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毕生精力建设国家

2015年3月23日凌晨3时18分，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不幸病逝，享年92岁。对于这位现代新加坡国父的逝世，生活在新加坡的人颇感悲痛；没有李光耀，就不会有今天繁荣安定的新加坡，这是新加坡人和国际社会的共识。李光耀的离世，是当代世界一颗政治巨星的陨落。

李光耀是一位具备坚定政治决心和远大眼光，为国家与人民扶危定倾、扭转乾坤并享誉全球的华裔政治家。在短短的30多年里，他带领一个殖民地国家跻身世界一流国家行列。即使那些与他政见不同者，也认同他是一位为国家鞠躬尽瘁的领导人。

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最让人称道的特点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特别是政府部门和民事服务的反贪腐立场十分坚定，毫不妥协。自1954年创党开始，人民行动党就对人民郑重承诺，至今依然坚持，严格监督；自1959年执政以来，数十年如一日，持续不断地完善反贪腐制度，并时常警示官员不得贪污受贿，违者将依法严惩：无论涉贪者身份大小、地位高低,一概依法追究，毫无例外。

政府办事必须按照合理的制度，并且提供明确规范的条例让全民遵守，没有任何“灰色地带”让任何人有机可乘。因此,人民对政府办事方式有信心，知道没有任何例外可让人“钻空子”。这种制度不容许任何人以贿赂的手段，从有权势的亲朋好友那里得到特殊的照顾，并让人民了解到成功得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通过旁门左道达到目的。

由此，政治清廉成为新加坡的一个政治符号，而厉行反贪腐政策者正是疾“贪”如仇的李光耀，他就是廉政的标杆。他认为，反贪腐政策能成功，领导人以身作则最为关键。他曾说:“无论你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如果你假公济私，为自己和家庭敛财，你就已经堕落了。所以，伟大的领袖是那些为国家鞠躬尽瘁的人，他们从不滥用权势以自肥。只要最高领导人洁身自爱，就能铲除制度上的贪腐。”这里的“领导人”，不仅指最高领导人，也指所有公私机构的领导人。

2012年，在贪污调查局成立60周年的献词中，李光耀回忆说，当贪污情况在东亚和南亚近乎泛滥时，新加坡政府在1959年执政时就决定不会同流合污。政府加强了肃贪的法律，授予贪污调查局更大的权力。“经过这些年，我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反贪腐框架。领导人的清廉必须是无可置疑的。领导层必须秉持和部长及下属同样高标准的诚信，因为我们不容忍贪腐行径。”

现在，反贪腐已经成为新加坡社会的共识，人民都抱着零容忍的态度对待任何人、任何形式的贪腐行为。此风气的形成，应归功于李光耀不懈的努力和铁腕的反贪腐政策。

新加坡人对政府廉政保持高度信心，就连反对党和异见者也无异议，这也是执政党“长寿”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许多国家，没有管理政府经验的候选人在大选中获胜后，很快便担任总统、总理和部长之职，扛起治国重任。有些人在优秀公务员的协助下，逐步学习、实践为政之道，为国为民谋利益；而有些则违法乱纪，祸国殃民。

历经艰难困苦、引领新加坡日益发展壮大的李光耀，不愿意看到国家执政者面对同样的情况。因此，他认为，领导人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物色继任者，未雨绸缪，尽早栽培称职的接班人。他不认为，单靠经济增长就能使人民行动党连续执政50多年。这或许有帮助，却不是决定性条件。为了继续获得人民的支持，执政党必须拥有其他政党无法提供的高素质领导和治理能力。因此，每一次大选时，人民行动党都能引进品格好、能力强、忠诚度高的年轻人,使党保持充沛的活力，与时俱进，对局势的改变反应灵敏，克服突如其来的难关，领导国家安稳前进。

1990年11月18日，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中央执委会上讲话时说：“我的最大成就，便是确保政权顺利地转移给新一代的领袖。”所以，李光耀对新加坡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有计划地推行政治领导层的自我更新和提拔、栽培政治接班人，务使政治权力能在和平情况下顺利移交给足以托付重任的下一代领导人。

执政时间长达31年的李光耀在1990年11月主动卸下总理职务，由时任第一副总理的吴作栋接任。李光耀在身强体壮、思维敏锐、在国内外声誉如日中天之时功成身退，在任期未满前自愿让出至高权柄，这在世界政坛上并不多见。一位政治领袖主动放弃至高无上的权位，确实需要超人的意志和宽广的胸襟。

2006年6月，李光耀在接受记者访谈时说:“领导人必须持续不断地引进有才干、有献身精神、诚实、凡事为国家不为己的人才。假如都这么做,他们就可以带领国家攀上新的台阶。”

李光耀的引退，为新加坡执政者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即领袖人物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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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光耀，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毕业。1954 年李光耀参 与创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从 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到1990 年 11 月，李光耀一直担任新加坡总理，卸任后留在内阁担任内阁资政，继续为新加坡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余热。

(2)作为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不仅发起了反对随地吐痰、嚼口香糖、喂养鸽子的运动，还禁止乱扔垃圾、在公共场所吸烟和说粗话脏话，并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及罚款标准。他还 强烈推广了几项他最为倡导的行为：微笑、礼貌待人以及在公共厕所主动冲水。正是由于他 在指导公众行为方面所做的指令性研究，李光耀获得了 1994 年的搞笑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奖。

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他13岁游学欧美和日本，先卒业于哈佛大学，又研习于柏林大学及巴黎大学等。“求学时应该在乎知识而不该在乎文凭。”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根据自己想学的课程，知道哪所学校可以学习，便前往学习钻研，学成后又到另一所学校，留学16年，竟然未取张文凭，也无学位，但学间之深，一时无人可及。

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为专研高深学术之机关，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通才硕学”及各种学校的国学教师，对导师要求非常高。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为国学导蛳，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有点生气:“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家家数百字有价值。”陈遂被破格录用，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陈寅恪学贯中西，治学之广非常惊人，在宗教、史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尤以对中国中古史的研究闻名世界。他的课不单是学生来听，清华的许多教投都来听，他的好友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和朱自清等也都来听，因此他被称为“教授的教投”。他讲课讲到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谈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他倘有新的论文发表，必将单行本分给每个同学研读。他不欣赏问答式的笔试，倡导学生提问题、有创新，以期对史识有新理解、新发现。他至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但又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认为中国学术要坚持民族传统，要对传统文化充满自信。

陈寅恪是通过什么途径达到如此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呢?从他早年的留学笔记中可窥见一斑。他的学生季羡林先生在整理他留学德国期间的学习笔记时，发现他的笔记竞有64本之多。这还不是全部，许多笔记包括文稿都在“文革”中因抄家而遗失了。这些笔记内容之复杂，难以形容，可分为二十一类，其中仅文字就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鸽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印地文、希伯来文等。

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拒绝。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就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未春日感赋以示讽刺。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一生历经优患，遭遇世变、家变和个人病变。他先是眼盲，晚年叉膑足，在“文革”中备受摧残打击。但即使这样，他晩年还完成了共90多万字的《柳妒是别传》和《论再生錄》。在没有资料又不能涉猎其他领域的研究时，一个失明老人仅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写出这样的长篇巨制，真是让人惊叹。他用口述方式撰写《论再生缘》，对明末清初杭州女诗入陈端生所著的讲述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的悲剧故事进行评点考证;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为一个被士大夫所轻蔑、倚门卖笑的奇女子柳如是立传，赞美她在明末清初家国更迭时比五尺男儿更重家国大义的精神。书稿完成于1964年，当时陈寅恪己74岁。五年后，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毫无疑问，陈寅恪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选自《国学》，有删改)