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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在后现代文化冲击下，西方现代主义建筑被解构，呈现出碎片化、非理性化发展倾向。日本建筑师槙文彦几年前曾对西方建筑现状有过这样的描绘：五十年前，大海上行驶着一艘现代主义大船，人们争先恐后想挤上去；现在，大船没有了，海上只留下许多漂浮物。在文化发展历史上，这样一种或分或合或独领风骚的现象实属正常，但是“漂浮”特别是“任性的漂浮”却不能说是健康发展的状态。当前西方建筑价值取向分裂的现象突出，特别是当后工业社会文明和消费文化相结合，西方建筑出现了一种以语言为哲学本体、脱离建筑基本原理、追求视觉刺激的极端形式主义倾向。正像法国学者居伊·德波所说，西方开始进入“奇观的社会”，一个“外观”优于“存在”、“看起来”优于“是什么”的社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有艺术家声称，“艺术的本质在于新奇，只有作品形式能唤起人们的惊奇感，艺术才有生命力”，甚至认为“破坏性即创造性、现代性”。以此类哲学和美学观点来观察，某些西方当代艺术、先锋派建筑师的作品就不难理解了。

从目前西方建筑现状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当代建筑绝非铁板一块，虽然有些建筑师在现代主义原理基础上，又有新的探索和开拓，但是总体来看，建筑思潮碎片化、价值取向混乱现象十分突出，不少建筑学者都在试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找治疗这一痼疾的良方。因此，我们借鉴西方建筑，必须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随波逐流甚至把人家的“漂浮”作为自己的方向，实不可取。

在建筑创作中如何继承传统，历来也是建筑师挥之不去的困扰。当前，在大力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这种困扰似乎又转化为设计方案能否通过、能否拿到项目的“压力”。于是，坡屋顶、马头墙以及种种“中国元素”再次被搬了出来并加以改装，冠之以“新中式”“中国风”标签，以应对决策者或开发商。现实中，这一招往往还很有效。看到这种在历史上已经重复多次的现象，我不禁感叹：多少年来，为什么我们一讲传统就会陷入“坡屋顶”“马头墙”等形式语言的泥潭不能自拔？难道传统仅仅体现在“形式语言”上吗？

比较中西文化，我发现两种文化对语言和形式的解读大有不同。如果说西方当代建筑以“语言”为本体、特别看重形式表现的话，老庄哲学的“大象无形”“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则几乎否定形式语言的存在，之后“言以表意”“形以寄理”以及“以形写神”等等论述，则清晰地说明语言、形式乃是传神表意的手段，“意”“理”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

语言、形式既是手段，那么选择必然有多种可能。随着材料和工程技术发展，以及人们审美观念改变，建筑语言必然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不同建筑师在不同项目中设计创意不同，形式语言变化更会有无穷可能性。如果不了解这点，总是在“坡屋顶”“马头墙”上做文章，不仅会束缚建筑语言和形式创新，而且会造成新一轮“千城一面、万楼一貌”。更重要的是，这种对传统的片面理解，将妨碍中国现代建筑理论和实践发展，从而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跳脱语言、形式层面重新解读传统，从坡屋顶、马头墙以及唐服祭孔、读《弟子规》等“有形”的元素中跳脱出来，对传统文化中“无形”的“大美”，即中国文化精神给以更多关注。我们能否以“抽象继承”方式借鉴传统，同时在现代化、全球化语境下，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转换创新，形成新的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创作哲学和美学理念？我认为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年，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相对西方以分析为基础、以“语言”为本体的哲学认知，我一直试着建构以“语言”为手段、以“意境”为美学特征、以“境界”为哲学本体这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念：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建筑创作认识论、方法论和审美理想。

我们不能再拾人牙慧、跟着别人“漂浮”了，同时，也不能总是“回头看”。我们需要独立思考，需要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评价体系。对建筑创作而言，弘扬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态度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在对话和传承基础上，通过比较、转换、创新，建构有特色的、能够推动中国以至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中国现代文化。

（摘编自程泰宁《以文化自觉激发文化自信——从中国当代建筑创作谈起》）

新世纪以来的散文在写作实践、传播、接受、批评等环节皆产生重要变化，散文的航道拥有了明显的转折曲线。就散文本体的层面加以考察，“思潮的弱化”与“叙事的转向”构成新世纪以来散文的两个关键词。

散文思潮的弱化，是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较而言的。20世纪90年代对散文来说是一个触底反弹的历史时期，也是一个思潮迭出、新观念层出不穷的时代。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学者随笔、女性散文等思潮接踵而至。综合上述现象，吴秉杰将其命名为“散文时代”。韩小蕙有“太阳对着散文笑”一语，也是对这一盛况而言的。新世纪以来的散文思潮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在思潮的延展和深化方面都存在不足。这种弱性特征，在新世纪散文的两个思潮，即“新散文”与“在场主义”上表现突出。

在思潮呈现上，“新散文”在三个层面较为突出：文体探索姿态下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的彰显；刊物的跟进与丛书的发布扎实有力；声调由传统的纸媒扩展到互联网写作，其文体观念在论坛写作及博客写作中得到有力的实践。尽管有抢眼表现，“新散文”在思潮的涌动上仍然存在明显短板：理论薄弱，没有什么重要的理论主张；在时空的延展上皆有其局限性，制约着这一思潮向纵深发展。“在场主义”散文则更像是个文学事件，社会活动的色彩较为明显，因此在思潮的呈现上，名实之间存在着割裂的问题。随着“在场主义”散文奖和相关杂志的停办，这一思潮几乎已经终结。

叙事的转向涉及散文在艺术处理方式上所发生的主次换位的情况。理论界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完成对诗化模式及“形散神不散观念的清算和整理，不过，空洞的抒情在当代散文的退场，则是在新世纪完成的。叙事的转向在乡土散文、历史散文等题材领域中普遍确立，叙事成为当下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作为跨世纪的散文思潮，肇始于1998年的“新散文”在推动散文整体性的叙事转向上开启了先河。作家将经验叙事推向某种极致，这也是一种文体实验过程中矫枉过正的必然结果。他们在强调个人化的叙事过程中，借鉴了小说的复调手法、电影的镜头化叙事方式、现代话剧中语言传达的动作性，繁复的场景化叙事和大量的细节描写，建构了独具特色的叙事。总体而言，经验和事件的叙述取代了片段化、印象化的处理方式并成为主流。

“新散文”的叙事转向，在实践层面全面铺开。在更多的新锐奖项中，叙事作品占有绝对的比例。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散文为历史材料与个人感悟的结合体，那么，新世纪的历史散文有了明显去个人感悟化倾向。他们在甄别历史材料和处理历史细节上更加用心。王开岭的《一个守墓家族的背影》王充的《用破一生心》李国文的《李后主之死》等作品，对历史的勾勒往往通过惊心动魄的细节加以呈现，也就是说，叙事方面的感染力明显加强。而在乡土散文类别中，知识性、感悟性的散文随笔尽管普遍存在，但业已偏居一隅。乡土叙事作品在期刊、选本、榜单中占有了绝对的比重，一批乡土散文作者，对于各自故土的书写大多以系列形式展现出来，而场景叙事也成为这批作家常用的手段。

（摘编自刘军《叙事性赶走了空洞的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