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9年1月3日，我国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东经177.6度、南纬45.5度附近的预选着陆区，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国家航天局称，此次任务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首次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的新篇章。

科学家认为，月球背面是一片难得的宁静之地，屏蔽了来自地球的无线电信号干扰。在此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测可以填补射电天文领域在低频观测段的空白，为研究太阳、行星及太阳系外天体提供可能，也将为研究恒星起源和星云演化提供重要资料。

嫦娥四号探测器由着陆器和巡视器组成，共配置包括两台国际合作载荷在内的8台有效载荷，其中着陆器上安装了地形地貌相机、降落相机、低频射电频谱仪、与德国合作的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等4台载荷；巡视器上安装了全景相机、测月雷达、红外成像光谱仪和与瑞典合作的中性原子探测仪。来自国家航天局的消息显示，这些仪器将在月球背面通过就位和巡视探测，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与研究，巡视区形貌、矿物组份及月表浅层结构研究，并试验性开展月球背面中子辐射剂量、中性原子等月球环境研究。此外，着陆器还搭载了月表生物科普试验载荷。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1月04日）

材料二：

国家航天局、中国科学院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2月15日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发布嫦娥四号着陆区域月球地理实体命名。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批准，嫦娥四号着陆点命名为天河基地；着陆点周围呈三角形排列的3个环形坑，分别命名为织女、河鼓和天津；着陆点所在冯·卡门坑内的中央峰命名为泰山。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刘继忠表示，月球地理实体命名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国家在月球探测及其科学研究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我国利用探月工程嫦娥二号和嫦娥四号高分辨月面影像数据申报嫦娥四号月球地理实体的命名获得批准，是对嫦娥四号任务开创人类先河伟大壮举的纪念，也是开展嫦娥四号科学研究与应用所取得的又一项重要原创性成果。同时还是我国对世界月球探测的又一贡献，为国内外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了位置标准及基础数据。”刘继忠说。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2月16日）

材料三：

坚持对外开放合作是中国航天的一贯宗旨。嫦娥四号任务亦是如此，嫦娥四号配置了13台载荷，其中包括与德国、瑞典、荷兰、沙特合作的4台科学载荷。中国将与这些载荷的研制单位一起组建国际科学家团队，共同开展对这些载荷所获取数据的科学研究工作。此外，嫦娥四号还配置了9台中国自主研制的科学载荷。

除了数据共享、共同研究，嫦娥四号任务还有不少国际合作的元素。我国在南美建设的阿根廷深空站参加了测控任务，与俄罗斯合作的同位素热源将保障嫦娥四号探测器安全度过月夜，与欧空局在深空测控方面相互支持。中美双方也开展了积极合作，利用正在月球轨道上运行的美国月球观测卫星(LRO)对嫦娥四号探测器进行了观测。

国家航天局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国平表示，中国国家航天局欢迎各国同行参与到中国后续的探月工程和深空探测工程，包括联合研制、载荷搭载、共同开展科学研究等多种方式。特别是即将启动的在月球南极着陆任务，我们将向国际社会在轨道器和着陆器上分别提供10千克的载荷搭载机会。另外，我们的“鹊桥号”中继卫星，后续还有3到5年的寿命，欢迎国际社会利用“鹊桥号”继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1月15日）

①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个成就的取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②从文学史上说，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史诗，而中国却没有史诗。既然是诗的国度，为什么没有史诗呢？是不是缺少史诗的素材呢？不是。《诗经》的《大雅》中就有反映周民族历史的 诗歌，《生民》《公刘》大明》等记载了周民族源起、发展的重要事件。但它们是祭歌，属于赞美歌的性质，叙事、描写只是粗陈梗概。如，周武王伐殷攻取天下，其中战争场面在史诗中正是 可以写得有声有色的，但在《大明》中只用了短短的十四句就结束了。这就是说，中国虽有史诗的素材，但它们却只构成了诗歌的背景，真正写出来的是抒情的赞歌。这表明中国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抒情的道路，而不是叙事的道路。

③同样的缘故，中国的戏剧也产生得很晚，西方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戏剧，而中国直到元代才出现。其实，戏剧的素材很早就有，只是没有发展成戏剧，如《楚辞》中的《九歌》是富有神话性的祭神乐歌，《湘君》《湘夫人》就是两幕歌舞场面，暗含着湘君、湘夫人悲欢离合的—段过程。这两首诗都用抒情的笔法，成为《九歌》中最富于抒情性的作品。那么，有神话，有故事，有表演，为什么没有发展为戏剧呢？欧洲的戏剧就是从酒神节的赞歌中逐渐发展成为戏剧的，而《九歌》却将可以写成戏剧的素材写成了抒情的诗章。这同样是因为中国诗歌一开始就走上了抒情的道路。

④就文学史而言，这的确是很大的损失，并且没有含有神话的悲剧和史诗，古代神话保留下来的自然也就较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到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抒情传统。

⑤中国长篇叙事诗因此也出现得很晚，而且数量不多。即便有一些叙事诗，篇幅也不算长。西方的叙事诗动辄千行、几卷，而在中国，《长恨歌》就算是长的了，也不过一百二十行而已：中国真正可算是长篇叙事诗的作品到了明代才有，那就是鼓词和弹词。鼓词大多叙述历史兴亡、战争之事，弹词写爱情故事的多一些，也有写历史故事的，如《二十一史弹词》。鼓词、弹词都采用弹唱的形式。可是这类长篇叙事诗，篇幅越长，故事情节越多，诗意也就越少，只是具备了诗的形式而已，其实质是小说。可见中国的故事多是在小说发达以后才大量成长起来的。唐人的传奇几乎不入戏曲的，这说明小说发展了叙事的特长，才带来了丰富的人物故事情节，于是才有了戏剧和长篇叙事诗。而小说又总是晚出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诗歌在小说出现之前承担了 一部分叙事的使命，而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以抒情为中心，等到小说发达时，抒情诗的传统早已充分发展，诗的国度也早已形成。

⑥从这里，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这就是：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因为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因为为走了抒情的道路，中国才成为诗的国度。从文学史来说，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但就诗歌来说，这个路子走对了。

（摘编自林庚《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

先秦“忠”观念的演变

解颉理

“忠”观念是中国传统道德最基本的规范之一，是一定社会形态在思想意识和语言文字上的反映，表现为对他人、社会的一种责任心和道德行为。作为中国古代伦常德目之一，不仅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亦内化为了一种思维定势，长期积淀于人们的心理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忠”源于“中”，“忠”乃“中”之引申义，在前文明时代就已广泛存在。它体现了氏族和部落民众对其首领这一权威中心的确认与服从，同时也表达了对公平、公正的早期政治准则的向往与追求。

“忠”这一观念起源于部落军事民主制下对其军事首长及其他领袖公正无偏处事准则的要求。在进入文明时代后，则主要以王道体现“忠”之本义。虽然“忠”字在字源上出现甚晚，但作为一种政治道德规范则显然早已存在。春秋战国时代是“忠”观念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思想日益定型和普及的时期。“忠”的主客体之变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基本完成，并且日益成为主要的政治道德信条，“忠”观念的这一演变趋势下延至战国晚期，经荀子、韩非子的理论论证使之成为主导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道德规范。 作为政治伦理的“忠”，在先秦相当长的时期，其内涵表示的主要是一种对国家、社稷深沉的自觉意识，“忠”的价值依据就是共同体的利益，而非仅为君臣之间的个人关系。随着战国以后封建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秦汉以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则越来越强调对于君主个人的绝对服从了。

总的来看，在历史上具有丰富内涵的“忠”观念，到了秦代已经演变成了“忠君”，作为后世五伦之一开始定型下来。尽管到了后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忠”的内涵也随之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基本上都没有跳出“忠”即为“忠君”的模式、窠臼。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种观念适应了封建制度下君主专制的需要；只有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这种束缚人的思想观念才会真正地消失。 传统“忠”观念强调个人的公而忘私的诚信，追求廉洁奉公、公正公平，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强调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勇于献身，是传统“忠”观念的积极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是可以作为借鉴的，也只有立足我国的传统文化优秀部分，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