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为神州惜大儒

潘剑冰

陈寅恪，相信提到这个名字很多人都会忍不住发出一连串的惊叹号，惊叹他的大脑到底是什么材料做成的，其记忆力之强、知识面之广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对于陈寅恪的记忆力，经过口口相传，难免带上一点传奇色彩，有人说他会背唐诗十万首，又有人说他会背《十三经》。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陈寅恪堪称神人了。

与陈寅恪的记忆力配套的，则是他的学问。陈寅恪的学问不仅让凡夫俗子敬畏，就连与他比肩而立的大师都为之倾倒，其挚友吴宓称赞他为“全中国最为博学之人”，一向盛气凌人的傅斯年则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的学问，光语言一项就足以让人震惊。其弟子季羡林在研究老师早年留学德国所作的64本学习笔记本时，发现其中“专就外族和外国语言而论，数目就大得可观。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等等，算是工具语言。梵文、巴利、印度古代俗语、藏文、蒙文、西夏文、满文、新疆现代语言、新疆古代语言、伊朗古代语言、古希伯来语等等，算是研究对象语言。陈先生对于这些语言都下过深浅不同的功夫。还有一些语言，他也涉猎过，或至少注意到了，比如印地语、尼泊尔语等等”。季羡林只能以“泛滥无涯”来形容老师的语言水平。

陈寅恪的学识不仅名震国内，甚至扬威国外，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现象。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出了三个突厥碑文，各国学者加以研究，竟无人能解读。陈寅恪翻译解释之后，各国学者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的白鸟库吉研究中亚问题遇到疑难之处，写信向柏林大学某教授求救，对方复信说应请教中国的陈寅恪教授，白鸟转向陈氏，果然得到了满意的答案。白鸟库吉感叹说，如果没有陈教授的帮助，自己对这个问题可能至死不解。

令人惊异的是，陈寅恪在外留学十六年，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等欧美一流名校都转了一圈，且成就斐然，人人折服。然而最终他不仅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就连学士学位都没有。陈寅恪曾就这个问题向自己的侄子陈封雄解释道：“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我们知道，胡适前后在国外共获得三十几个博士学位，很多人对此津津乐道。不过在陈寅恪这样的“反面教材”面前，胡适那一大堆点缀脸面的博士学位似乎显得有点尴尬。

陈寅恪经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是：“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刚开始还有学生对此不信，后来大家发现陈寅恪确实做到了。

陈寅恪的这种教学境界，背后是他不为人知的辛勤劳动。很多学生都想当然地认为以陈寅恪的水平根本无须备课，其中包括季羡林。但当季羡林看到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一些信后，他就知道自己误解了陈寅恪，在信中陈寅恪屡屡提到自己备课的艰辛，如“一年以来，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精力。”“在他人，回来即可上课，弟则非休息及预备功课数日不能上课。”类似的话在陈寅恪书信中还有很多。

陈寅恪自小体弱多病，再加上后来双目失明，健康受到极大摧残。当时，陈寅恪是清华中文系、历史系合聘的教授，要在两个系同时开课。时任清华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对陈寅恪说：“您现在的身体还是比较弱的，少开一门课吧。”陈寅恪答道：“我是教书匠，不叫我开课，那怎么叫教书匠啊！”

新中国成立前夕，货币急剧贬值，即使陈寅恪这样的大教授也难以为生。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知道后，想赠陈寅恪一大笔美元。陈寅恪拒不接受，但又迫于一家几口的生计，最后决定用自己的藏书来换胡适的美元，只象征性地收了2000美元。据季羡林的看法：“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

蒋介石历来对一流的文人特别重视，历史大家、创立“食货”学派的陶希圣就被他网罗帐下，当了他的枪手撰写了《中国的命运》一书。蒋介石自比唐太宗，想找人写一本“太宗传”，他知道陈寅恪是中国治隋唐史的泰山北斗，派人拿着重金上了陈家，但是陈寅恪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1966年，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拉开了序幕。陈寅恪未能幸免于这场政治斗争。他的家中几次受到冲击，财物被红卫兵们洗劫一空。造反派为了折磨陈寅恪，以验证他惊人的记忆力为名，强迫他背诵毛主席语录，稍有差错便用铜头皮带和棍棒加以毒打。此时陈寅恪的身体已经油尽灯枯。

1969年10月7日清晨5时许，因心力衰竭，陈寅恪终于在凄风苦雨中撒手人寰。

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史学大师就这样离去了。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为好友王国维写的铭文。很多人认为名为纪念王国维，实则是陈寅恪的“夫子自道”。或许，学术上的陈寅恪可以被超越，但是，精神上的陈寅恪很难被超越。

（原文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的开头提到了士人的最高境界：“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②陈寅恪在“文革”受难的时候，其为王国维撰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铭文的纪念碑被推倒扔进清华校河，无意中竟躲过了一劫。

齐白石的吝啬与慷慨

潘建冰

齐白石是很会过日子的人，俭而近乎吝啬，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趣味横生的话柄。

齐白石自己打造了一个大柜子，吃的用的全都锁在里面，钥匙随身带着。黄永玉在自述《比我老的老头》里，谈到自己经李可染引荐、第一次拜见齐白石的情景：

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搬出来。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座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不过，很多人未必像黄永玉这样了解老人的心思，他们初来乍到，或许觉得却之不恭，只好勉为其难尝一尝。张大千就说过包括自己在内不少人在齐家吃到过“发霉的点心”。

在穿的方面，齐白石一直“从一而终”，一件衣服除非不能再穿了，否则绝不将之抛弃。他晚年经常受邀参加各种大型宴会，每次都穿着一件蓝布袍子。这是他唯一的“礼服”，多少年未曾变过。后来在九十五岁寿辰时，学生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家凑份子，给他买了一件新大褂。

画家用的画纸主要是宣纸，买回来的宣纸外边包着一张纸，叫做“纸皮”。一般的人撕开纸皮后都将其当垃圾处理掉，但老人绝不浪费，他在纸皮上勾了许多画样子，很多纸皮画都成了很珍贵的东西。除了纸皮外，老人甚至连买东西的包装纸，比如包鞋、包书、包糖食的纸都分大小留着，作为起画稿之用。

齐白石就连作画时的每一笔墨都要用到淋漓尽致，惜墨如金。白石老人非常注重墨色的运用。他用墨非常精细，总是把每一笔的墨全部用光，才会去洗笔。当画完一幅画的时候，他笔洗里的水还是清澈的。

如果你看了上面的故事，就武断地认为齐白石是一个抠门绝顶的人，那么下面的事实却又告诉我们一个截然相反的齐白石。

20世纪50年代初，黄苗子第一次跟着李可染去见齐白石，临分别时，白石老人颤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二元人民币，一人一元。黄苗子正要推辞，李可染悄悄地对他说：“这是老师的规矩，如果不要，他会生气的。”当年的一元人民币可不比当今，上世纪50年代国内一克黄金的收购价也不过三四元钱。

齐白石偶尔也会到学生的家中去走走。一次他到弟子许麟庐家，那天正好他的妻子生下了儿子小九，老人知道了很开心，马上拿出十块钱给刚出生的小孩子当见面礼，另外还拿出五块钱给保姆。还有一次，他看见许麟庐的大儿子，问：“你喜欢画吗？”许家老大说喜欢，老人又问他喜欢什么，答说青蛙，老人当场就用许麟庐的笔墨画了一张青蛙送给许家老大。

齐白石对于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从不吝惜自己的画，常常慨然相送。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齐白石所任教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被迫停办，临别时齐白石让弟子们各自说出所喜爱的花鸟虫鱼，赠每人一幅画作纪念。

对于自己的朋友和学生，齐白石从来不遮掩自己的“看家本领”。张大千的老师曾熙平时写字都躲到楼上去，非得意门生不准随侍旁观，因此即使是他的学生也没有几个能够得其真传。而白石老人作画却从不避人，对于求学的后生更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如果说画技是齐白石最值钱的东西，那么他对于这最值钱的东西恰恰是最慷慨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白石老人从来不因为钱财而出卖自己的人格。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白石老人困居被敌伪统治的北平，此后敌伪的大小头子时不时来拉拢老人，送东西、请吃饭、拉交情，甚至要求老人跟他们一起照相，或是参加盛典，这些都遭到了齐白石的严词拒绝。为了不跟他们纠缠不清，也懒得跟他们多说废话，齐白石在家门口贴了一张纸条，上写十二个大字：“白石老人心病复发，停止见客。”迫于生计，齐白石还要继续卖画，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又在大门口贴出了这样一张告白：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

黄苗子说：“在当时的北平，这张告白传遍了全城，大家把老人这份告白和程砚秋息影在西郊留须种田，坚决不给敌伪演戏的事，同样传为艺林的千秋佳话。”

（摘自《最艺术，最民国》，有删改）

齐白石出身贫寒，少年困顿，早年就是一个普通木工，直到27岁开始拜师学诗、学画，57岁时独闯北京，本以为能在北京画画谋生，但早期不顺，画作卖不出去是常有之事。60多岁后，作品方得到认可，终于卖出了好价钱。也正是由于早期的颠沛流离，加之晚年卖画是其主要谋生渠道，因此无论是卖画还是卖印，无论买家是谁，概不赊账，绝不还价。

（何暖之《大师另一面》：齐白石小气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