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俗语。“私”的问题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法的问题。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线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那几个人。而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叔伯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烟，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

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来往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是自我主义。自我主义并不限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杨朱，连儒家都该包括在内。杨朱和孔子不同的是杨朱忽略了自我主义的相对性和伸缩性。他太死心眼儿，一口咬了一个自己不放；孔子是会推己及人的，可是尽管放之于四海，中心还是在自己。

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大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

（摘编自《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材料二：

差序格局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最大的影响，就是以“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的形成，礼治或人治社会的形成，致使现今中国仍难以形成法治社会。传统差序格局逻辑在现代社会延续，法律的解释与执行因人而异，各种规则、制度的执行因人而异，权大于法，潜规则盛行，灰色交易盛行，特权横行。

差序格局造成中国式二元社会的形成。这种二元社会在传统中国社会表现为官民的二元对立，在现代中国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现代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表现为建国后中国建设的以城市为中心，乡村反哺城市，城乡人之间不同的国民待遇等。

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形成，背后有人性之恶，有人的自私性，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性等重要因素作为因子。

要转变这种格局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转变这种格局首先要限制人性之恶，克服人的自私性，转变以“自我”“家族”或者“集团”为中心的状态，变单一中心的网状结构为无中心或多个中心的平行网状结构，使社会个体处在一个平面上，而不是存在等级之别。而其中的关键就是限制与规范中心的权力。

由于中国社会的传统性以及差序格局稳定性，可以破坏这种差序格局的稳定性，即加速各个阶层人员的流动性，促进个体充分的自由与发展空间。

这种差序格局经过不断的演化与演绎，依然深刻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社会关系逻辑与处世逻辑，依然是当代中国式不平等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

（摘编自《差序格局与中国式不平等》）

在城市书写的历史坐标上，西方的现代派诗人，比如波德莱尔、艾略特等已经对城市文明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这种对城市文明的批判是现代性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现象。实际上，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而言，城市诗歌的批判者着眼于现代科技文明给人类带来先进文明成果的同时，对人性也造成了严重的压抑与摧残，他们的批判立足于现实并围绕着现实而展开思考。

城市文明给现代人带来高效、舒适、美好体验的同时，也表现出自身的弱点，给现代人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应该说，这一主题自城市诗歌诞生以来，一直是挥之不去的表现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又注入了新的内涵和质地。如朱剑的诗《还房贷》就表现出一个“房奴”对于高房价的批判，对“亚当”羡慕的背后实则表现出对现实生活中高房价的无奈。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诗歌对于城市文明病的表现，不仅着重于“器物”层面，还体现于对人之内心的揭示。人们在城市中长期生活，不可避免地染上城市文明病，人与人内心出现隔阂，彼此提防，使人感受到孤独、冷漠和无奈。比如，梁晓明的《各人》“你和我各人拿各人的杯子/我们各人各喝各的茶/我们微笑相互/点头很高雅……然后我们各人/各披各人的雨衣/如果下雨/我们各自逃走”。尽管人与人之间在表面上是相互尊重，礼数有加；然而在内心，彼此之间却是隔绝的，没有真诚的情感交流，也没有思想的剧烈碰撞。整个城市犹如艾略特笔下的“荒原”，让人类充满了困惑、痛苦和恐惧。事实上，千奇百怪、仪态万千的情感体验无从取得认同，而没有个人体验的城市诗歌是难以想象的。城市诗歌要表达出具有自己独特体验的人类之普遍经验。

应该说，对城市的批判，“活塞”诗人群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个以“70后”为主体的诗人群对高度经济化和商业化的城市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城市诗歌不仅仅要写出城市的仪态和风貌，也要清醒地看到城市现代性进程中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将城市文明所滋生的“黑子”清晰地揭示出来。丁成的《上海，上海》从批判欲望的角度写域市，“颧骨日渐高耸的上海/营养不良，消化不良的上海……瞧，这些多么时尚、多么现代的词/像魔咒一样如影随形/坐上高速的磁悬浮列车/前进，前进，进……”现代化的大城市从某个侧面来看也是欲望之城，使人类感受到一种力透纸背的疼痛感，折射出人类的忧虑。

城市诗歌的书写者在描写城市的过程中，显豁地表达出城市带给人类巨大的无奈和悲悯。但是，诗人并未简单地将城市的负能量无限放大为反对城市文明的借口，也没有将城市作为反对人类文明的工具，更没有将自己的悲悯变成对城市文明和现代性进行道德谴责和理性审判的筹码，他们对城市伤疤的揭示是基于诗人对那些弱势者的同情和诗人良知的觉醒，因此，这些城市诗歌更能触动人心，感人至深。

(摘编自邱志武《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城市诗歌》）

①“文如其人”是中国非常流行且流传历史悠久的表述，包含两种内涵：一是指文章风格与作者的道德品质相一致，风格是道德的外显。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常将道德和文章并称，认为立身和为文不可分离。一是指文章风格与作者的性格、气质、才情、学识、情感等相联系，风格是作者个性的自然流露。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西汉扬雄也在《法言·问神》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这成为后来品评书画、司法笔迹鉴定的理论依据。此后，王充、曹丕、刘勰等人也多以不同的视角和话语鲜明地标举和阐扬“文如其人”这一观念。明代冯时可在《雨航杂录》卷上说得更加不容置疑：“九奏无细响，三江无浅源，以谓文，岂率尔哉！永叔侃然而文温穆，子固介然而文典则，苏长公达而文道畅，次公恬而文澄畜，介甫矫厉而文简劲，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这就是著名的“文如其人”论断的明确出处。

②作者的个性给作品灌注了生气，作品中总要渗透着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绪、意志，总要打上作者自己人格上的印记。“文如其人”在这个意义上是值得信任的批评戒条。从主观方面而言，作品的风格就是作者在感受、体验、表现社会生活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个人特征。其中，时间是性格定型的关键因素，这种通过时间积淀下的性格特征产生的行为惯性，是短时间内无法完全改变的。文风的形成与人的性格特征的形成是一个人生活阅历实践同一进程的产物，两者互相影响，具有相关性，自然可能导致文如其人的现象。尽管作者所言之物可以饰伪，但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性。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李白敢于在皇皇朝堂之上让皇帝宠臣高力士亲手为自己脱靴，而读者在展读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人生宣言，焉能不为他的人文如一拍案叫绝？一个人既然要为文，甚至是有些难以使其文不如其人的。从总体上看，大多数作者的人品与文品是统一的。

③“文如其人”有其真理性，也有其局限性。“文以行立，行以文传”等等，都说得不错。但我们不能据此在人与文之间划等号，天真地认为文即人也。在“文如其人”一语中，这个“如”毕竟是个“模糊概念”，而不是等同。人与文之间、心与言之间并不本质地存在着同一性。有德者不必有文，有文者不必有德。或者更直接地说，文字驱遣与道德修为虽然不能说截然两途，但并非可以淆然相混的，心言分离、人文相背的现象亦复不少，两者并没有必然关系。明代大奸严嵩窃权罔利，构结祸乱，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但是他的《铃山堂集》中也不乏“晚节冰霜恒自保”这般“清峻”的诗句，俨然一副重节尚义的面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竟出自一个滥施淫威、贪赃枉法的奸相之手。这种“文行两途”的现象无疑是对“文如其人”提出了诘难，而且这一诘难是难以反驳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即使我们有一百条“文如其人”的证据，只要有一条文不如其人的证据，那么“文如其人”的论断也没法成立，亦没有办法准确地应用于历史考据学中。

（摘编自张世明《文如其人乎：人格观念与中国考据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