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化的主体是儒家与道家。儒家思想有两个基本点，其一是家庭文化本位。家庭是儒家文化的生发点。儒家将整个社会、国家当成一个家来治理。儒家文化具有一个重要的管点：和合性。这种和合充满家庭的温馨。儒家文化既讲和，又讲礼。礼是制度，制度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有所区别的基础上。这个区别最重要的是上下等级区别。在家庭，有上下嫡庶的区别，在社会上有尊卑贵贱的区别。

儒家的这种思想在园林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的园林总是营造出浓浓的家庭意味。园林中的厅堂，是家庭人员聚会的场所，也是会客的地方。这里宽敞、明亮，适宜议事。家庭中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士如父母、祖父母的房，除卧室外还有会客厅，便于儿孙辈探视、问礼。天井、后花园是家庭人员公用的游戏之所，这里相对显得自由、活泼，稍多变化。园林中的回廊曲径是家庭人员相互往来、交通之途，也是欣赏园林景致的地方，它就显得变化多端，摇曳多姿。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气氛。儒家的等级思想以及由礼仪体现出来的井然法度，也从园林中处处见出。私家园林中的主要建筑物为堂，它集中呈现出宗法的森严。园林中各色人等的身份与住房的方位、大小是相应的。

其二是人生价值本位。儒家重视人生的价值。它分两个方面：一是为国家为人民为民族做一番重要贡献，其体现为做官。这一方面的价值，儒家叫“外王”；另一方面，儒家很重视个人的品德的修养，称之为“内圣”。儒家认为，修身与事功是统一的。修身是事功的基础。儒家是尚事功的，但未必任何一个儒家知识分子都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种种原因，不少儒家知识分子不得一售其志，只得退而养其身，园林则是他们暂时退隐修身的好地方。为了励志，园林的风物总是体现出一种高洁的情怀。松、竹、梅、兰、菊等植物，由傲岸的假石构成的风景，还有各种励志的楹联匾额都体现儒家特有的清高。

虽然园林处处透出儒家的气息，但主流方面还是道家崇尚自然的意味。道家崇尚的“自然”有两个含义，一是自然而然，另一是自然界。就自然而然来说，它更多地体现在造园法则上，强调“虽是人作，宛自天成”。道家多为隐士，为了体现这种隐的意味，在园林中不仅有意制造“山中无所有，岭上多白云”的意境，而且还人为地制造田园风光，取东晋大隐士陶渊明躬耕田园的意象。此外，还多从道家或具道家意味的著作中创造出一些特殊的景点，如取庄子的“濠梁观鱼”典，无锡的寄畅园有知鱼槛，颐和园有知鱼桥，苏州留因有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事。从王羲之《兰亭集序》取意，北京紫禁城的宁寿宫和承德避暑山庄都有曲水流觞亭。

从整体来看，中国园林的文化精神是儒道释兼得，而重在“道”意。这个“道”意主要是道家的“自然之道”。从本质上看，园林是退隐的精神寄托物，尽管主人不一定是道家。从儒家的审美趣味来说，园林宜雅，雅而脱俗；从道家的审美趣味来说，园林宜清，清而出尘。两者结合，当得上“清雅”二字。“清雅”可以视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品格。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古典园林的美学精神》)

柏拉图认为诗歌的灵感之一来自诗人的终极关怀，也就是“灵魂还乡”意识。这是诗人对生命本质的一种追问，是诗人超拔于现实生活之上的形而上的思索。而一部真正具有诗性的文学作品也总是离不开作家对于人生命本体、价值意义思想的倾注。因此，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诗性不仅仅体现在语言、情韵、意境这些外化的审美特征上，这种诗性还体现在作者对生命本体层面的哲学思考上。

沈从文曾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也可以说，至纯至美的人性是沈从文小说所推崇的根本。“湘西”就是人性的乌托邦。纵观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所描绘的男女总是性子单纯朴实、待人真诚善良。就比如在《边城》中，翠翠的爷爷为人撑船时，不收取财物，当船客硬把铜板散在船上时，爷爷就拿了茶叶赠予船客。在这一散一送，你推我让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便流露出来，哪怕是只有一面之缘的船夫与船客，他们心中所纠结的并不是蝇头小利，而是互相的帮助与体谅。船总顺顺也是一个极为和善之人，端午节时他让水手替了翠翠爷爷，好让这祖孙俩去河边看看热闹，休息休息；当顺顺得知两个儿子对翠翠的心意时，没有思量门当户对的问题，而是尊重儿子们与翠翠的情感，让他们公平竞争赢取翠翠的喜爱。船总顺顺作为大户家主，却如此尊重他人，全没有家族长者、乡间富绅的盛气凌人之态，具有心灵美。又如在《菜园》里，玉太太常以一副白衣素人的样貌出现在民众面前，她自食其力，勤劳能干，总是得到全城人的赞美。在沈从文的其他乡土小说中，也总是出现着冰清玉洁、自然淳朴的人物形象。

在沈从文的乡土世界中，人们虽然处于传统农业文明社会与现代文明社会交替的背景下，是社会形态下的“人”，可是，人与人连缀的关系却并不被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等一系列外在的伦理道德观念所约束，也不被现代社会金钱价值观念所左右。在这些乡土人物身上体现更多的是自然的人性，是崇尚健康自然、无拘无束、善良的、勤劳的品质。这种人性是超脱了世俗的烟火气、江湖气，乃至文人雅士的书生气的自然存在，美好地宛如神性。同时，我们也能明显感知到作者笔下的这种人性是一种普遍的、静态的、凝固的存在。这些乡土小说中的人物更像是作者建筑在至美人性之上的抽象体，整体呈现出一致的外在美、心灵美的特点。人性恒美是“湘西”民众的精神特点，也是沈从文在创作中流露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诗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