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艺评论的不足之处，除了缺乏秉笔直书、公道直言的实事求是精神之外，在文风上也存在诸多问题。文风是文艺评论的命脉。文风得到改进，文艺评论的生机活力才有望得以焕发，权威性、公信力才能得到彰显。文质兼美，应该成为文艺评论文风的自觉追求。

改进评论文风要贯彻实践观点，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文艺评论的源头活水是发展变化着的文艺实践。评论来自实践、作用于实践，实践是评论的生命力之源。评论工作者不仅是当下文艺实践的参与者、见证者，更是实践的学生。要紧贴当代文艺实际，置身文艺现场，与时代对文艺的要求同步，运用科学理论武器，解读文艺实践，在丰富多彩的创作中找寻话题，透过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看到文艺风潮的起伏，对创作倾向、审美思潮和消费时尚进行判断，发现规律、揭示本质，言之有物，言之成理，避免凌空蹈虚，使笔下的论述具有丰富的内涵，以富于洞察力、前瞻性和引领性的神采，给创作以启发。

改进评论文风需要激发创造性。评论和创作一样，是富于个性化和创造性的精神劳动。现在不少文艺评论读起来味同嚼蜡、暮气沉沉，就是因为缺乏创新理论与创新思维支撑，习惯于陈陈相因，缺乏独特的论点、论据和论证，导致文章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陈旧呆板、面目可憎。要使评论文风鲜活生动，活泼可亲，评论家要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善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不同现象与不同作品进行具体、个性、科学的分析，为推动文艺繁荣提供真知灼见。

改进评论文风要增强主动性针对性。目前不少评论议题缺乏主动性和问题意识，评论家匆忙上阵、依赖惯性、被动应付较为普遍，导致很多评论文章陈词滥调、言不及义。文风的鲜活灵动，必然来自主动性和针对性。优秀的评论家要做时代文艺发展敏感的雷达，当代最新文艺佳作的发现者、推荐者。好的文艺评论往往有较强的问题意识，敏于反应、率先发声，善于主动设置议题，要自觉保持对新人新作品的热情关注，敢于主动围绕焦点热点旗帜鲜明地发声，深刻揭示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

质而无文，其行不远。文而无质，其行不久。好文风有门槛，并非一蹴而就，只有认真对待文字，勤于钻研、学习和实践，才有望入其门径。而且，这种学习不只是写作技法上的，更要提高文章之外的多种修养。评论家应融科学与艺术、智慧与美感于一体，论理讲美，文质彬彬，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评论。

文风体现学风作风。文字的背后是学养、品格和境界，好的评论往往是评论家发自内心的赏识、理解或感奋。文艺评论需要拥有对文艺实践和文艺创作的同理心。评论家要以护花使者和同路人的心态，认真体悟创作甘苦，潜心研读各类作品，才能言之有理、以理服人。要倡导评论贴近群众，以更多风格质朴，短、实、新的评论，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促进文艺健康发展。

（摘编自梁鸿鹰《倡导文质兼美、神采奕奕的文艺评论》）

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创新，承载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交流的智慧与情感。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入人心，作为中华文明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丝路文化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和更重要的地位。从历史来看，丝绸之路存在时间长达2000年，涉及陆路与海路，是地球上路线最长、地理最复杂的交通路线网。丝路为我们带来了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财富与文化启迪。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中国》一书中使用“丝绸之路”的词语。自此，这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大道以这一美丽的名字，被镌刻进历史的书卷中并广泛运用。丝绸之路起始于中国，早期主要是为方便沿途各国互通有无，到唐代达到鼎盛。无数商贾携带香料、药物等来到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远销海外。在唐朝中期以前，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首选，郑和下西洋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人们在这条路上通商、旅行、互动，推动物质交流丰富性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交流的多样性。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西方的天文、历法、医药陆续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技术也从这里开始走向世界。

作为多种文化的混合体，丝路文化依托于文化交流的实际过程，产生了一系列文化交融的成果。首先，它本身就是文人墨客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不论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感慨，还是木卡姆乐的悠扬，都让人们对丝路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几千年来，行走于丝路上的各色人等以及其所经历的悲欢离合，通过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各种艺术形式记录下来。以骑毛驴的阿凡提为例，他机智幽默、爱打抱不平的形象原型可以在中亚、中东乃至东欧的文艺作品中找到。尽管在不同文化里他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和特征，故事也各有发展和特色；但其根源都来自丝路。

在历史洪流中，丝绸之路不但没有随时间消失，反而一次次焕发出新光彩。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丝绸之路研究计划”，并将丝绸之路称为“对话之路”。2014年6月，由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一天山廊道的路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线路上，文化在交融中创新传播的见证处处可见：陕西省彬县大佛寺，石窟用阿弥陀佛取代释迦牟尼形象，展现了佛教东传至中原后的中国化；新疆吐鲁番的高昌故城展现城市文化、建筑技术、多种宗教和多民族文化在吐鲁番盆地的交流传播；吉尔吉斯斯坦的新城则融合突厥、印度、采特和中国文化，记录了那段辉煌的丝路岁月。

丝绸之路上，各种文明之间相互吸引、文化共生：丝路跨越不同国家地区，跨越不同宗教和种族，跨越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打通了文明交融的通道；而兼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中华文明，不断吸取外部世界的文明元素，内化为自身发展的强大生命力，让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了解中国故事，为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合作与交融谱写新的篇章。

（摘编自李冰《丝路文化的历史传承》）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官学下移是推进先秦儒家君子观念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私学并没有完全抛弃官学的教育理念、目的和方式，二者紧密相关，“君子”是联结二者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

这里所谓的官学，是指周王朝以法律形式颁布的教育制度。官学受教育的对象主体是贵族子弟，也包含平民百姓。官学主要以《诗》《书》《礼乐》为教授内容。官学的教授内容与孔子开创的私学之教并非没有关联，孔子传授七十二子之徒“礼乐之教”，都说明私学和官学的共通性。官学的目的并非单纯的普及教育，更重要的是“选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周礼》）“选士”制度促进了人才培养，为周王朝的行政体系提供了人才保障，同时也促进了民间“兴贤”“兴能”良好风气的形成。但官学随着周室的东迁而逐渐没落，春秋时期官学已经严重失能。

至孔子时代，官学失能现象愈演愈烈，《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孔子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而私学的兴起延续了官学职能，先秦儒家君子观念正是在这一局势下，经由孔子的大力推动得以发展的。孔子大力提倡私学，主张君子“文”“质”兼备，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华君子文化。不过，应该注意到，孔子的教育思想，特别是有关“君子”的培养理念，与周朝的官学有着紧密的传承关系。

首先，从培养目的来看，官学追求的“德行”“道艺”与孔子提倡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相一致。官学本身是“兴贤”之举，是为了选拔出周王朝的行政人员，所以对德行和道艺有明确要求，这从传授者必须是“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的师资要求上就能看到。重“道艺、孝悌、仁义”在官学失能后并没有彻底消失，儒家将其延续下来并使之成为自身学说的核心。孔门对德行的重视毋庸置疑，对“道艺”的重视在孔门七十二子行述中皆有体现。后世往往将“君子”视为抽象的道德概念，实则与先秦儒家理念不甚相符。

其次，从教学内容来看，官学主张“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和“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相一致。《诗》学、《礼》学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政治活动中的宴会饮酒、朝聘祭祀、诸侯盟会无不渗透着《诗》《礼》精神。

再次，从“兴贤”职能来看，官学通过“大比”之制，选贤举能使俊杰之士进入行政系统，为国家治理提供人才保障。官学下移后，士人的入仕往往借助师长的荐举得以完成，如在孔门，孔子“使漆雕开仕”（《论语·公冶长》）等。这些通过师长举荐的士人，需要得到来自师长对其“德行”与“道艺”的肯定。战国时代儒家对弟子“穗行”“道艺”要求更加严苛要求弟子言必称州“不悖师说”，否则绝无入仕之可能。

总之，周制官学注重“德行”“道艺”的培养，在周室衰微、官学下移后，这一理念并没有消失，孔子开创的私学继承了官学的核心理念。先泰儒家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并非一味凸显作为道德楷模、人格典范的君子，而是集“德行”与“道艺”于一体的贤士。

（摘编自马爱菊《官学下移与君子“文质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