临严重的冲击与挑战。

（摘自《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有删改）

中国建筑的“文法”

梁思成

一个民族的建筑有它自己的构造规则或组合方式，如同语言的“文法”。中国建筑就具有特殊的“文法”。

我们的祖先在选择了木料之后逐渐了解了木料的特长，创始了骨架结构初步方法——中国系统的“梁架”。这以后他们发现了木料性能上的弱点，当水平的梁枋将重量转移到垂直的立柱时，在交接的地方会产生极强的剪力，那里梁就容易折断，于是他们用许多斗形木块的“斗”和臂形短木的“拱”，将上面的粱枋托住，使它们的重量一层一层递减集中到柱头上来。梁柱间过渡部分的结构减少了剪力，消除了梁折断的危机，这是一种“文法”，而斗、拱、梁、枋、橡、檩、檀柱、棂窗等，就是主要的“词汇”了。

斗和拱组合而成的组合物，近代叫做“斗拱”。至迟在春秋时代，斗拱已很普遍地应用。它不仅可以承托粱枋，而且可以承托出檐，增加檐向外挑出的宽度。《孟子》里就有榱题数尺“之句，意思说檐头出去之远。这种结构同时也成为梁间檐下极美的装饰。可能在唐以前，斗拱本身各部已有标准的比例尺度，到要到宋代，我们才确实知道斗拱结构各种标准的规定，全座建筑中无数构成材料的比例尺度都以一个拱的宽度作度量单位，以它的倍数或分数来计算。宋时把每一结构的做法，把天然材料修整加工到什么程度的曲线，撑卯如何衔接等都规格化了，形成了类似“文法”的规矩。

中国建筑的“文法”还包括关于砖石、墙壁、门窗、油饰、屋瓦等方面，称作“石作做法”“小木作做法”“彩画做作法”和“瓦作做法”等。

屋顶属于“瓦作做法”。它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庄严无比、美丽无比的一部分，瓦坡的曲面，翼状翘起的檐角，檐前部的“飞橡”和承托出檐的斗拱，给予中国建筑以特殊风格和无可比拟的杰出姿态，这都是内中木构使然，因为坡的曲面和檐的曲线，都是由于结构中的“举架法”的逐渐垒进升高而成。盖顶的瓦，每一种都有它的任务，有一些是结构上必需的部分，略加处理使同时成为优美的瓦饰，如瓦脊、脊吻、重脊、脊兽等。

油饰本是为保护木材而用的。在这方面中国工匠充分地表现出创造性。他们使用各种颜色在梁枋上作妍丽繁复的彩绘，但主要的却用属于青绿系统的“冷色”而以金为点缀，所谓“青绿点金”，柱和门窗则只用纯色的朱红或黑色的漆料，这样，建筑物直接受光面同檐下阴影中彩绘斑斓的梁枋斗拱，更多了反衬的作用，加强了檐下的艺术效果。

至于建筑物之间的组合，即对于空间的处理，我们的祖先更是表现了无比的智慧。院落组织是中国建筑在平面上的特征，无论是住宅、官署、寺院、宫廷、商店、作坊，都是由若干主要建筑物，如殿堂、厅舍，加以附属建筑物，如厢耳、廊庞、院门、围墙等周绕联络而成一院，或若干相遂的院落，这种庭院，事实上是将一部分户外空间组织到建筑范围以内，这样便适应了居住者对于阳光、空气、花木的自然要求，供给生活上更多方面的使用，增加了建筑的活泼和功能。数千年来，无论贫富，在村镇或城市的房屋没有不是组成院落的。一样，在一个城市部署方面，我们祖国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是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