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史的幻象世界（节选）

赵建军

发掘和阐释中国美学史的逻辑本质，要找到合适而恰切的概念维度，这个概念要具备如下条件：作为单词它必须是多音节的，以单字为词，不便于进行现代阐释和学术的理解、交流；作为该概念组合词的构成词素，必须是源自中国本土且能够作为独立词语表达意涵的；最好在世界上能够寻到对应性的词语，其涵意可以各表所指，但所指却具有相通性，这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对中国美学史的阐释逻辑进行考量。综此几点，我们认为，“幻象”一词很适合用来描述中国美学史的发展逻辑。“幻”和“象”均植根于本土文化，在原始巫文化中便用到它们，以后都纳入美学史的阐释系统。其中的“幻”字，在巫文化中“巫师”便被称为“幻人”。《说文解字》解释“幻”为“不肖”，指通过“变化”、“变幻”性操作实现造生和化成（教化）之意。至于“象”字，渊源甚古，原始图腾和巫术皆为对“象”的文化操作。由物象而生图象、意象，最早的成果就是《周易》中的“卦象”。“卦象”可以理解为综合“天象”（天文）、地象（地文）而成的人化之象（人文）。美学是人文造化的产物，中国美学应当是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观念和审美经验诠释系统，而最初形成的“卦象”，蕴含有中国美学的逻辑因子和理论模型。“幻象”作为组合词，其构成“词素”的逻辑蕴涵却异常丰富，形成系统，这就为开掘该词的美学蕴涵，基于现代视野赋予逻辑蕴值提供了可能空间。西方美学和佛教美学中也有对应于“幻象”的相应词语，英语的“幻象”写作illusion，梵语的幻象写为māyā，它们与中国传统美学对“幻象”的“不肖”、“恍惚变幻”有某种相通，但由于分属不同的话语系统，中国美学史的幻象逻辑所表达的独特蕴涵，可以通过中西语境中的差异比照，得到更深入的发现和揭示。

就根本方面来说，幻象逻辑是揭示中国美学史深层本质的一个十分合适的维度。从词面上说，中国传统美学对“象”的理解都是“幻”的。这个“幻”在三个层面上离开了实然物象：一是仰观俯察，以意取象，所谓“散点透视”即指对外在物象的主观化意念截取；二是“象”是操作对象，也是意念表达的载体，意念性的“象”，表面上看似乎感性色彩充分，其实已然“形而上”了，理智化了；三是舍象求意，意为象外的审美韵致，这一点使“象”更进一步远离了实物物象。反过来，从“象”这一面来理解，则“象”包含了一切美的感性存在。在主体意念化的操作过程中，对“象”的感受和认知，自始至终保持着“象”的感性特质，在主体直觉的统摄下，它呈现为感性特质、内在品性的意念双向性展开，让动与静、大而小、逝与返、曲与直、刚与柔等对立性涵义，借助“象”的互训互成得以确立。基于此，中国美学以意念对外在的数、景、象、境的感遇为先导，通过意念上的扩张性发散，形成强烈的主体感悟氛围，进而生成对“象”的感悟性立意，所谓直觉性质的幻象生成便由此得以成立。依此轨迹，美的幻象似乎无所不在，不仅主体精神的外化，由意念性的目标扩散至无垠的宇宙，而且宇宙万象也借助主体意念内化为心性直觉和审美意象，生成跳脱于境遇或景象外的审美感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美学史的“幻象”与“幻觉”始终是现时性的在场，美始终是因感而悟，因悟及意。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长城文化底蕴深厚。只有真正理解长城文化的历史价值与新时代意义，才能发自肺腑、身体力行地去热爱长城、保护长城。

人类文明诞生至今，始终面临着三大问题：生存、秩序和传承发展。长城的出现和存在，与此密切相关。生存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本。作为我国古代一项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长城的修筑，最初的动力便是解决生存和安全问题。

秩序是一个永恒追求。农耕和游牧，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经济类型，彼此有着强烈的冲突和互补。资源互换，通常有抢夺、贸易这两种方式。如果抢夺成为一种常态，战争就会越来越多。长城的修筑，构建了良好的秩序。农耕民族在长城里面种地，游牧民族在长城外面放牧，二者通过长城成千上万的关口来进行贸易。这样，就有效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社会进步。由此可见，修筑长城时，垒起坚固的城墙，封闭是手段，交流是目的。

传承发展才能走向未来。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这样一种辩证关系，耐人寻味。几千年来，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是在这样的碰撞、融合中发展进步的。修筑长城，体现了对长城之外生活族群的承认，代表着一种共存共生、融合发展的关系。长城内外，是独立存在、相互依赖的一个整体。长城，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这一文化情结的表达。长城的每一块砌砖、每一块垒石上，都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和平愿望。多元利益平衡基础上的一体利益最大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人类的发展，也应当以多元利益平衡基础上的一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城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如何让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并且造福社会？首先，要把长城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在国家层面上积极推广，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理清了文化的根、生命的源，爱国就变得自然而然、发自肺腑了。长城，应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其次，要把长城保护落到实处。排除长城险情，保护其完整性、真实性和历史风貌，通过修缮防止墙体继续坍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历史信息。换言之，长城修缮应以现状保护和最小干预为原则。长城保护的形势，总体来说是越来越好，但与客观需要相比，我们的重视和努力还远远不够，除了加速培养专业人员，还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支持及参与，如让祖祖辈辈生活在长城脚下的农民，能够因为长城保护和利用而受益，过上更好的生活。除此之外，还要把长城旅游做实，把长城故事讲好，尽可能将长城的文化内涵挖掘出来。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很艰难、很繁重，但也迫切需要！

（摘编自董耀会《长城文化的历史价值与新时代意义》）

材料二：

长城，巍峨峻拔，气势磅礴，纵横十万余里，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历史结晶，表现了伟大的民族创造力，是世界历史文化奇迹。长城，穿越时空，历经沧桑，上下两千余年，见证和伴随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更替和荣辱变迁。要想研究长城文化，必须关注和回答一些问题，有人说长城是封闭、保守的象征，那么中华民族为何持续两千多年不断地修筑长城？只有读懂长城，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读懂中国。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长城成为中华各民族不断碰撞、交流和融合的地带。长城以北，主要是以从事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长城以南，主要以农耕民族为主，二者以长城为纽带，共同创造演绎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长城在进一步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往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军出击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沿河西走廊修筑长城，设置敦煌等河西四郡，汉宣帝又设置西域都护等，这些措施进一步保障了丝路贸易交往的安全，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方面的进一步交流和发展。

围绕长城，还产生了数不清的文学艺术作品。有关长城的诗词歌赋、铭记碑文、民间传说、楹联匾额、雕刻建筑等，以它们独特的内容和风格，成为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更加熠熠生辉。

长城，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重要历史载体。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今天，我们研究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就不能不研究长城文化。研究长城文化，更重要的是要弘扬其内蕴的民族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新时代，我们更加需要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长城。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的精神力量。

长城文化极为丰富，而且不断地充实着新的内容和特色。今天，我们既要努力打造夯实新时代的绿色长城，又要勇敢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为小康社会筑稳保障长城；既要着眼实现强军梦，为民族复兴筑牢钢铁长城，又要进一步推进社会公平建设，筑牢社会和谐稳定长城，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摘编自宋圭武《研究长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材料一】

新媒体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思维习惯、传播方式和交往模式。新媒体对传播时效的推进，加快了社会的整体节奏。快节奏、高效率成为新型的生活方式，新媒体的全时性特点不得不使人们时时保持一种待命状态。搜索引qíng【小题1】的出现对人们的思维习惯也带来冲击，譬如，上网搜索成为不少人解决问题的途径，因而记忆策略也发生变化，更多的选择记忆重要的信息点和信息的获取路径。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对传统传媒形式是一种解构。其话语方式更多地表现出反规则、碎片化、去中心的特点。恶搞、嘲讽、质疑权威成为新媒体中一种常见的内容风格，并且能够迅速得到追捧和传播。大量短小、碎片化的信息，正在从不同方面质疑传统话语权威，解构现有的语法规则和话语结构，但是同时新媒体也通过对不同碎片的拼接，形成一种新的立体的全景式的图景，在解构权威的同时也在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当然，传播渠道的急速扩展，也必然造成冗杂、无效的信息充斥传输媒介，降低人们参与的热情。

新型移动终端的出现、物联网等迅速发展，人与物的直接“对话”越来越常见。互联网即时通讯、视频聊天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与人的交流变成了“人——物——人”的互动，手机、电脑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新媒体给社会交往带来了方便，但在享受技术优势时，也要防止人的异化，人创造了新的传播技术，不该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控制，要防止为物所役。同时，要注意技术所带来的新的权利的不平等。技术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人的权利的延伸，个人权利的保证与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地位，以及其获取技术的难易程度相关。“技术上和理论上的平等，绝不意味着参与者事实上的平等。”

媒体形态的多元化带来的最为直接的收获就是表达渠道的扩展，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权利，都可以借助方便快捷的渠道使自己的声音被传递。但是渠道的扩展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传播效果，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如何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不仅仅是能够表达，成为新媒体带来的新挑战。同时，渠道的多元，要求传播内容的丰富和高质量，而信息相对过剩与优秀资源的稀缺，是目前的新问题。新媒体造就的趋向无限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会将人们引向精神的泯灭。一切处于矛盾中，等待着我们jué【小题2】择和妥善处理。

【材料二】

麦克卢汉在研究广告时发现，信息时代的生产中，商品本身越来越具有信息的性质，成本中相当部分用于广告预算。商品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质量，并且越来越取决于它在消费者头脑中所营造的形象。

以旅行为例，旅行的过程与其说是在欣赏新的环境，不如说是在寻找已经在媒介里获得的想象，用实物来验证自己想象中的符号。于是“世界本身成为一个博物馆，馆中的藏品是在别的媒介里曾经见过的”。

这些吉光片羽的论述，提出了电子媒介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的世界被符号化了，我们所接触的不再是世界本身，仅仅是一些象征符号。我们借助这些符号来构建起对世界的想象，建构起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比如一双耐克的球鞋，在我们眼中，它并不只是一双鞋，那个商标让我们联系到乔丹、美国、潮流——当然，它的价格也会比一般的国产球鞋贵很多，尽管它们很可能就出自于同一家工厂。我们所消费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它所象征的世界——一个建构的品牌故事。麦克卢汉提出：“技术最明显的封闭作用，是创造需求。”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进一步发挥了麦克卢汉这一思想。他提出，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拟像的世界，真与假很难区分。有时“假”的拟像甚至会比“真”的还要真。比如我们看到的体育比赛中的慢镜头，它并不是人眼在现场所看到的场面，而是一个对现实的拟仿，但是我们会认为它比真实的过程更加真实。这种拟像已经变得比真实还要逼真的现象，他将其称为“超真实”。电影《黑客帝国》就是按照这种哲学理念创作的。人们以为自己生活在花花世界，其实只不过是身上插着无数导管生活在营养液里，但是这个想象中的“母体”真实得让人流连忘返，甚至不愿面对痛苦的现实。

【材料三】

媒介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从传统的印刷媒介到不断完善的电子媒介，它们和它们承载的信息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社会个体的认同。在此意义上，媒介成为现代社会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教化主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团体、教堂来实现。而在最近的半个世纪，大众传媒越来越成为社会教化的重要手段。国外的研究表明，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的12年中，儿童要观看长达5000小时的电视节目，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在电视机前度过的时间大约18000小时，而同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只有12000小时。媒介以其无处不在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即人们很难做到真正自发地、不受媒介文化影响和媒体描述方式干预地来观察和认识世界”。媒介被称为“第二课堂”，一方面边缘化了家庭的教育角色，另一方面对体制化的学校教育形成冲击和挑战。

媒介与信息的结合导致信息的极大丰富。面对不可确知的世界，除了用制度力量对信息传播加以规范外，更重要的是提升大众本身媒介素养以自救。

所谓媒介素养是指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佩恩基金会资助的电影与青少年研究(1929—1932)已经开始关注媒介对儿童的影响。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英国开展了与电影媒介相关的课程，是全球推行媒介教育最早的国家。1933年，英国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和他的学生丹尼斯在《文化和环境：培养批评意识》一书中，首次就学校引入媒介素养教育进行了阐述。他们认为，新兴的大众传媒在商业动机的刺激下所普及的流行文化是在推销“低水平的满足”，这将误导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尤其会对青少年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因此，教育界应以系统化的课程或训练，培养青少年的媒介批判意识，使其能够辨别和抵御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澳大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将媒体素养教育作为抵制西欧和好莱坞流行文化的策略和方式，通过法令使媒介素养教育成为每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到12年级教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美国也以教授批判性的收看电视技巧为切入点，开始了媒介素养教育，并逐渐纳入教育体制。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界从1994年起，将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提上日程。

媒介素养教育的初衷和目标即是培养公众对大众媒介动作的熟悉并保持批判意识，致力于对大众媒体商业和宣传手段、技巧进行公开揭示，以此来匡时救弊。因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信息系统，并非完全自足自为，而是组织的产物，有自身的利益诉求。随着人们对媒介功能和影响的认识不断深入，现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已经由单纯抵制抗拒媒介的控制，逐渐扩展到增强对媒介认识、识别和运用能力提高的层面，即获取、分析、评价与传播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