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荑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摘编自韩石山《揭秘徐志摩的另一面》、孙晓娅《读懂徐志摩》等）

相关链接：

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

（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

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

（选自谢冕《云游》，有删改）

颜福庆：一生为了中国医学现代化

颜福庆出生于上海一基督教牧师之家，少年时代便立志学医，悬壶济世。1909年，年仅27岁的颜福庆成为耶鲁第一个获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

回国后，颜福庆应聘为长沙雅礼医院的医生，他常常免费为穷苦百姓看病。他常说：“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内心的喜悦，能为我的同胞服务，这太令人激动了。”然而当时的医院主要是由国外传教机构开办的，颜福庆目睹外国同事高高在上，用偏执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人，深感依靠外国人只能让人摆布，于是下决心创办独立医学院。1914年在长沙，他创建了一所以医学为主的地区教学机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25年，他与美国医生胡美合作，在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基础上，创建了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的医学院——湘雅医学院，湘雅的成功确立了他在以西方人为主的中国医务界的地位，也为他十多年后打造中国独立的医学事业奠定了基础。

1927年革命浪潮席卷全国，由外国人管理的我国医学最高学府——北京协和医学院也很受冲击，为此，董事会决定将学校逐步移交给中国人。在人选确定上，他们把眼光锁定在了湘雅的颜福庆身上，委任他为协和副院长。把如此重要的职务交给中国人，在协和医学院的历史上是转折性的事件。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组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其中，医学院设于上海。当时医学院只有8位教师、29名转校生，规模和师资远不及医学传教机构在华创办的学府，前景不明。然而，颜福庆还是毫不犹豫地离开协和高级管理层，回到上海与医务界同仁共同组建中国自己的西医学院。

由于颜福庆教授的到来，中央大学医学院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一批优秀师资。然而，学院创办所需资源实在太多，颜福庆为此费尽周折。他首先说服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颜惠庆将上海红十字会医院提供给医学院充任教学医院，再鼓动校友叶子衡捐出名噪一时的叶家花园，改建成上海第一所肺结核医疗院，此后该疗养院成了医学院第二所教学医院。接着他又为筹募基金、扩展土地成立了上海医事事业董事会。董事会的成立更好地保障了医学院的有效运行与监管。在学生培养方面，他建立专任医师制度和二十四小时住院医师制度，使学生得到更高质量的临床培养和训练。在颜福庆的努力之下，中央大学医学院经短短的三四年初创期就获得极高的评价。1930年，国联卫生部派费伯来华考察医学教育，发表了著名的《费伯报告》，中央大学医学院被认为是全国最好的国立医学院，与北方的协和、中南的湘雅鼎足而立。1932年，医学院从中央大学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后以上海医学院为中心组成了上海医事中心，上海医事中心最终开创了中国独立的医学事业，是颜福庆对中国医学现代化的一大贡献。

颜福庆设计的独立医学，就是让中国人拥有医学科学传播自主权，就是要掌握话语权，但独立不是孤立。他不只一次表示，日本的医学模式是可资借鉴的，并建议中央政府仿照日本模式建立国家医学教育模式。上海医学院创办伊始，他便聘请德国留学生谷境沂担任教务处长，将德国医学中注重基础研究、严谨求实的传统注入医学院的教学中，“严谨求实”的学风日后成为上海医学院区别其他医学校的标志。

虽然一直忙于医学院的创办；但颜福庆始终不忘医生天职。还在湘雅医学院任职时，他曾深入150米下的煤矿竖井，追踪疾病的感染源。他写的《江西安源萍乡煤矿钩虫病感染报告》和《江西安源萍乡煤矿钩虫病感染的控制》两篇论文成为中国工业卫生史上开拓性的杰作。到上海后，颜福庆又亲自组建中央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科，努力推进中国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发展。1928年吴淞卫生公所建立，他调动得力的教师参与，实行医教研三结合，并要求每个医学生必须像对临床各科一样，到卫生实验区轮转实习。经过几年的努力，模范区的卫生状况大大改善，成为国内的样板。

颜福庆教授潜心医学，行医七十载，办医院为的是治病救人；办医学院为的是培养治病救人的医生。二者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他倾其毕生精力，为我国医学现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谓“正谊明道，名垂千古”，当之而无愧。

（摘编自高晞《颜福庆：一生为了医学现代化》、李金钟《颜福庆：中国西医学界泰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